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山坡：作家就是替别人哭泣的人

继2019年的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之后，广西小说家朱山坡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萨赫勒荒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如果说《蛋镇电影院》一帧帧地回放了中国南方小镇的斑驳岁月与众生百态，《萨赫勒荒原》则是在上演南方故事的同时，也将镜头缓缓推向了尼日尔、索马里、卢旺达等更辽阔的非洲世界。

广西小说家朱山坡的短篇小说集《萨赫勒荒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

新书收录了《萨赫勒荒原》《闪电击中自由女神》《夜泳失踪者》《一张过于宽大的床》《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等9篇小说，其中最早的一篇发于2019年第六期《小说界》，最近的一篇发于2022年第一期《钟山》。故事里的人物形形色色，有人远赴非洲救死扶伤，有人走进索马里的偏远部落放映中国电影，有人为了爱情来到中国成为诗人，有人潜入夜泳的漩涡不见踪迹，有人躲进黑暗里整夜呐喊……

可以看到，无论在南方小镇还是非洲草原，抑或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之为人，都身陷这样或那样的精神困境，都会在夜幕降临之际备尝孤独。孩子是孤独的，父母也是孤独的，男人是孤独的，女人也是孤独的，有时就连一棵树、一只鸟、一张床、一把椅子也在深夜中发出了孤独的叹息和哭声。

“作家就是替别人哭泣的人。”在新书出版之际，朱山坡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这一次对谈从他的偏好和兴趣谈起，接着谈到了他对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观察、他从南方小镇“转向”非洲草原的契机，以及他对“新南方写作”的理解。

朱山坡

【对话】

短篇小说体现叙述的极限之美

澎湃新闻：你怎么走上了写作之路？

朱山坡：我从小便喜欢文学，觉得当作家比当农民好一百倍。我开始的时候是写诗的，2004年开始真正意义的小说创作。写诗经历完成了对语言的训练，转向小说创作后至少在语言上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写诗让我在写小说时意识到“诗意”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澎湃新闻：在小说里你最喜欢短篇吗？你怎么理解短篇之美？

朱山坡：短篇小说之美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意蕴上，像100米短跑比赛一样，必须全力以赴、血脉偾张，每个细节、每一个文字都要燃烧起来，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尘埃落实、火光熄灭之后，寂静得惊心动魄，让人激动得目瞪口呆。短篇小说体现叙述的极限之美。

澎湃新闻：那长篇呢？在评价坐标里，文学圈往往给人一种“长篇比中短篇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会对你造成影响吗？

朱山坡：确实如此。我也想不明白作家和读者为什么更钟爱长篇小说。对作家而言，难道说写长篇更爽？获利更多？更有成就感？对读者而言，难道长篇小说更引人入胜？更满足阅读的快感？我有些纳闷。这种纳闷有时候确实引起我对短篇小说写作的怀疑。但该写的时候还得写，管它呢。

澎湃新闻：你最喜欢哪些短篇小说？

朱山坡：奈保尔《米格尔街》、巴别尔《骑兵军》，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的几乎所有短篇我都喜欢，还有《河的第三条岸》《印第安人营地》《孔乙己》……从一杯水能看到浩瀚的大海，从一朵云能看到深邃的宇宙，它们把短篇小说之美张扬到了极致，无可挑剔，成了真正的艺术品。

澎湃新闻：感觉你偏好外国文学？

朱山坡：是，我喜欢读外国文学。比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等。除了小说，我还喜欢读历史、人物传记，一些作家访谈我也很喜欢。

澎湃新闻：为什么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

朱山坡：看外国文学是因为他们写得好，营养丰富，包括技术层面和选材、语言，外国同行对文学的理解和书写让人耳目一新。当然，我也读国内优秀的作品。好的作品是超越时空的。

我希望读者被我的闪电击中

澎湃新闻：你的上一本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围绕电影院展开故事，新的小说《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也颇有光影艺术的味道。福克纳写：“也许，正如有人说的，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闪电或爱情的。”这句话是否给了你一些灵感？

朱山坡：我对闪电充满了好奇。我始终相信闪电不是无缘无故地来。《闪电击中自由女神》是先有了题目，再虚构故事和人物，是典型的“主题先行”。因为开头数次都不满意，这个小说被搁置了三四年，而不像《蛋镇电影院》十七篇故事那样几乎是一气呵成。当第一次读到福克纳这句“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闪电或爱情”时，我会心地笑了。

《蛋镇电影院》

澎湃新闻：你曾把短篇小说比作暗物质，你对宇宙、天文这块格外感兴趣吗？在新书里，也能隐隐感觉到你对“黑暗”“夜晚”有特别的留心。

朱山坡：一直以来我对宇宙特别着迷。经常睡前刷关于宇宙之谜的视频。现在能引起极大好奇心的也许只有宇宙了。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谜，能满足我一切想象。我对暗物质、暗能量深信不疑。不要只相信看得见的东西，不要迷信“眼见为实”。我敬畏鬼神。我对“暗”的世界保持高度热情。文学藏在暗处。

澎湃新闻：你在生活与创作中是否有过类似于“闪电划过夜空”的瞬间？

朱山坡：对文学创作而言，每次绝处逢生、柳暗花明之时都犹如“闪电划过夜空”。被灵感点亮，被爱击中，都是“闪电”的功劳。

澎湃新闻：继东西、鬼子、李冯的“广西三剑客”后，近年你和田耳、光盘也被称为“后广西三剑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命名？听说你和林森、陈崇正交好，因为三人都来自南方，还有自号“南派三叔”？

朱山坡：其实，命名的意义更多是追求宣传效应。我对命名既不排斥，也不过多地享受。但能跟几个才华横溢的同行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心里还是暗喜的。至于“南派三叔”，是一种自嘲。我和林森、崇正在读北师大研究生时，经常在一起，节假日也不回家。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穿着打扮、说话腔调都一样，写着南方的文字，活生生的三位南方大叔。我们共同倡导的“新南方写作”就是从十里堡开始的，从某个黄昏开始，那天我们穿过铁路，去往大悦城。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同代人的写作？在你看来，你和其他“70后”作家的写作风格和偏好有哪些不同？

朱山坡：“70后”作家现在都很努力，成果也不错。我比较偏好先锋叙事，坚持对经典的崇拜，固执地坚持故事的完整性，对语言挑剔态度依然不妥协。我执意追求有诗意的小说，我竭力把每一个短篇写到极致。我希望我的小说像绚丽而永恒的闪电。我希望读者被我的闪电击中。

朱山坡和林森、陈崇正在海南

孤独就是一望无际的荒原

澎湃新闻：在这本新书《萨赫勒荒原》里，或是描写，或是比喻，好几个短篇都写到了“荒原”。这个词会让你想到什么？ 

朱山坡：“荒原”辽阔、寂静、苍凉、孤独，是最接近苍穹宇宙的地方。但在我的小说里，更多的是指“内心的荒芜感”吧。很多时候，孤独就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欲爱而不能，欲哭而无泪，欲死而不甘，虽然身在闹市，但我们有时候依然宛如在空无一人的空旷之地，经常被汹涌的悲凉感淹没。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已经只剩下一片荒原。

澎湃新闻：新书的最后一篇《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讲述了一个身患抑郁症的女邻居的故事，它让我想起你以前的一篇小说《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你对人内心的声音格外敏感？

朱山坡：物质丰富的年代，内心之困变得越来越突出。许多人外表光鲜，内心却伤痕累累。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我的精神，病了》（又名《马强壮精神自传》），就是直面我们的“内心之困”。我们扪心自问，在精神层面，谁敢说自己没有病？你抑郁了你知道吗？你无数次站在悬崖的边上，无形的绳套时不时晃动在你的眼前，恐惧绝望之时分明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发出的呼救……现代人面临巨大的精神困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心理疾病，这既是个人的痛苦，也是时代之病毒。无法彻底治愈，只能共存。文学小心翼翼地去触摸它，让人感知到“疼”，或者替人们喊出来，发出一声呻吟，甚至撕心裂肺地痛哭。作家就是替别人哭泣的人。

澎湃新闻：哭泣中似乎也有追问，就像这九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对生命本身展开了追问：人该怎么活？你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做到什么？

朱山坡：“人究竟为什么？”既是哲学命题，也是文学的主题。追问本身是很虚无的事情，越追问越虚无。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苦苦地追问生命的真相。有时候生命的意义很简单，就是每天早晨，日复一日地起床，出门，汇入芸芸众生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文学可以对这种生命的常态赋予意义，也可以把“意义”剥夺得干干净净。混吃等死，也是一种生命的真相。但文学毕竟是与人为善的事业，要给人予慰藉、体恤和希望，让人感受得到隧道尽头的亮光，“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万家灯光，各乐其乐。我也是这样努力的。

根据朱山坡小说《灵魂课》改编的电影在东京电影节的海报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书中有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会跳印度舞的母亲、喜欢看小说的村妇、爱得热烈的女诗人、心怀远大理想的堂姐、热爱阳光的女邻居……她们面容姣好，无不生活艰难，但也一直追求和向往美。她们身上凝聚着你对女性的哪些观察与想象？

朱山坡：对女性的打量和描写是男作家的普遍爱好吧。在我的眼里，女人永远是弱者，是现实生活中最备受摧残的群体，她们承受的苦难没有下限，让人心生悲悯。我无比敬重女性，虽然我无力改变她们的命运，但一直试图让女性在我小说里活得体面、有尊严。尽管这些女性基本上是虚构的，是从我心底里生长出来的，但她们会越来越多，将来会成长为一片茂密的森林。

澎湃新闻：这几个女性人物都崇尚知识与文化。你相信知识与文化可以让女性的命运变得更好吗？

朱山坡：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读书能唤醒她们，塑造她们，武装她们，使她们变得更强大。

就“拯救”而言，医生和作家殊途同归

澎湃新闻：新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到了非洲。怎么想到把写作版图拓宽至非洲？

朱山坡：这几年来我经常在抖音上刷非洲的视频，尤其是对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世界和各种部落的生活感兴趣。看多了，对那里的一切似乎都不感到陌生，仿佛就在身边。而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在非洲工作和生活过，他们当中包括医生和淘金的农民、做小商品生意的老板、路桥工程师，给我讲过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很新鲜，也很让人兴奋。有一次我在我偏僻的家乡县城里罕见地偶遇到一个黑女人，被很多人好奇地围观，我惊讶的同时意识到“非洲”其实就在身边。在写了一系列“蛋镇”故事后，我很自然而然地“转场”到了遥远的非洲。

澎湃新闻：写到超越自己经验范畴的部分，遇到过障碍吗？

朱山坡：一个作家不一定老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环境，或只写自己的经验。小说家毕竟是靠想象力吃饭的。虚构的才能往往是衡量一个小说家能力优劣的重要标准。对陌生世界的探寻和书写更能激发我的想象力，也让我更兴奋，更有成就感。我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反而故意逃避不写，觉得没有挑战性，哪怕写熟悉的人和事，也尽量往陌生化方向努力。在写非洲为背景的小说时，我没有遇到太多的难题，因为很多困惑是可以通过百度来解决的，但查阅资料的基本功课是必须做的。相对于科幻题材和专业性很强的类型小说，我遇到的障碍要小得多。

澎湃新闻：在《萨赫勒荒原》《索马里骆驼》《卢旺达女诗人》这三篇小说里，你主要用两个元素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是医学，一是艺术，包括电影与文学。为什么想到了这两个元素？你认为医学和艺术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朱山坡：医学是从生理上治病救人，文学是从精神和灵魂上慰藉、救赎。就“拯救”而言，医生和作家殊途同归，肩负共同的使命。医生是非洲大陆最受欢迎和敬重的群体，他们用超越国界、种族、文化的救死扶伤行动阐释了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大爱无疆的高贵，而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对人性之美的呈现和夸赞。

澎湃新闻：我们在新书里也能看到你过往的写作版图，比如“米庄”。从熟悉的家乡到遥远的非洲，你会不会觉得——“非洲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朱山坡：在作家的眼里，人是文学最大的母题。“人类”不仅是一个大词，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此地”的人和“彼地”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个人的生活可能参差有别，但所有的人境遇和命运大同小异。我相信“米庄”“蛋镇”的人和非洲的人都有着相似的情感，有相同的人性之美，也有着相同的人性之丑陋。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无论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人类面临越来越困窘的共同命运。文学更多地探究人类的精神困境，作家不能画地为牢，刻舟求剑，我不仅要“走出蛋镇”，也要“走出非洲”，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思考人类和世界。

朱山坡的老家：那排村朱山坡组（这也是朱山坡笔名的由来）

从中国“南方以南”，眺望世界

澎湃新闻：近年评论界有一个新的概念——“新南方写作”。你被许多批评家列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怎么看待怎样的划分和定位？

朱山坡：我是最早参与“新南方写作”概念命名和讨论的作家之一。我觉得这个概念值得好好探讨，因为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独特、新颖，过去被忽视了，或者说重视不够，讨论不够深入、充分。让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包括海外的王德威先生等，我倚望有更多的评论家、作家和文化学者参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血脉里流淌的是“新南方”的文化基因，我的小说有着深刻的“南方烙印”，像胎记一样与生俱来，无法抹去。我以此为荣。

澎湃新闻：你眼中的“新南方写作”具有哪些最显著的特征？或者说，那些“南方烙印”具体指什么，它和我们之前概念里的“南方”有哪些不同？

朱山坡：我觉得“新南方写作”从地域上是指“南方以南”，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港澳以及南洋诸国华语写作的群体，它区别于传统上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从气质特征来说，它以岭南文化为母体，立足地域特色，却极力眺望世界，海纳百川，深受世界多元文化的影响，更具有开放性、国际性、海洋性。从时间上说，“新南方写作”的着力点应该是描述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发生深刻历史巨变的宏大时空。从叙事来说，“南方故事”已经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刻在他们心里无法抹掉的“南方烙印”，它能给予构建“新南方叙事”足够的支撑。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时代特征和斑驳图景必然会成为“新南方写作”的宏大主题，也是主要书写对象。因此，我们说“新南方写作”是世界性的写作，面向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以全世界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南方的故事。

蛋镇电影院原址

澎湃新闻：从小到大你生活在广西，对家乡的态度与情感发生过变化吗？你现在怎么看待家乡和世界的关系？

朱山坡：在我目之所及中，大多数作家对自己的家乡都爱恨交加，情感复杂。年轻时对家乡有诸多不满意，都千方百计迫不及待地“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叨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丑陋，一辈子都写不完。我对家乡的情感变化也差不多吧。现在，人到中年，觉得广西并不是那么好，但也不是那么差。站在广西看世界，站在广西之外看广西，感觉是不一样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我还热爱着文学，我就跟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澎湃新闻：对于自己的写作，你会有一个整体的设想和计划吗？就像福克纳从写《沙多里斯》开始构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那样。

朱山坡：我想我是有计划和想法的，不然我不会写下那些具有系列性的小说。“米庄”“蛋镇”是我的文学建构，你可以理解为体系。用世界来构建个人的“世系”，用自己的“世系”来阐释世界，是一个策略，但显然作家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建构地理意义的“世系”而写作的，他们之所以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去写，肯定是还有更广阔更深邃的东西值得他们去努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