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不亟于酬功”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后周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利用北方契丹大军入侵的传闻，将禁军拉出开封城外，在陈桥驿发动兵变，一举夺得皇位，建立了赵宋王朝。此即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受周禅”坐上了皇位，自然得按惯例厚封重赏在兵变中立下殊勋的“佐命”功臣，但作为“定策佐命，树事建功”并与新天子“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的“居潜旧臣”赵普，仅被授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直至数年以后才擢拜宰相。对此，元史臣在《宋史·赵普传》末的“论”中称誉道：陈桥兵变以后，赵普“以佐命功”，却于“事定之后”，“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这一说法在后世颇有影响，但此说显然被赵普的官名给迷惑了，即昧于宋初政局的“不亟于酬功”之表象，而未能深悉当时那些“定策佐命”的“居潜旧臣”以较低的官职掌握着朝廷实权之史实。

陈桥兵变

唐五代制度，武将官至节度使，即可建立自己的幕府，选置僚属，称之为“开府”。旧时习用“潜龙”来比喻圣人在下位，隐而未现，所以一般也用来指喻尚未登基的天子，而天子处于“潜龙”状态时的幕府僚属，便是“居潜旧臣”。五代乱世，武人当政，但他们不知如何治国，于是搜罗了许多文人谋士作为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称谋主。此类谋主，当其所服务的藩帅登上帝位，大都成为中枢重臣，执掌朝政。所以幕府诸谋士也乐为藩帅效命。赵匡胤自官拜节度使，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幕府，当日幕僚，除赵普以外，还有文僚刘熙古、吕余庆、沈义伦等，武臣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宋太祖赵匡胤是在是月四日发动陈桥兵变，当天登上帝位；五日宣告天下；十一日，封赏参与兵变的将领官爵；二十一日，命归德节度判官刘熙古为左谏议大夫，掌书记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亳观察判官吕余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摄观察推官沈义伦为户部郎中。此外，又以都押衙李处耘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右卫将军，王仁赡为武德使，楚昭辅为军器库使。从表面上看，这些“佐命”功勋的诸幕府在“新朝”所授之官爵都不高，初看皆未有异常处，但细加分析，却是颇见其中奥妙：

如赵普所任的枢密直学士，在宋初乃是掌管国家军政的枢密院之重要职官，至宋太宗以后才逐渐演变为虚衔。枢密院始设置于唐代中叶以后，其长官由宦官担任。至唐末，朱温大诛唐宦官，开始以自己心腹出任枢密使，待其称帝建立后梁，遂改称崇政院。至后唐庄宗恢复枢密院之名，设置枢密院直学士。后唐皇帝当时任用心腹重臣郭崇韬、安重诲等为枢密使，于是“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如元初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所言：“自后唐同光以来，枢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即五代、宋初中枢实权，乃在枢密院，宰相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已。因此，后周世宗临终时，特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而待宋太祖称帝之初，虽然出于避免政局动荡，尽量争取士大夫的拥护，留用了范质等三位宰相以下的全部后周官员，但即免去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一职，实质上剥夺了他俩参与军国机要决策的实权，宰相魏仁浦虽仍兼枢密使，然亦不多过问枢密院事务，而枢密使吴廷祚向以“谨厚寡言”著称，所以枢密院实权完全掌握在低调进入枢密院的枢密直学士赵普之手。同时，以“居潜旧臣”谋主擢任枢密直学士，五代时亦有先例。如后周太祖郭威登基以后，即以其谋主、邺都留守判官王溥为左谏议大夫，充枢密院直学士，此后才擢拜宰相。故宋太祖任命赵普为枢密直学士以执掌枢密院之权，实沿袭后周之制。

与赵普情况相仿，其他“居潜旧臣”所任新官，亦都属朝廷要职。如吕余庆召拜给事中、充端明殿学士。端明殿学士亦属枢密院的重要职官。据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后唐明宗“既不知书”，而心腹枢密使安重诲又为“武人”，所以在宰相的建议下始设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载，其人在朝堂上班位仅在“枢密使之后”。虽同属枢密院职事官，但与枢密直学士稍异，端明殿学士偏重于“备顾问”，所以吕余庆随即出掌俗称“南衙”的开封府。不久，宋太祖分别统军亲征潞州、扬州叛军，都命吕余庆出任东京副留守，镇守汴京开封城根本之地。

另外两位幕府文职成员，刘熙古被召任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沈义伦官户部郎中。北宋前期官制以官（寄禄官）、职、差遣分离为其特色，但在宋初，官与差遣尚未如此后那样截然分离，当时掌管朝廷财权的三司尚未建立，所以沈义伦出任郎中之户部，乃掌朝廷钱粮之所在，故户部郎中属于实职。又当时赵宋政权所能控御的疆域四边，北为强敌契丹与其属国北汉，西南为占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南在长江一线与南唐、荆湖相距，仅有东边今山东地区可说是宋之大后方，而青州（今山东益都）乃东疆重镇，宋太祖特命刘熙古出镇青州，可见其对昔日幕僚的倚重。

宋初，枢密承旨亦为枢密院的重要职事官，但一般由武臣担任；军器库，乃朝廷武库之所系。武德使乃武德司长官。武德司，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改为皇城司，史称其“掌皇城管钥、木契及命妇朝参显承殿内取索事”。武德司兵卒还有负有“廉察”官吏之责。据《文献通考·职官考》载，皇城司有“亲从官数千人”，但并不属殿前司管辖，“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即由此达到使宿卫皇宫、天子的殿前司、武德司（皇城司）互相牵制、抗衡的目的。宋太祖任命其武职幕僚李处耘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王仁赡为武德使、楚昭辅为军器库使，可见其用人之深意。

由此，宋太祖在不改变原来机构和撤换原有官员的情况下，虽表面上“不亟于酬功”，然通过将心腹“居潜旧臣”放入朝廷各处关键要害部门任职，以较低的官职执掌实际职权，从而平稳地构建起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中央权力中枢，并初步奠定了赵宋王朝在都城开封内外的统治。

由此，后周三相范质、王溥和魏仁辅虽仍被新朝所留用，但已被悄悄挤出中枢决策机构，而主要处置国家行政事务。不过，作为被留用的前朝宰相，自然经常会遇到尴尬之事，那些成功拥戴新天子登基的开国功臣们，并不太将范质等宰相放在眼里。如在陈桥兵变后进入开封城时杀死韩通的禁军将校王彦升，此时任京城巡检，有一次趁夜间巡逻之机，闯入宰相王溥家中，说是欲求“一醉”，而其“意在求货”。虽然宋太祖获知此事后，立即将王彦升贬官赶出了京城，但此一事件对这些后周旧臣带来的心理冲击恐怕是很难轻易消磨掉的。

宋太祖赵匡胤

而且，宋太祖虽然表面上对范质等人礼遇有加，但实质上还是怀有戒心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范）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禀呈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即在唐五代时，宰相至朝堂上面见天子议论国家大政，天子必定命其坐下商谈，共同议政，并从容赐茶而退下。但作为前朝旧臣的范质等三相因“稍存形迹”，便开始改变这一传统做法，每事都进呈札子（奏章）给天子，待天子批阅后执行，称如此可使自己“免妄误之失”。对于范质等人如此行事的原因，宋人称其“惮帝英睿”，当然这只是一句场面话而已，其真正原因还是在于他们那颇有些尴尬的身份。一心欲强化皇权的宋太祖自然乐于接受。此后由于用奏章处置政事的情况越来越多，宰相见天子“坐论”国家大事之礼遂被废止。

对于此“坐论”礼的废止，宋人笔记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如《邵氏闻见后录》有载：“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即称当范质等人上殿奏事时，宋太祖借口臣僚奏章文字不清，让范质等上前解释，并乘机令人将宰相的座位挪走，而老于世故的范质等人自然明白天子的用意，默然接受，于是“坐论之礼”就此被废止。虽然《宋史·太祖本纪》称誉宋太祖为人“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其语不无宋人夸饰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宋太祖不失为一坦荡率直之君主，绝不至于如邵博所言，待人处事如此小鸡肚汤。不过，这一传言倒是颇为形象地描绘出范质等人“在人屋檐下”的尴尬境遇。所以史载宋朝甫立，范质便称“被疾”，魏仁浦亦“以疾在告”。

建隆元年八月，赵普因从天子征讨潞州叛军李筠之功，宋太祖特意嘱咐宰相说“赵普宜在优等”，而擢为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明了天子心意的范质，遂上章疏奏请道：“宰相者以举贤为本职，以掩善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开物成务。”请求天子擢任端明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掌国政。由此明白表达了自己与其虚居相位，不如一退了之的想法，让天子的幕府旧僚出任宰相，使名实相符。但宋太祖还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未予采纳。至建隆三年六月，枢密使吴廷祚罢；十月，赵普升补其职，另一位幕府旧臣李处耘递补枢密副使之职。乾德二年（964年）正月，因范质等三相屡次求退，而赵普等幕府旧臣已能胜任军国重事的处置、管理，宋太祖遂同日罢免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宰相之职，范质任太子太傅，王溥任太子太保，魏仁浦仍官尚书左仆射，而拜枢密使赵普为宰相，任命李崇矩为枢密使；随后又以昔日幕僚王仁瞻为枢密副使。至此，留用的后周宰执官全部由宋太祖的心腹大臣替换，“居潜旧臣”全面“得政”，而“创业之君”的改朝换代之“流程”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