1822年9月的一天，31岁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奔走在法国巴黎街头，欣喜异常。他挥舞着手中的纸稿，奔向法兰西科学院，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自己的哥哥：“我找到了……”据说，他还没来得及细说，就晕倒在地上了。9月27日，商博良第一次向学界展示了他的发现，10月，他的论文出版，正式宣布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此后，学界将这一事件认定为一门新的学问——埃及学诞生的标志，同时，商博良也被视为“埃及学之父”。
对于商博良与埃及学，《辞海》如此介绍：
商博良，法国埃及学家、语言学家。1822年主要依据罗塞达碑译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后主持卢浮宫埃及部。法兰西学院曾为其创设埃及学讲座。著有《古埃及语语法》《古埃及语字典》等。
埃及学，研究古代埃及及其附近地区各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和其他文化的学科，属东方学的一种。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依据罗塞达碑译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
200年来，埃及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人去埃及旅游也不是一件难事，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埃及文明，对于金字塔、法老和象形文字，也越来越熟悉。9月的一天，我们走访了上海大学文学院的郭丹彤教授，请她为我们讲述一些关于埃及学和象形文字的故事。
郭丹彤教授
（一）象形文字的破译
200年前的某一刻，对商博良来说，可能是灵光乍现、意义非凡的。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更好地去认识那个破译过程呢？譬如，为什么他要去破译，他在破译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难以克服的点，破译之后又对学界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郭丹彤：今年对于埃及学来说是个重要节点，就是埃及学创生正好200年，200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学科走向成熟，走向辉煌。我们常说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雄伟辉煌的金字塔为世人所熟知，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是埃及人的重要发明。文字是文明传承和发展的见证，千年已逝，文明已亡，而文字留下后依然能让后人了解其所思所想。确切地说，古埃及文明已经消亡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仍能有幸了解她的历史、文化，这都得益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而这个破译，离不开一个人和一块碑——商博良和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可以说，没有法国人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释读，可能就没有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整体破译，就没有埃及学的诞生。正是在准确理解各种用古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文献后，人们才逐步揭开古代埃及文明的神秘面纱，构建起那虽然遥远但却十分真实的古代埃及文明。
说到象形文字的破译，离不开一块重要的石碑——罗塞达石碑。1799年，拿破仑军队中的几个士兵在军官Bouchard的带领下在尼罗河西部支流入海口罗塞达（Rosetta）城附近修筑一个要塞（后来被称作Julien）时，发现了一块刻有三种文体的石碑，即后来著名的罗塞达石碑。根据《亚历山大条约》的第16条款，此碑于1801年起程被运往英国，并于次年2月抵达。罗塞达石碑现在就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商博良像
罗塞达石碑（左）及其复原图（右）
罗塞达石碑对于破译象形文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这块石碑不仅刻有铭刻体埃及语，而且还伴有可读的希腊语翻译，石碑上的第三种文体是世俗体埃及语，一种出现于埃及后王朝时期主要用于经济文献书写的象形文字。因此，换句话说，石碑上的三种文体事实上是两类，即埃及语和希腊语。
石碑抵达英国的20年内，欧洲学者竞相展开古埃及语的破译工作。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Akerblad）很可能是第一位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1802年，通过与希腊语译文的对比，他确定了世俗体埃及语铭文中的几个重复出现的人名即托勒密（Ptolemy），同时通过同科普特语中的相关单词的对比，他还勘定了诸如“希腊人” “神庙”，以及代词“他”和“他的”等单词。
英国人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是位著名的内科医生，可以算是对破译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第二人。他先于商博良在破译象形文字的研究浪潮中声名显赫。他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提出了椭圆框中的象形文字应该是国王名字的假说，其中Ptolemy的名字也在这种椭圆框中，并在碑文中重复出现了几次。另外他还发现世俗体埃及语中的86组符号与希腊语的相关词组等同，但是他的有关这些世俗体埃及语符号的发音是不完全准确的。
虽然杨对破译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不能被忽视，但与商博良的工作相比，其研究的重要性还略逊一筹。对于杨来说，这项工作也许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一种消遣，而商博良则对此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同时由于他精通多种文字（可以说，商博良是个语言天才，除母语法语以外，他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诸多古代东方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地区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的梵文、阿维斯陀语、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等，据说他还懂一些汉语），所以在胜任破译象形文字的程度上，显然是他更胜一筹。
商博良的破译工作突破于1822年。首先，他完全肯定了杨的关于罗塞达石碑上椭圆形王名圈中的单词就是“托勒密”（Ptolemy）的推论，并证实了杨的另一个推论：另一块方尖碑上的一个王名圈中的就是“克里奥巴特拉”（Cleopatra）。该方尖碑由班克斯（W. J. Bankes）于1815年发现于费莱岛，并于1819年连同底座一起运往英国，底座上的希腊语铭文提到了两个王名，由于其中一个王名与罗塞达石碑上的Ptolemy完全相同，据此可以推断出另一个应是Cleopatra。方尖碑Ptolemy王名中的三个符号和石碑上的完全相同，而且顺序一致，通过与希腊语对勘后，它们的读音可以被确定为p、o和l，但是两个版本中发音为t的象形文字符号（图一）却有所不同，商博良认为这两个发音符号虽然可能是同音异义字，但也并非绝对的同音字（今天前者的拉丁化转写为t，而后者的转写为d，以示区别）。此点非常重要，有助于后人了解古埃及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音。
图一
《就象形文字字母的音译写给达希尔先生的信》
1822年9月，商博良在给铭文研究会一封题为《就象形文字字母的音译写给达希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的信函中正式发表了他的发现：除了对Ptolemy和Cleopatra这两个王名进行了拼读外，他对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安东尼（Antoninus）共70余名王的名字进行了拉丁化。此时，他还没有具体阐述象形文字字符音节的内在本质，并提出，对于希腊化时期和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是否与法老时期完全一致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此后，商博良继续钻研，继而成功破译了“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两个王名，从而证明古代埃及文明早期的文字系统与其晚期当别无二致。1824年，他出版了题目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对埃及王表进行了极为准确地翻译，而且还对某些单词，词组和句子进行了翻译。1832年3月4日商博良英年早逝，只有42岁不到。从1822年发表论文到他逝世的1832年的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为埃及学的诞生和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近现代埃及学的奠基人。
（二）埃及学研究什么
由商博良到埃及学，下面就请郭老师介绍一下这门学科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经过200年的发展，目前埃及学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
郭丹彤：由于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各种古埃及文献可以解读，我们对古代埃及的了解也就更深入、更具体了。换句话说，200年的埃及学发展，也可以比作是一个古埃及文明“去污名化”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遗留地表至今的古埃及古迹和文物，比如金字塔、木乃伊、神庙等，也是一个古代埃及社会“去想象化”的过程，因为借助各种文字资料，埃及学家可以构建出一个真实的、生动的、“货真价实”的埃及文明。
古代埃及不只是只有巫术，也有真正的医学，而且它的医学也是分类非常齐全的，比如现代意义上的儿科、妇科、外科等，这些已经由许多医学纸草证实了。我相信古代埃及人的外科还是很厉害的,木乃伊的制作，其本身就像是一个外科手术般的过程，当时的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解剖学知识，并对人体结构有精准的认识，才能只通过在身体上打开的一个非常小的口子，摸黑进行操作。然后，在这个制作过程中，还有防腐、脱水的处理，这就涉及很多天然化学品的应用：从哪里采集，如何提纯，使用时与人体接触后用多少量、搁置多少时间、存储环境如何，这些现在都是可以认为是属于科学领域的认识，当时的埃及人一定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握，所以古埃及也不只有炼金术的。
古埃及不仅有占星术，还有天文学，还有发达的数学。比如金字塔的建筑，就需要有非常专业的天文学、数学、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又比如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贝尔神庙，可以让太阳光一年两次透过长长的走廊，直射到神龛中的雕像上，说明当时的人已经具备充分的天文地理知识。
所以说，埃及学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而逐渐壮大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包罗万象，从古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到古埃及人日常生活的综合性学科，它既包括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还有建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而这其中，考古学则是基础。可以说，埃及学是一门建立于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学问。埃及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99%以上的文献资料，都可以叫做“出土”文献，都离不开考古学者挖掘和研究。所以说呢，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考古学，就没有埃及学。这跟中国文明的历史研究不同，中国的文献有很大一部分是传世文献，而埃及的文献资料，比如金字塔铭文、纸草、神庙中的碑刻等，基本都可以算是考古学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早期的埃及学家，大多数也都是考古学家。比如，美国埃及学的奠基人、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创始人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 1865—1935）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他也是图坦卡蒙墓发掘的重要支持者（顺便说一下，今年恰逢该墓发掘出土100周年）。即便是商博良本人，也在他后来担任法国卢浮宫埃及文物馆馆长时，于1828年率领考古工作队前往埃及考察，不仅收获颇丰，同时也对他后来的埃及象形文字研究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布雷斯特德1906年在阿布辛贝尔神庙前
布雷斯特德著《埃及古文献》卷1扉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6—1907；中西书局 2017 年影印）
然后埃及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语言学，前面提到的商博良与罗塞达石碑的破译便是最好的例证。今天，研究象形文字的学者已经深入细化到研究古代埃及方言的领域了。乍一听，似乎很难理解，古代埃及语作为一种“死语言”，又怎么能研究它的地方发音呢？但是，如今的埃及学者是可以通过古代埃及不同时期的语法变化来研究。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埃及文明是沿着尼罗河南北分布的，在这样一个狭长地带，埃及人的口音不可能完全统一的。北部的人靠近地中海，说话可能就有“海风”的味道，南部的人可能就带有“红土地”的味道，他们和中部孟菲斯的人，可能就是不一样的。这些细致的研究，完全可以通过在各个地方挖掘发现的文物文献来分析。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二十年以来，各种学科介入埃及学，交叉研究兴盛不衰。所以，就埃及学的发展趋势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新技术的应用与埃及学的信息化和考古技术的新发展。比如，埃及文化与自然遗产档案中心（The Center for Document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简称CULTNAT）与多个国家和组织共同合作，保护和记录埃及众多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尝试利用高科技手段向人们展示古代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将前人的智慧流传下去。又比如，各地科研机构、博物馆对各种文物开展三维成像建模，对包括金字塔、神庙在内的各种地面遗址的全息扫描，对木乃伊的X光、核磁共振检测，等等。此外，以收集整理原始文献、学术著作为主的文献数据库项目也方兴未艾，英国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John Baines主持的埃及学文献数据库（The Online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简称OEB），自2009年立项以来，已经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全面的埃及学专业文献搜索网站，也是我们平时研究时最经常利用的数据库。总之，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埃及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埃及考古学、文献研究）。
二是埃及学研究领域自身的拓展。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埃及学研究开始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传统领域逐步向社会史、物质史等新兴领域拓展。从王室成员的遗传疾病到古代埃及妇女、儿童的生活，从新王国时期的边境军事补给政策到尼罗河在古埃及国家形成和对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等，现代学者对于古埃及社会的研究几乎涉及了古代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埃及学研究中的“古代埃及”，其历史时期的下限也在不断拓展。前面提到的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他编著的五卷本《埃及古文献》中，文献收集到第26王朝为止——那是他认为的古代埃及历史的时间下限。今天的埃及学研究早已下探到第31王朝——波斯第二次征服的第31王朝（第27王朝是波斯王国的第一次征服），希腊化的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也都进入了埃及学家的研究视野。比如，关于恺撒和埃及艳后的故事，以往可能是以研究希腊、罗马为主的古典学家的关注点，而现在，埃及学的学者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并从古代埃及衰落的视角出发，继续研究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
三是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除了新技术给埃及学研究带来的变革，古埃及文物保护也是当今埃及学家所面临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经历了埃及国内的动荡之后，如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来保护现有遗迹、追讨丢失藏品、修复受损文物等都成为全世界埃及学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埃及文明不仅仅属于埃及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财富，我们都有义务来保护它。
（三）埃及学与我
这些年来，郭老师一直有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专著出版，让中国的读者不出家门也能接触到“第一手”的埃及文明。值此埃及学200年之际，能否和大家谈谈您从事埃及学的心路历程、您目前的研究重点以及未来的一些打算？
郭丹彤：我们都知道，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于1985年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古典所”），同时设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班，这个研究班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招收本科生。1989年我正好大学三年级，从那时起，便进入古典所，开启了埃及学的学习，后来又继续在古典所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前后一共八年。
当时的古典所分为4个研究方向：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和赫梯学，我选了埃及学。对我来说，世界古代史只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了一点，印象中那个课程多半都是希腊、罗马的相关内容，相对而言，对埃及、两河流域等我们都比较陌生。所以大家一般选古典学，也就是希腊、罗马的比较多，我想我就选一个学的人少一点的，那么在比较赫梯学、埃及学、亚述学之后，我好像就对金字塔感觉很好。有意思的是，当时给我们作学科介绍的分别有四名外教，我就觉得介绍埃及学的外教是很温和的一个人，记得当时他说：“你们知道金字塔是怎么建造的吗？”——他正好也是以金字塔为切入点。另外，他还画了几个象形文字符号，象形文字的特点，或者说魅力就是，写鸟就是鸟，写人就是人，我觉得这个文字太神奇、太可爱了，所以最后我就决定学埃及学了。就这样，当时像是一个开玩笑般的决定，却最终成了我一生的饭碗。从1989年到现在，大概有33年的时间，一直没有中断过埃及学的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以后，角色发生了转换，但是学习和研究所面对的学科，始终没有变过。
在学习埃及学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学习语言开始，学中埃及语、新埃及语、祭司体埃及语、科普特语，等等。林先生当时创立古典所，设立埃及学这个学科，聘外国专家给我们上课，他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从古文字入手。1984年，三老（林志纯教授、周谷城教授、吴于廑教授）上书教育部希望创立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时候，林先生特别强调中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亟待填补空白，他尤其指出埃及学、亚述学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是太陌生的学科。而学象形文字，就等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去学甲骨文、金文，如果不会甲骨文、金文，怎么搞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呢？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国内外作埃及学研究的环境，和我们之前相比已经好得很多了。我记得当时要是研究一些课题，写一篇文章，就要花很多时间在古典所资料室找期刊杂志，找学术著作、文献资料，最令人头痛的就是，你想要的资料就是找不到，比如有的期刊杂志，可能就是前一期、后一期都有，偏偏就中间你想看的这期没有，特别让人上火。现在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所以说现在的研究环境确实好很多了。
从进入古典所到博士毕业，这八年的埃及学学习让我深感掌握古代埃及语、释读古代埃及语文献对埃及学研究、对埃及文明的研究的重要性。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也没有大小之别，文明之间要进行交流，要互相借鉴。反过来说，你要研究这个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你得知道埃及文明是什么样的，那么要知道埃及文明什么样，你不掌握古埃及的文字也是不行的。但是在国内，能够有机会像我这么幸运系统学习古代埃及语的学生和学者毕竟是少数，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个埃及的象形文字文献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埃及文明，为中国学生和学者学习、研究古代埃及文明提供可靠的一手资料——这也是我现在把它作为自己埃及学研究的主攻方向的一个初衷吧。
博士毕业之后，我也一直在讲授象形文字的课程，除了希望更多的学生能掌握这门独特的语言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古埃及语是一种“死语言”，象形文字是一种“死文字”，如果我要是不开这门课的话，我自己的遗忘率也会很高，古埃及象形文字单单是字符（相当于英文中的字母吧）就有700多个，我怕如果几年不教，其中很多基本上就忘了。所以说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强迫自己不要把这门语言忘了，因为毕竟平时生活很少能接触埃及文明和象形文字，所以我就是通过讲授象形文字，带着学生研读古埃及语文献，来巩固自己对这门语言的理解。同时，我也会把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学生们分享，分享中国人在学习象形文字时独有的思维方式。前面我们说到埃及学之父商博良，他是法国人，他笔下的古埃及语语法规则很自然地是使用本国的语言去理解、去类比、去构建。此后的200年间，法国、德国、英国、美国都有许多一流的学者不断在商博良的基础上推进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理解，那他们写的语法书，自然也都是法语的、德语的、英语的。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学习这些又古又外的语法，肯定特别吃力。有些内容，比如动词的各种用法，对于西方的学生来说不是很难理解（对他们来说，可能英语、法语、德语中，有一种语言是母语，另一种是第二外语，甚至很多人三门语言都能熟练掌握），然而对中国学生来说就特别抽象，不好理解。也不是说我们在学习埃及语上没有优势，但毕竟时间精力有限，为了学习古代埃及语而先花时间掌握英语、法语、德语，这样操作的可行性毕竟不大。所以，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将埃及象形文字的文献直接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学生，以及对学习埃及语有兴趣的读者，能够以最快捷的方式进入到埃及象形文字的世界之中，最直接地接触到古埃及文明，进而可以更快地投入到埃及学研究之中。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不断地积累各种文献，进行拉丁文的转写和中文的翻译注释，然后再带动更多的学生也加入进来，既把它作为掌握古代埃及语的学习、锻炼，也为中国埃及学在文献积累上的厚积薄发贡献一点绵薄之力。2015年，经过多年收集整理的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的一项重要成果——1120页共计145万字的三卷本《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书将古代埃及原始文献分为王室文献、自传体铭文、宗教文献、科技文献、教谕文献、诗歌和故事等七大类，其中的前四类被归于实用性文献，后三类则被归于非实用性文献，也即文学作品；而实用性文献中的前两类则被归于历史文献。尽管这套书对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的收录较为全面，但是它却有一个遗漏，或者说是遗憾，那就是没有将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类行政文献收录其中，这是因为行政文献过于庞杂而零散，不适合与其他文献一起被收录到一套书中。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对行政文献的整理和译注便成为我近年来的主要工作。
幸运的是，我的工作相继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重大项目的立项。2021年，行政文献中的第一种——《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上下卷，以下简称“《经济译注》”）顺利地由中西书局出版。《经济译注》中的文献选择有两个特点。第一，体裁齐全。新王国时期重要经济文献基本“应收尽收”，地域上从尼罗河三角洲直至埃及南疆，时间上从强盛的第十八王朝到没落的第二十王朝，均有代表文献入选。第二，学术性与趣味性兼顾。经济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所选文献中有诸多案例读来十分生动有趣。通过阅读，你可以了解到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分配体系和货币体系，他们的财富观念、遗产分配原则、经济纠纷的约定和处理，等等。《经济译注》在译文与注释上也颇多着力。译文上，在坚持与象形文字对译原则下，结合中文行文习惯对遣词造句作严格梳理，力求信达雅；在注释上，对于生疏或罕见的概念、难于理解的专有名词以及学者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一般都出注详细解释。
此外，《经济译注》还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象形文字的转录工作。书中所选79篇原始文献一般写于陶石片（ostraca）或纸草（papyrus）上，其文字大多是世俗体，对初学者或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较为困难，因此，我们使用轮廓清晰、风格统一的国际通用的铭刻体埃及语文字（Hieroglyphic Egyptian）进行转录，凡是原文献用红笔写就的部分，书中转录时也用红色标出，最直接、最大限度地为读者呈现原始文献的样貌。
二是科学严谨的标注、索引。学习古埃及语的一大难点是专有名词之多，比如神名、人名、地名、官职名等，而人名中单单一位国王的王名又可细分出五六种，地名中有州有城，还有各种神庙，等等，诸如此类的专有名词出现频率极高，容易导致读者不恰当地断句或理解，极容易造成干扰。因此，本书借鉴了中文古籍整理的经验，在译文中用不同的专名线对专有名词进行标注，令读者有一种一目了然的直观感受，在书末编排专有名词分类索引表，方便读者在正文中查检。此外，同类西文译注著作中的行号、节号，本书中不仅同样采用，而且做到转录、转写、译文中三者同步标示。总之，本书的整理方法正是体现了“中西合璧”和多种文明的交流互鉴，诸多举措都是第一次尝试，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使用方便的同时，守正创新，不断改善。
一切过往都是序章。这套书只是我们对古代埃及原始文献进行分类整理研究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将对法律文献、外交文献和战争文献进行整理、归纳、翻译和注释。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古埃及文献的出版，让古老的象形文字重生在新世纪的出版物中的同时，更能够拉近国内读者与学者接触、了解、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距离，也欢迎更多的同道者、同好者能加入其中。
无论是三卷本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还是两卷本《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抑或是将要出版的《法律文献译注》《战争文献译注》和《外交文献译注》，我们最初的撰写目的都是为学生、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原始文献，若要使200年前诞生于欧美的埃及学在当下的中国真正地开花结果，那么国内现有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团队，无论是数量还是研究质量，与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美国等埃及学传统研究重镇相比，还是处于起步阶段。这里，可能也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更多地撰写一些科普类书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埃及文明和埃及学，为此，我们也有计划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埃及文学故事用同样的方法整理出来，将流传于古代埃及上千年的耳熟能详的故事译介给爱好埃及文明、爱好象形文字的中国读者，让孩子们也可以看到美丽可爱的象形文字故事书……这项工作已经纳入我们的计划之中了。同时，作为埃及学研究者，整理、归纳、教授象形文字则一直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因此，我也已经着手整理自己20多年的教学经验，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让学习埃及学的中国学生和爱好古代埃及文明的读者朋友，读到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埃及语实用语法教程》，让他们更方便、更容易地进入埃及象形文字的世界，让他们具备一定的或基础的释读古代埃及语文献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了解、认识古代埃及文明。我想，当他们了解了一些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文明后，再去到埃及，站在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庙和金字塔下的时候，那种感受一定会是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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