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通鉴》记刘备称帝后，有如下一段议论：
臣光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此段文字虽是因刘备称帝后当以蜀汉还是曹魏为正统所起，但所表达的却是司马光对整个历史正统性的认识。虽然他屡次强调“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但其实已经鲜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区别正闰的原则至少有三种，即“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也即分别强调历史性、地域性、道德性。司马光对此三说都不赞同，而提出了自己判断正闰的原则：“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也即只有一统天下，其天子才算有名有实，是为正统。但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长期处于统一—分裂—统一的循环之中。司马光只以大一统之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则带来一个问题，分裂时如何纪年？故称“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这再次明确了曹魏、南朝、五代在他心目中皆属闰位，不得正统，其实“皆以列国之制处之”，不过因计时需要，才勉强以之纪年而已。
欧阳修亦有类似观点，他曾撰多篇《正统论》，饶宗颐先生撮其精义，称其“要旨不外下列二语”：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这一总结甚为恰当，欧阳修判断是否为正统的标准即为“正”与“统”，也即道德与统一。而五代两个条件都不符合，自然不能算作正统。虽然欧阳修表面上的立论基础是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但其实却是为其生活的大宋代言。北宋承平多年，自然可谓“大居正”，混一南北，则可谓“大一统”。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回头看待五代的历史，不免居高临下。既然已定下“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的基调，“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的评价便在情理之中。关于五代正统的最终结论也变得十分明确：“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
不过，司马光、欧阳修毕竟都未曾经历过分裂动荡的时代，站在历史下游对过往历史发出书生式感慨，既未能真切体会到当时政局的复杂艰难，也无心肯定五代帝王将相为争夺正统性所做出的努力。今天，如果我们站在更客观的立场和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在纷乱动荡时局之下，五代诸帝从未放弃对秩序的追求。用尽手段塑造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便是他们追求乃至重建统治秩序的重要表现。
首先面临挑战的就是后梁太祖朱全忠。自天复三年（903）朱全忠从歧帅李茂贞手中夺回唐昭宗后，其不臣之心已是昭然若揭。然面对三百年、十九叶天子的大唐权威时，还是需做出妥协。《五代史阙文·梁太祖》云：
世传梁太祖迎昭宗于凤翔，素服待辠，昭宗佯为鞵系脱，呼梁祖曰：“全忠为吾系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结之，流汗浃背。时天子扈跸尚有卫兵，昭宗意谓左右擒梁祖以杀之，其如无敢动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尽去昭宗禁卫，皆用汴人矣。
此事真伪已不可考，但世间有此传言存在，已说明还有人希望唐昭宗在与朱全忠的博弈中占取优势，以展现大唐权威。朱全忠虽未必流汗浃背地跪而系鞵，然亦应感受到了来自皇帝权威的压力，故而立刻诛杀唐昭宗身边侍卫宦官，代之以汴梁兵将。但即便大唐朝堂已被武力控制之时，仍有人敢于直面与朱全忠对抗。如《通鉴》云：“上（指唐昭宗）之在陕也，司天监奏：‘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逼迫唐昭宗迁都，是朱全忠的既定方针，司天监却敢提出异议。虽然这股力量十分微弱，转瞬即遭诛杀，但仍代表朝中有忠于大唐的势力存在。朱全忠能诛杀朝臣，甚至还能弑君，却也不能彻底压服这股力量。
最为典型的事例即是朱全忠在弑杀唐昭宗之后，将年仅十三岁的哀帝李柷扶上帝位。尽管所有人都已知道唐祚已尽，大梁将兴，但当哀帝即位之时，却照例出现了祥瑞。甚至，献祥瑞的正是朱全忠本人。《册府元龟》卷25《帝王部·符瑞四》载：
哀帝天祐元年九月，朱全忠进白兔一只，中书门下表贺曰：“今日东头承旨常郁至奉圣旨者，质素光而应候，容洁朗以协时，既昭耀于明庭，实昭彰于圣德。臣等览《晋中兴书》徵祥说曰：“白兔者，月精也。”《抱朴子》云：“兔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顾野王云：“王者恩加寿考，则白兔见。”协太阴之瑞，实表坤慈；应千岁之祥，雅符乾德。伏以皇帝陛下，膺图纂嗣，压纽腾休，绍祖宗之丕基，示孝慈于众汇。敦礼耆老，委任勋贤，所以致八孔之效灵，应三秋而发皓。来从月窟，叠霜毳以蒙茸，献自梁庭，粲冰毫而皎洁。”
中书门下诸官并非不知哀帝不过是傀儡皇帝，却仍要引经据典，对朱全忠所献白兔大加赞赏，更称其“协太阴之瑞”“应千岁之祥”，仿佛大唐王朝依旧千秋万载，与日月同辉。而“膺图纂嗣”“绍祖宗之丕基”，则更将昭宗之死置之度外，只是一味强调哀帝继承帝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新皇登基进献祥瑞是古代政治中的惯例，奏疏中所用语句其实也不过是常用习语，似乎并不值得如此深究。但正因其在朱全忠以梁代唐的前夜，这出旧戏却照常上演，下个剧目的主角不得不屈服于历史惯性的力量，在这里扮演一个陪衬的角色。这不正好说明乱世之中依旧有潜藏的秩序存在吗？朱全忠要从哀帝手中继承大唐的法统，就必须以树立哀帝本身的权威，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权威为代价。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全忠追求正统的良苦用心。
河东李克用亦用特殊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朱全忠扶立唐哀帝，改元天祐之时，“克用以谓劫天子以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仍称天复。”这代表李克用并不承认哀帝的皇帝地位。而当朱全忠正式以梁代唐之后，改元开平后，“克用复称天祐四年”。这说明李克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承认了哀帝的合法地位。这种年号上的摇摆，其实是因为河东李氏以大唐忠臣自居，以中兴唐室为旗号，从而获取与朱全忠争夺天下的借口。
唐庄宗则较乃父更进一步，建国之后依旧称唐国号，并正式确立了七庙，将沙陀朱邪氏彻底融入大唐宗室之中，甚至连张全义这样的降将也将姓名由梁时的张宗奭恢复成了唐昭宗所赐的张全义。由此可以看出唐庄宗继承唐室正统，摒弃伪梁政权的决心。而唐明宗以义儿身份夺取皇位，本来可以新建国号。但其为了强调自己与武皇、庄宗本是一体，可以继承政权，则依旧选择继承大唐国号，利用正统性来稳定了时局。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待唐庄宗赐为李姓的诸将领，唐明宗选择了将其姓名回改，剥夺了他们宗室的身份，从而避免其对帝位的觊觎。
需要指出的是，唐明宗主要是强调自己与李克用、唐庄宗的关系，他与大唐的关系是植根于此之上的。换言之，若当时唐庄宗另建一个国号，唐明宗的国号也不会是大唐。大唐与后唐的差别，其实已在当时墓志中有所体现。基于此点，当晋高祖石敬瑭登基之后，虽对唐明宗本人百般推崇，一再强调“明宗法度不得改易”，但对唐庄宗当年建立的联系不予重视。天福二年（937）八月诏书中称：“应自梁朝、后唐以来，前后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掳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赎，放归本家。”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后唐”一词的官方正式文件。这象征着官方已经承认大唐和后唐之间还是存在差别，并非一体，晋高祖继承的是唐明宗后唐的基业，而非大唐的基业。在编撰《（旧）唐书》时，虽然曾打算以“远自高祖，下暨明宗”为断限，但实际上还是只记载到了唐哀帝而已。这亦是晋高祖对政权合法性来源认识的又一表现。
这种分离在后周时达到了高潮。周太祖郭威在去世前不久竟下诏称：“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需知后唐、晋、汉、周都由唐末河东集团脱胎而来，和后梁处于敌对状态，彼此在各领域都对正统展开激烈竞争。而自从石敬瑭建国之后，亦极力消除唐末帝的政治影响，将清泰视作伪朝。作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就如同南北朝时，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为岛夷、北周称北齐为伪齐、北齐称萧梁为伪梁一样。对竞争对手的贬低，实质上是对自己身价的提高。
但当隋唐统一天下之后，这场有关正统的竞争在思想上或许还在延续，但在现实中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唐初大量编修南北朝历代正史，其实带有历史总结的意味。《北齐书》《梁书》《陈书》的出现，不代表唐王朝就要继承它们的法统。大唐承认这些王朝的存在，其实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进行的评判。与之类似，周太祖能承认后梁、唐末帝的历史地位，除因年代推移，臣僚不再对此问题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跳出河东集团的束缚，使后周成为超越前四代的新王朝，能站在更超脱的角度来对待前朝。这其实也影响到了宋人史观，欧阳修将五代都不视为正统，其实也和将前四代视为正统的周太祖一样，本质都是渲染本朝比五（四）代更为伟大。
关于此点，在周世宗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显德二年，王朴在修成《钦天历》后，上表称：“臣闻圣人之作也，在乎识天人之变者也。……是以圣人受命，必治历数。故得五纪有常度，庶征有常应，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而下，凡历数朝，乱日失天，垂将百载，天之历数，汨陈而已矣。今陛下顺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询庶官，振举坠典。……昔在唐尧，钦若昊天。陛下亲降圣谟，考历象日月星辰，唐尧之道也，其历谨以“显德钦天”为名。”历数与正朔密切相关，但“自唐以下，凡历数朝”，也即后梁、唐、晋、汉，都是“乱日失天”，历法混乱，其潜台词就是这四朝都非正朔，只有后周“顺考古道”、“考历象日月星辰”，才是“唐尧之道”，是能媲美先王的大功德。这其中虽不乏谀辞，却也可窥见时人之正统观念。
显德六年，王朴又定雅乐十二律，周世宗下诏褒奖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枢密使王朴，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新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这里再一次的拿“近朝以来”与后周相对比，突出本朝在礼乐制度上“定六代之正音”的贡献，表示了对往代的超越。
综上所述，五代对正统性的诉求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更是政治上斗争、妥协、平衡的结果。争论的主体虽仍局限在“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之上，但所追述祖先却逐渐由前代帝王转向先王圣哲，并以之为榜样，进行礼乐制度建设。其实这正是在乱世中寻求新秩序的有益尝试，宋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完成了“大居正”“大一统”的伟业，才使得司马光、欧阳修等辈能站在更高角度俯视五代历史。
（本文摘自《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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