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5-16日，借助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的契机，“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学诠释学”学术论坛通过线上平台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乃乔、郭西安共同召集，得到了国内外高校师生的响应与支持，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杜克大学等国内外23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5位学者发表了学术报告，吸引了近200名听众参与线上互动。
“无差别”是本次论坛的突出特色：会议倡导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跨越学科的藩篱，基于对诠释学之理论内涵与历史进路的共同尊重，就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互融共通问题进行平等、包容、开放的交流和互动。秉持这一“和而不同”的对话精神，学者们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从多元的角度与路径切入，围绕着诠释学的定位、发展历程与具体实践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与会学者在线合影留念
中西诠释学话语的多种定位、建设与探讨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诠释学引入中国，从翻译引入到专题探讨，再到中西诠释传统的会通性研究，国内诠释学在开拓进取中不断深入发展。当前，中国诠释学理论路径的自主探寻成为汉语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议题。围绕诠释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面向，学者们提供了多元的构架思路，并就研究现状给出了敏锐的观察和针对性的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德荣教授发言
西方诠释学大体经历了经典诠释学、现代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三个阶段，在梳理这一发展“理路”之后，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深情地讲述了自己近四十年的治学“心路”，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以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为研究起点，在探索解答困惑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对诠释学方法论的思考；近年来基于现代伦理学转向，致力于建构新的理论范式——德行诠释学，凸显诠释学的伦理与实践维度。潘德荣还重申了诠释学宽容的基本精神，理路与范式的有效性、适用性等，呼吁我们以博大的胸襟倾听不同的声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傅永军以《“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为题，从五个层面阐述了傅伟勋这一融汇中西诠释传统的“创造的诠释学”理论，进而明确了诠释学的哲学本位。诠释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技艺层面，还要对“诠释如何可能”加以探讨和反思。当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诠释学的定位仍处于寻找独立道路的阶段，往往不自觉地将中国经典的诠释研究视为西方诠释学理论之例证。为此，他建议中国的诠释学研究者发挥自身的“突围意识”：既在中西传统之间发掘具有普遍性的诠释学命题，也着力于探寻中国独特的理论话语，重视古今之别，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带入现代语境，以期为国际学界贡献普遍诠释学话语的现代中国诠释学。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何卫平教授发言
华中科技大学何卫平同样十分看重诠释学的哲学道路。他将西方语境下的诠释学概念区分为两层含义：一是对理解本身加以反思性理解的哲学，二是经过诠释之后形成的学说。在他看来，目前学界的许多成果都可视作“实践的比较诠释学”研究，其任务不是寻找表面异同，而恰恰在于打破壁垒，实现中西会通。何卫平联系伽达默尔的“偶缘性”概念，通过分析将其提升为普遍的诠释学原则，并由此指出作品意义会脱离原作者之意图，在“原初世界”与“后来世界”的视域融合中得到不断展开。因而，现代诠释学研究不必人为制造中西的界别，“回到事情本身”才是关键。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会议召集人杨乃乔发言
召集人之一杨乃乔认为，有价值的诠释学研究不论中西之别，都是将考察视线聚焦于具体问题之上、将研究落到实处。他尤为重视“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建设，强调中国《十三经》注疏传统和西方神学释经传统具有同等分量的地位。注经的目的绝不仅是文本意义的提取，而更在于从“经”中获得终极真理，进而与王朝政教的体制运行建立起密切联系。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建设与发展，要求我们对中国经学史上丰沛且极见深度的诠释学思想予以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由此构筑起能与国际学界开展有效交流对话的中国诠释学理论体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李清良教授发言
追溯中国权威经典系统的源头，湖南大学李清良认为，正是孔子为儒家经典诠释活动奠定了基本理念和范式，对此，他在报告中从五个维度勾画出孔子扮演的“开启者”角色，并热切呼吁回归中国“诠释之道”注重价值关怀与实践智慧的珍贵传统。他认为价值论与本体论、方法论一道，都是诠释学研究不可偏废的重要向度。孔子“学以成人”的新“为学”观念不仅推动经典诠释成为儒家学派代代相承的核心工作，也启示着现代诠释学研究者注重“道”与实践智慧的关怀取向，体悟诠释乃理解人之生存状况的关键性艺术活动。
诠释学的历史发展与关键理念的跨语际会通
在深化诠释学之定位问题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注重诠释学历史演进脉络的剖析研讨，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诠释学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与兴起，反思中西诠释学理论学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内在理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牛文君副教授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牛文君以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为重点论析了现代诠释学的起源，通过厘清二人在诠释思想上的学理关系，牛文君指出施莱格尔先于施莱尔马赫提出现代诠释学的核心理念，开启了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转向，后者则在前者影响下突破了语文学和圣经注释学的框架，建立起关于理解与解释更为系统的技艺学。中国矿业大学曹洪洋通过回顾、梳理汉语学界对诠释学与“诠释”观念的不同理解、解释、翻译和运用，认为回到海德格尔是真正理解现代诠释学理论和准确把握“诠释”观念内涵的关键。山东师范大学杨东东分析了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困境及其新推展，指出哈贝马斯受到娜丰等人批评意见的启示，借助普特南内在实在论方案以解决该理论中潜藏的语境主义倾向，普遍语用学也因而呈现出更完善的形态。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曹洪洋副教授发言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杨东东副教授发言
此外，山东财经大学陈太明阐述了伽达默尔语言观中的三层统一及其诠释学意义，山东大学梁乐睿则阐述了洪堡特语言哲学在理解卡西尔与康德思想关系上扮演的关键角色，南京师范大学阮胤杰、许涵威、林钰璋接续了上述讨论，分别就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关系以及诠释学循环的“积极性”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报告。
除了关注诠释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思想，与会学者还注意到，诠释学理念的跨语际流变与运用引发了多重文化效应。杨乃乔考察了德语“Vernehmen”到汉语“觉知”的多语际翻译问题，从中关涉中、印、西三重思想体系，追索语词在跨语际流转与阐释过程中的意义敞开，进而读解出不同文明对终极意义的理解在语言转译活动中发生的精神对话。接续这一研究理路，复旦大学王涵考察了“Sein”在词源学中与梵文的直接遭遇，尝试在多重语际间构建文本意义的深层关联，进而探寻海德格尔对印度思想文化保持缄默态度的深层动因。此外，海外汉学也成为诠释实践和诠释理念发生跨文化会通的重要论域。湖南大学王悦介绍了美国朱子学专家贾德讷的《论语》诠释研究，希望以此补充国内引介之不足。复旦大学李宇舒分析了苏源熙将“allegory”（讽寓）等西方概念引入《诗序》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徐依凡在“天-圣人-人”中的表征关系中讨论理雅各对《中庸》之“诚”的两种翻译策略，刘冠麟则论述了任博克的“拆字法”译注与《庄子》语言观及中国小学传统的对话。
中国经学诠释学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正是为了开掘中国悠久的诠释传统、诠释经验与诠释思想，如何借助现代诠释学理论为参照和资源，将沉潜于大量本土典籍文本传统中丰沛的诠释学思想予以激活和分析，从而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话语得以“显形”，成为本次论坛的一项热议论题。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姜哲教授发言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黄晚老师发言
沈阳师范大学姜哲针对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等诠释命题，认为清代的经学小学化和史学化趋向可以采用符号学的“内涵系统”及“元语言”理论加以阐析。这种基于现代后设性语言框架的研究实践，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经学转捩的有关问题，消解“小学”和“史学”对经学文本的“语料化”和“史料化”，同时也为经学思想和经学信仰的“恢复”开启了新的可能。同样是从清代经学家的诠释学思想切入，福建师范大学黄晚则以海德格尔存在论为理论资源，对“明堂”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清理出附着其上的历史学、文献学、政治学等功能性意义，指出传统经学对“明堂”之属性的体认包含诸多“存在被存在者化”的误读。“明堂”在生存论意义上是具有重要构建意义的现象，而栖居的本质属性正是其生生不息之传统的延续。上海大学邹琳通过比照惠栋与斯宾诺莎的释经思想，分析出中西方在17至18世纪都出现了“尊经尚古”“以经解经”的诠释学倾向，“据史考证”的科学方法论为各自的经学诠释传统带来了变革的新风。
经学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必须追溯到西汉经学观念和相关典籍的诠释实践之中。上海大学周海天指出，在“经中心”观念的影响下，古典经学诠释呈现出“目的论”的核心特质。复旦大学彭嘉一借用“作者”“文本”等批评概念，考察刘向《别录》工作所隐藏的隐性诠释运作，揭示出附着在“叙录”之上的权威作者观。台州学院张亚东则将关注点集中于刘歆在汉代《春秋》诠释实践中的贡献，强调在考辨《左传》真伪之外，阐析刘歆诠释《左传》的方法与理路有助于我们厘清《左传》诠释学在汉代思想史上的演进脉络。
中山大学中文系梁丹丹副教授发言
也是从西汉以降，《诗经》的释义问题形成了一脉重要的诠释学传统。中山大学梁丹丹指出，东西方皆有“讽寓”的诠释传统，她联系马丁·路德《圣经》诠释的“经文自解”原则，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之下，聚焦欧阳修在《毛诗本义》中所涉及的三个诠释学命题，结合欧阳修的个人处境与诠释思想，探讨其比兴观念对于汉唐以来讽喻诠释传统的突破与转折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郭亚雄副教授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郭亚雄则从诠释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诗序》通过对圣人编《诗》义例的阐发以及“序先诗后”的文本形制，掌控了诗义诠释的向度，规避了诗义在“口传注《诗》”时期的多向延展。相较于先秦“声教”，汉唐“诗教”借由《诗序》在“诗义”与“教化”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诗经》经典化的过程是由“书写注《诗》”所造就的经文意蕴封闭史。
此外，安徽师范大学余亚斐以《荀子·解蔽》篇为例，具体论述“解蔽”思想乃是百家争鸣语境下，一种服务于儒家仁义之道的诠释学建构。西安外国语大学邹莹与复旦大学张宁，都围绕阳明心学的五经训释之法，将传统经学诠释活动放置在明代现实语境下加以考察，反思诠释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朝向多元诠释学路向的开拓与尝试
除了经典诠释历程与思想的论释、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比较诠释学的探讨等议题，与会学者还基于具体实案的诠释学阐析和锻造，呈现了更为多元的诠释学路向的开拓与尝试。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研究员卢嫕老师发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王宏健副教授发言
华南师范大学卢嫕关注艾柯的“符号性诠释”理念，指出其将“自我控制”作为一种理性的限度所暗含的创造性，在从现实到文本、从文本到现实的循环路径中，探索出一条必须经由文本超越文本的实践路径。湖南大学王宏健则提出一种基于哲学诠释学概念的经典诠释学，其核心问题在于经典诠释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具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以此使得经典诠释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而登场。上海理工大学俞曦霞介绍了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当代价值，分析成中英对中西哲学思想的整合与汇通。广西大学黄小洲以伽达默尔的翻译诠释学思想为中心，认为我们应当重视超越具体翻译操练的哲学性反思，由此提出建设一种翻译诠释学。翻译与诠释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这在复旦大学丁艳、马千紫探讨文化负载词和中西诗学互释等问题的具体案例讨论中亦得以呈现。
在文本批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等空间，同样显示出丰富的诠释学探讨向度。杜克大学王一丹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关注华语小说创作中酷儿主体和动物性的关联，讨论了身份认同的诠释实践。西北大学惠天羽聚焦于罗兰·巴尔特对“晦义”及真实时刻的诠释，由此论述巴尔特中后期艺术批评中超越存在论哲学的伦理诗学倾向。福建师范大学刘玉着重分析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献祭故事的四重阐释，廖心茗则以薇依对《荷马史诗》和《圣经》的诠释为例，阐述其经典诠释实践的神秘主义特色与意义。复旦大学吴雪凝由同一者（Eins）出发，分析荷尔德林最终进入“悲剧性事件”的神话性诠释阶段；马妍、邱诗韵各自从绘画传统与物质文化角度入手，就中西不同的艺术形态提供了诠释学阐析的创新尝试。
结语
在论坛闭幕式上，多位学者再度围绕诠释学的建设与开拓等核心关切进行了精彩且激烈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本次论坛超越了地域、语言与学科的边界，围绕“中西诠释学”这一核心议题，为来自不同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无差别地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思想交锋的平台。
会议召集人、复旦大学中文系郭西安副教授评议
为期两天的“中西诠释学”论坛在学界前辈与中青年学者的精彩发言和热烈讨论中，迸生出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展演为高密度、高水平的学术景观。正如召集人之一郭西安在终场评议环节所言，与会学者是准确地走在诠释学、而非普泛意义的诠释行为这样一种学术理路中来开展对话的；与此同时，又在具体的讨论中充分显示了自身的专业性和学科实在性。多元观点的碰撞与争鸣既是诠释学包容精神和生命活力的体现，也为我们如何更具思辨性和创造性地领受、转换诠释学这一广阔深邃的话语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诠释学的传承和发展，不仅在于学术理念的碰撞与更新，更在于学术共同体的聚力与接续。未来，中国诠释学大厦将如何建构，正有赖于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从具体问题出发，在中西会通的理论观照下，一砖一瓦地不断垒砌壮大。
（文中图片均由会议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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