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就像陶渊明之于文学史，J.S.巴赫之于音乐史，毫无疑问地处于最顶尖大师之列。在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大艺术家评分系统中（包含技法、灵感、色彩、素描、天赋、构图、神秘、真实八个维度），维米尔的综合评分甚至超过了达·芬奇和拉斐尔，在他开列的十一位西方大艺术家中高居榜首。更有意思的是，与陶渊明和J.S.巴赫的后世命运如出一辙，维米尔在死后同样被世人长期遗忘，却又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般地迎来了超越众人的华丽转身。就像陶渊明邂逅了苏东坡，J.S.巴赫偶遇了门德尔松，维米尔幸运地碰见了提奥菲尔·托雷-伯格，这位慧眼识珠的法国艺术史学者一直致力于寻找和证实他提出的“代尔夫特的斯芬克斯”（Sphinx of Delft）的踪迹。正是他在19世纪60年代撰写的大量研究性文章（尤以1866年在《美术公报》上的长文为代表），让已沉寂两个世纪之久的维米尔名声大噪，并由此开启了这位“谜一般的画家”在之后一个半世纪的堪称辉煌的逆袭之旅。
17世纪的荷兰与世界
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全球化”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殊不知，这艘庞大的巨轮从四个世纪前已缓缓启动，在那个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一次漫长而伟大的环球航行开始了，而始发港的名字正是——荷兰。于是，17世纪成为了人类近代史一个重大改变的开端，而17世纪的荷兰，就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对整个世界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饶有意味的是，17世纪的荷兰乃至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无论是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等诸多方面，许多都可以从维米尔的画作中寻觅到细腻丰富的线索和踪迹，让人不由感叹“一画一世界”。可以说，维米尔的画就像一颗因陀罗网上的宝珠，从这颗宝珠上，我们可以找到一扇门，通过这扇神奇的门，便能走向整个世界。
在海牙与鹿特丹之间，坐落着一座优美而宁静的小城——代尔夫特，这是维米尔出生乃至居住一生的地方，后世那些享誉全球的绘画杰作正是从此发源。当时，这座只有两万多人的小城镇可谓光芒四射，不仅是全球最强大的贸易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六大据点之一，更是成功引进了中国的瓷器，并发展成了享誉世界的代尔夫特蓝陶（Delftware）。1660年前后，维米尔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型的风景画作《代尔夫特风景》，他以自己独特的对光影和色彩的敏锐捕捉力，刻画了这座17世纪中叶的荷兰小城寓平凡于永恒的经典风景。一场阵雨过后的天空乌云仍未散尽，人与风景的对望中贮满了宁静和诗意，三座塔楼以及鹿特丹门错落有致，在比例巨大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渺小而谦卑，极轻的油彩敷出的近乎透明效果的运河，在观者的心中轻轻泛起时光的涟漪……
《代尔夫特风景》
后来有人直言，历史上从没有一幅荷兰风景画比《代尔夫特风景》更接近彩色照片，似乎维米尔是驾驭光影的魔术师。就连19世纪荷兰最杰出的绘画天才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都不由感叹：“如果有人在海牙近距离看《代尔夫特风景》这张画，那真是无与伦比，色彩完全出人意料，不同于周围的作品。”20世纪初，法国文学大师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称“自从我在海牙的博物馆看到《代尔夫特风景》，我就知道我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画”。其实，除了构图、光影和色彩的强烈美感之外，这幅杰作中还隐藏着一颗有价值的宝珠——港口停泊的两艘鲱鱼船。要知道，鲱鱼捕捞原本是北部挪威的产业，那里有传统的鲱鱼渔场，但是全球降温改变了鲱鱼的活动范围（有人将1550年到1700年这一百五十年的降温期称作“小冰期”）。气温降低使北海的鲱鱼渔场向南移向波罗的海，最终落入荷兰渔民之手。正是由于这意外的天赐良机，才让荷兰人有资本投入造船和海上贸易，成为日后主导全球经济的主力之一。
《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另一颗宝珠镶嵌在创作于1657年的名作《窗前读信的少女》中，正如《代尔夫特风景》是维米尔最大型的室外风景画，这幅作品是作者最大幅的室内画。只见一位正临窗专心看信的女子，专注的神情显示她被信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沉静中消失而不复存在——维米尔善于抓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场景，并赋予其一种崇高冷峻的美感。有人说，“维米尔可以说是先锋画派中的一名电影导演，他创作了许多电影般的镜头。”看看这件杰作中分布在帷幔、波斯毯子、果盘、水果上的光线，分明超越了伦勃朗和卡拉瓦乔，物体的质感与量感从未如此自然而真实，像极了欧洲艺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
《窗前读信的少女》
当然，这件作品最引人注目之处无疑是前景中盛放水果的青花瓷盘。事实上，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盘子正是中国参与和改变世界贸易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17世纪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之间的战争重新划分了世界秩序。随后，欧洲列强争先恐后地抵达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度——中国，在吸引欧洲人的众多货品中，富有光泽、釉面坚硬，色彩靓丽生动的瓷器（china）尤其受到欧洲人的青睐和追捧。青花瓷起初是为迎合波斯人的审美而逐渐创新形成，在近代的演化中融入了欧洲人的审美趣味，并无意间改变了全球的陶瓷制造工艺，这是中国文化发挥全球影响力的又一例证。
北方的蒙娜丽莎
毫不夸张地说，就艺术表现力和作品影响力而言，能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提并论的肖像画，全球范围内大概只有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它被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就像世人沉醉于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人们着迷于这位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望向“画外”的姿态与眼神，以及光线在她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微妙效果。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为这位神秘少女惊鸿一瞬的回眸深深吸引，至于她的身份之谜，无数新的研究仍无法给出答案。严格说来，维米尔这幅享誉全球的杰作并不能算是一件肖像画——画中的女孩缺乏某个具体人物的特征，她没有雀斑、没有痣，也没有疤痕。17世纪的荷兰人通常将这种画称作“Tronie”（人像画），代表着“某类人物”的理想形象。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有意思的是，谜一般的维米尔喜欢在画作中留下一些谜题，这更加深了其传世作品的神秘感。2018年，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馆藏地——荷兰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内，国际艺术专家团队运用科技手段对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和透析，这次举世瞩目的名画鉴定得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惊天结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并非真正佩戴了耳环！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名不副实的作品！研究发现，画面中疑似珍珠的物体可能只是两撇薄涂上去的白色颜料，事实上并没有具体的轮廓，它们构成的球形具有很强的迷惑性。2022年的国产悬疑剧《猎罪图鉴》中，编剧巧妙地将少女的“耳环”设定为凶手密室的开关，并借檀健次饰演的天才画像师沈翊之口道破天机：“你们仔细看，少女的耳垂和这个所谓的珍珠之间并没有连接物，是维米尔利用错觉欺骗了我们的大脑枕叶。”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局部
那么，这颗“假珍珠”仅仅只是维米尔的恶作剧吗？当然不是。事实上，17世纪的荷兰画家普遍善于借用图像来表达某种世俗化的道德寓意。本来沉甸甸的珍珠耳环，在维米尔的画笔下却成了轻飘飘的白色悬浮物，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喻！他分明是在用这个隐喻告诫世人：珍贵的宝石也许只是源自于华丽的视错觉，精致描绘的现实表面之下往往隐藏着人生的浮华和虚无。时至今日，这幅名作依然存在着众多未解之谜。然而，答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为观者带来非凡的美感和无穷的想象力。这一穿越时空的经典回眸似乎有种魔力，让人不禁停下来凝神冥想，编织着画面背后的动人传说。
1981年，19岁的女孩特蕾西·雪佛兰（Tracy Chevalier）第一次看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像被闪电击中一般，一直对它念念不忘。18年后，已是英国女作家的雪佛兰以画作中少女细腻而微妙的情愫为灵感，写出了风靡全球的同名小说（全球销量超过500万本），她在书中围绕维米尔、画中少女和画作本身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2003年，英国导演彼得·韦伯（Peter Webber）将维米尔和女佣葛莉叶的这段柏拉图式的爱情搬上了银幕，网友们盛赞这部电影的“每个镜头都如油画般漂亮”。杰出的摄影和服饰设计让它一举斩获多项奥斯卡提名奖，不仅开启了时年19岁的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的好莱坞星途，也使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天才画家维米尔和这幅杰作之上。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电影海报（2003）
如今，这幅“北方的蒙娜丽莎”几乎无处不在。它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艺术书籍都纷纷采用了这幅画作为封面，甚至你还可以在靠垫、杯垫、T恤衫、手袋、袜子及手提箱等各种物品上瞥见她的芳容。除了大师级的艺术造诣，这幅杰作的颜料也令人惊叹，这张只有44.5×39cm的小尺幅画作用到的颜料来自世界各地：珍珠的铅白色来自北英格兰高地；上衣的黄色来自欧洲矿厂；嘴唇的红色由中南美洲仙人掌上的胭脂虫制成。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少女头巾的深蓝色，它由一种叫“青金石”的原料制作而成，产自今天的阿富汗地区，当时比黄金还要贵重。维米尔使用的颜料品质之高，让画中美妙的蓝色留存几个世纪而不改其色。维米尔就是这样细细打磨每一幅作品，有时2-3年才能完成一幅，以至于其存世画作仅有35件，它们像珍珠一般散落在世界各地。
光影之谜
相较伦勃朗创造的偏暖色调的戏剧性光线，或更早的卡拉瓦乔的“明暗对照法”，维米尔将光线、透视和色彩处理得最为和谐自然，几乎接近两百年后才出现的摄影技法，这正是他在后世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是的，在维米尔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作品中，光线成为一种重要的构图手段：以侧光为主的自然光线，漫射进室内，产生的光晕移动与室内空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微妙的光影变化表现出物体的质感、纹理与细节，带来一种流动的、静谧的气氛，点彩法的运用又增添了明暗、虚实的奥秘，而柔和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充满诗意。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光影魔术师的维米尔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以英国著名画家、艺术史学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为代表的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维米尔使用了暗箱技术（Camera Obscura）或其他早期光学设备使他的作品更为真实。考虑到当时荷兰著名的科学家列文·虎克是维米尔的好友，此人精通显微镜和光学透视，维米尔显然有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了这门技术。那么，答案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否则，如今一张简单的摄影照片就能轻松超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反问自己，画中的少女并非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为什么有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回眸之美呢？更直白地说，这幅画为什么给人一种“好棒”的感觉呢？事实上，在维米尔的画作中，除了暗箱帮助他得以精确绘画，还有一些暗箱乃至照相机做不到的事。
在维米尔的时代，荷兰绘画的旨趣回归到平凡的日常生活，而非“伟大的牺牲”或“恢弘的史诗”。于是，反映世俗美好生活的风景画、静物画、肖像画以及风俗画成为主流。在维米尔的画作中，不管画中人是在操持家务，还是休闲娱乐，遍布于空气中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场景。然而，这些看似平凡的画面，却处处透露着不平凡的手笔。正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后世的评价：“书中无一正笔，无一呆笔，无一复笔，无一闲笔，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后面渲染出来……笔臻灵妙，使人莫测。”所有这些画作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产物，这一切背后的天才导演正是——维米尔。
《音乐课》
看看维米尔的另一幅杰作《音乐课》，地板上的方格子被故意处理成向上的角度，为的就是将你的视线引向女主人；而前景中的台子、椅子和躺在地上的维奥拉琴，却又将你的视线弹回，使你须臾不离开主画面。就这样，观者的视线被控制在一个适当而微妙的距离，从而为男女主人营造出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最绝妙的当属女主人的设计，她虽然背对着画面，却又在上方的镜面中映照出她的脸庞。原来，她正转过头，望向身边的这位男子。或许，两人的关系不止是师生，而正在互生情愫的暧昧阶段吧。看似不动声色地，维米尔在一个定格的画面中，用大师级的场景布置和细节设计，将一种细腻而幽渺的情感隐约地传递给观者。更有意思的是，镜子里女子的后方有一个类似支架底部的结构，这正是维米尔的画架。显然，他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切尽在画家的掌握之中。
因此，也只有维米尔，能画出举世无双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当观看这样的作品时，你会不由自主的忘记周遭的一切，你的世界突然坍缩到只容得下她那双非凡的眼眸，引你迷离在这场穿越时空的凝视中。或许，我们不必太纠缠于维米尔是否使用了所谓的暗箱技术，更重要的是他观察和表现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是他为了表达那些细腻微妙的情感所作出的种种精心设计，是他精益求精地处理每一件艺术品的严苛态度。在如今这个手机摄影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拍出有着丰富细节的照片，从高速运动的世界中捕捉一个个清晰的瞬间。但维米尔告诉我们，在这个机器和网络极为精密的世界里，我们——人——依然可以在精心的设计和情感的催化下，通过颜料和画笔（或许外加一块凸面镜），创造出无可替代的美妙事物。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