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与“翠微”中的……风雨沧桑

《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徐俊著，中华书局，2021年12月版，492页，88.00元

近日读徐俊先生《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12月），深有感触。作者自1983年起任职于中华书局，历任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及中国出版协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与许多学者交谊甚厚，是中华书局此期历史的亲历者。作者通过对中华书局原始档案、往还信札的梳理，挖掘出许多经典史籍出版背后的尘封旧事，以温暖细腻的笔触，缕述书局此期之历史细节如数家珍，论学者风范行谊又极为鲜活，勾勒了陈寅恪、郑天挺、钱锺书、启功、周一良、张政烺、何兹全、田余庆、王仲闻、宋云彬、周振甫、傅璇琮等诸多前辈学者的群像。全书读来，温煦中不乏深度，诚如程毅中先生在“序”中所言，正是由于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对文献的敬畏，对前贤的追慕，驱使他写出了这些充满热情的文章。（序，第2页）他并且认为本书中的文章已成为中华书局局史积累的史源文献，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史料的一个部分。因此该书以“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为副标题，并不是自我夸张。（序，第6页）

徐俊自2006年开始担当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重任，相关的编辑史料的整理与考证是该书中多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关于“二十四史”整理工程与时代的关系，程序中有一段论述说得比较平实：“‘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过程，反映了这二十年间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段历史，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气候的变化。必须考虑到，1958年点校工作启动的时候，正是推行‘大跃进’的时期，所以宋云彬点校《史记》时，上午还要为炼钢铁而劈柴。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划、计划，赶不上客观条件的变化。因此我们的工作，总会留下一些遗憾，留待后人继续修订。”（序，第3页）无论从出版史或学术史的视角来看，“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翠微”中的风雨沧桑也是珍贵的史料。

郑振铎于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倡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年2月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从1958年到1978年是“二十四史”点校史的风雨二十年，据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先生的划分，1958-1963年是以“前四史”为主的摸索阶段；1963-1966年是外地学者到北京翠微路中华书局集中校史的阶段；最后是1971-1978年的在王府井集中校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竟然还有过可能不到一年的校史阶段，但是作者指出，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的干扰和影响，1967年的点校成果基本没有在后来完成的点校本中呈现。所谓的影响，例如为了体现“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有老先生就提出遇到讲农民起义的地方，也要提行分段，就像帝王纪事一样。（437页）在书中所述的档案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调外地学者进京的各种生活细节，如1963年10月中华书局向北京市海淀区粮食局申请给第一批到翠微路校史的老先生们增加大米的公函，又如翠微校史时期点校组里有位秘书马绪传先生，由他每半个月向局里提交一份详细记录每一位校史先生的日常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反映的问题的汇报。

在程毅中先生的“序”和该书作者的文章中都谈到了所参与过或所了解的“内部发行”，颇有史料价值。研究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出版史，“内部发行”的确是一个重要议题。资深编辑沈展云兄的大著《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10月）是一部难得的融学术与思想于一炉的“书话”，所研究的“皮书”就是六七十年代“内部发行”的外国社会科学与文学著作，出版单位主要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北京的商务、三联、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单位。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雷延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是很重要的一部文学书籍。其实在“皮书”淡出读书人视线很久之后，“内部发行”仍有出现。在七十年代后期，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在社会上也可以想办法买到。1978 年初春，我在公社招生办拿到华师历史系的录取通知后，马上回广州买书。凭着一张购买省文史资料的购书卡，在广州北京路工具书店的二楼买到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历史学著作，如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上、下，三联，1978年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全三册，商务，1973年）、《印度通史》（全四册，商务，1973年）、P.E.N.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1976年）、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1977年）、伊萨特·阿尔-努斯等《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三联，1974年）、埃·邦儒尔等《瑞士简史》（上、下，江苏人民，1974年）等。实际上即便在今天，像中非史、西非史、叙利亚史等等这些国别史都是极为专门的，在号称学术繁荣的今天大概也不会有很多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些书。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内部发行”书籍的“经济账”是怎么算的，程毅中先生的“序”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记得1973年初……要出《昭明文选》和《词综》、‘五朝诗别裁’等书，先由‘出版口’打报告请示，准备印了内部发行。周总理也曾批示：不论是不是内部发行，都要照价付钱（大意）。我领悟到，当时许多内部发行的书，都是出版社无偿送阅的样书，数量不少。周总理体谅到出版社的成本负担，才特加了这样的批示。”（序，第4页）这说明即便是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经济账还是要算的。

程先生还谈到了编书的速度与发行的时间节点的一些例子。例如在1959年接受了编辑《海瑞集》的任务，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过问此事，由于校勘、标点、辑佚的整理工作和屡次统版改版，拖延到了1962年底才出书。又如1962年3月，周扬曾指示要出老专家过去的论文集和专著，周一良的论文集是其中一本。但是因误了时机，到1964年就没有公开发行了。1961年，周扬写了一个条子要出徐文长、汤显祖、郑板桥的集子，程先生接受了编《徐渭集》的任务。因一再改版，拖延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压到1983年才印出来。这一拖延就是二十年。1973年程先生又接受了中央交办的重印《昭明文选》的任务，不敢排印，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居然被批准了。当时乘机多印了一些，内部卖给曹道衡、袁行霈等专家学者。还有“内部发行”的另一种景观，程先生谈到了内部编书的一次重要经历：“1976年，大概是5月份，出版口下达命令，毛主席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华、商务当时合署办公，社领导动员好几位同仁加急点校，委派周振甫先生和我负责定稿发稿。这次我们不等全书定稿，分卷发排，流水作业，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文革’小组，大约送出了不到十卷。直到9月8日夜22点，我和校对科的好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不料9月9日凌晨毛主席就去世了，不知他真看到了没有？”（序，第5页）这些都是不应被时光淹没的“做书”史料。

在收入该书的文章中，作者对一些选题的出书过程有更多的考证性论述，不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本身就是重要的实证研究成果。《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一文重新梳理有关档案资料，纠正或补充了此前相关研究的论述，还原1960年代陈寅恪著作出版的旧事，也为读者认识时代语境中的陈寅恪提供了重要的出版史视角。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上编所）自1950年代末向陈氏组约《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中华也在此期收到汤一介关于出版陈寅恪散见论文的建议。到1980年代，“陈寅恪文集”七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出版。作者指出，“对比上编所和北京中华在组约陈寅恪著作同一件事上的处置方式，上编所前辈的胆识与果敢足以让我们在半个世纪后仍深怀钦敬，此外，还可以看出当时京沪两地出版环境的差异。”（61页）在北京中华前后两年的组约过程中，中大杨荣国居间联系的情况是关键问题。在认真梳理了来往信函、存档资料以及对陈、杨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徐俊得出的结论是：“杨荣国与陈寅恪本没有多少私谊和交往，所以在北京中华紧锣密鼓请示汇报做约稿准备的时候，杨荣国实际上按兵未动，既没有按照齐燕铭、金灿然的要求请示广东省委，也没有正式转达北京中华的约稿意向，甚至并不了解陈寅恪撰述和出版的计划。”“当然，这只是半个世纪后的推测，杨荣国没有来信说明其间的‘蹊跷’……”（78页）在这项北京中华“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过程中，作者讲述的有些重要细节也值得引述。其实，在汤一介之后是杨荣国在1960年8月4日的一次会议上向北京中华建议出版陈氏论文集的，他在发言中说《论再生缘》在国内只有油印本，后在香港被人别有用心地出版了。在8月22日金灿然致齐燕铭的信函中提到杨氏反映的两个问题：一是陈寅恪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二是港版《再生缘》序中说这样的书稿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因此，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之事引起中宣部、文化部许立群、周扬、齐燕铭三位副部长以及郭沫若的关注，齐燕铭对陈氏的“三要”划线批示“看内容再说”。另外，齐燕铭于1961年3月29日在金灿然关于“可否正式向陈约稿”的信后出了批示：“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注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也，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67页）《金明馆丛稿初编》于1963年3月寄交上编所，却因其中涉及的敏感问题而未能出版。在1966年3月1日中华书籍总编辑室编印的一篇可能主要依据上编所的审读意见写成的题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的政治问题》的文章中谈到对陈氏书稿的处理意见：“凡作者以自己的叙述文句论及有关涉外、诬蔑农民起义、大汉族主义和大国主义、崇外思想等处，酌加删改，或用引号以资识别；对作者所引史料，除特别严重的如征东条等须处理外，一般不予改动，但需在《出版说明》中作适当说明。如作者同意（通过中大杨荣国与之联系）进行必要的删改，则可考虑接受出版（用内部发行或在学术界征订印数后控制发行，印数要少，供学术界批判、讨论之用）。”（84页）这则短短的处理意见是满满的干货：需处理的是作者自己的叙述文句，所引述的史料除个别外一般不改动，但需有“出版说明”；除“酌加删改”之外，还可以用引号“以资识别”；出版的方式除“内部发行”之外，尚有以征订控制发行印数；目的是供批判、讨论之用。或可继续思考的是虽然未知上编所的这份审读意见是在1963年3月收到陈氏书稿之后什么时候写成的，但是总编室在1966年3月1日编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处于暴风雨即将横扫而至之时。从该处理意见中把握的尺度分寸和表述文字来看，或许正是折射一个非常敏感时刻中的学术与政治征候的转折点。

类似这样节点之间，为学术出版而默默作出奉献的王仲闻先生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学者”。他是王国维次子，幼承家学，1949年后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被打成“右派”并遭开除，后经徐调孚推荐而成为书局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他是继清编《全唐诗》之后的中华版《全唐诗》全稿审订者，后来他又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订《全宋词》。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第2页）徐俊说“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第3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宋词》增订简体本的作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

最后想起的是，程、徐二位在文章中（见“序”第6页、450页）都提到“翠微校史”之说的起源与一段佳话：“翠微校史”最早是1963年王仲荦先生等入住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时说起的，当时老先生们周末的时候会结伴去玉渊潭、陶然亭游览，有一次出游的时候，王仲荦先生提议罗继祖先生“把我们这些人画一幅图，叫《翠微校史图》”。可惜这提议没有实现，现存只有一张在陈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是“翠微校史”期间唯一最全的合影（照片见348页）。这是很感人的文史书画佳话。可惜手头没有图像资料，否则我也想画一幅《翠微校史图》，明知不自量力，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系的老学生向史学前辈致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