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总是在公众舆论中或隐或现地流传着。20世纪的上海，娼妓与娱乐、媒体、钱财、文人墨客乃至政治国运交织缠绕，呈现在历史镜像中，正可谓“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近年来，娼妓偶尔作为主角登上影视荧屏进入公众视野，如1995年李少红导演的《红粉》和2011年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学界对女性以及底层群体的重视，使得娼妓问题备受关注，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下文简称《危险的愉悦》）即是这种关注的产物。
贺萧（Gail Hershatter）是西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同时她也见证了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危险的愉悦》是她倾多年精力对上海娼妓问题进行的历史重构，该著作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不可知论，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影响，运用“声音考古”的方法，为读者呈现了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的多重面向。书中内容有愉悦，有危险，有女性身体，也有民族国家。
谁在愉悦？危险何在？
无论是在1840年以前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妓女靠取悦男性而获取谋生的资源，往往被视为掌握权力的男性的“玩物”“消遣的对象”“应酬的附属”。娼妓业是男人主宰的女人圈子，是封建男权社会的产物，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没有爱情基础的包办婚姻的补充。对男性而言，妓院不仅是提供性服务的场所，更是社交场所，“上海妓院，乍看是供人玩乐的地方，实际上却做着严肃的事情：妓院是造就和展示都市男子气概的重要场所”。（P138）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妓院向来是非多，这包括主客之间的钱财纠纷、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女人之间的花招伎俩等等，如此种种都成为通俗小报博人眼球的素材。妓院里影影绰绰的奇闻逸事经书画报纸传播开来，很快便成为上海都市生活茶余饭后的谈资乃至笑料。娼妓穿梭于上海的巷道，如同演员活跃于十里洋场大舞台，她们用身体和生命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供大众消遣，俨然一个百年前的都市社会娱乐圈。
愉悦并不是关于上海娼妓业的公众舆论的全部，与其相伴的还有倾财丧命的危险，即在妓院有限的场域空间内，妓女群体长久以来形成的潜规则、花招与伎俩施加于男人所产生的危险。如书中所言“指南书和小报将高等妓院刻画为一个难以捉摸的阴险场所……危险在于他可能会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出洋相”，（P138）也会“折损钱财或丢掉自尊”，更有甚者会沉迷烟花而丧命。这种危险可视为私域的小范围的个体性危险。书中强调的是人口买卖、违法犯罪、感染性病等更大范围的社会性危险。这种社会性危险又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危机宏大叙事中的表征。
全书贯穿着作者的审慎反思，即妓女本身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其行为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以及身份界定者的立场、意图。在人口买卖的叙事中妓女是受害者，所谓的危险并非来自妓女本身，而是来自人口买卖造成的家庭悲剧与社会危害。妇女买卖是上海娼门妓女、人口贩子以及家庭国家的交汇点，女性堕落入娼门被视为“一种与家庭纽带的断裂，妇女是作为被分裂出的牺牲品”。（P222）另一方面，妓女又被视为危险的制造者，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在涉及违反街头拉客的条规或以色相为诱饵从事欺骗或抢劫的记录中，她们又被描述为危险的作案者。”（P245）关于性病的问题，妓女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
“妓院之所以是个危险的地方，正因为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正常的社会约束。”（P265）作为近代早期开埠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上海旧有的社会秩序已被破坏，租界的工部局出于公共卫生和欧洲人的健康，试图对娼妓业加以管制，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危险依旧存在。
娼妓改造的逻辑与路径
面对娼妓的危险，租界工部局通过发放营业执照、工作照牌、定期体检等方法加以管理控制，国民党政府几乎继承了此种方法，发起新生活运动“试图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家庭”，（P359）但是由于各方立场、理念不同，加之各部门协调不力、方法不系统、资金有限等因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娼妓问题。书中认为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禁娼运动，“50年代的改革者们则成功了”。（P382）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主张废娼，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在《每周评论》第十九号发文表示，“废娼运动，是现代社会运动的一种”。至于为何废娼？如何废娼？李大钊以为“为尊重人道”、“为尊重恋爱生活”、“为尊重公共卫生”、“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根本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五四以后，娼妓问题不再限于妇女解放层面加以讨论，而是被纳入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范畴，废娼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意，妓女作为需要被解救的被压迫阶级出现在国家革命叙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妓女被视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底层人民群众，妓女与工农群众一样需要被宣传动员加入社会革命运动，从而担当起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体角色。娼妓业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与残余，没有娼妓成为新社会井然有序的标识，正如何其芳散文诗《我歌唱延安》中的赞誉：“这里没有失学或者失业的现象，没有乞丐，没有妓女。”
新中国的娼妓改造中隐含着拯救、解放的话语逻辑：“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拯救，创造新的妇女，从过去那可耻的历史中得到解放，就像中国从其自身的民族耻辱中解放出来一样。”（P360）书中第十二章描述了1951-1958年间上海市政府改造娼妓业的路径：一是医治性病和其他疾病，二是开展识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培养劳动习惯和技能。
新中国的废娼运动是成功的，它不仅改造娼妓行业，更注重人的改造。“在政府官员们看来，这一整套计划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更加深入的思想干预工作”。（P360）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界定-诉苦认同-识字劳动-回归家庭，为妓女无处安放的身体与灵魂在新社会找到了居所，使其从社会秩序的危害者转变为新社会的一员。国家话语与阶级立场下，各级政府的高度统一和协调，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形成权力与人民相连接的日常监督网，如“人民战争”再现。以上这些是殖民者的工部局以及国民党政府无法企及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体制的变革，娼妓问题再现，关于娼妓问题的讨论也渐趋多元化。
现代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现代性是贺萧讨论的关键词，她试图寻找娼妓问题以及相关书写中隐含的现代性。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大多与社会捆绑，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内涵和意义。近年来，学界常常通过女性身体来探讨其嵌入的社会。《危险的愉悦》通过娼妓这一底层群体映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样态与更迭变迁。书中妓女作为妇女的另类，牵扯着女性本身的欲望、健康、谋生、情感与价值，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等家庭关系，与嫖客、鸨母、优伶、车夫、其他妓女的从业关系，以及社会性别、公共卫生、阶级压迫、民族解放、社会主义等现代性话语。
书中第四部分论及20世纪上半叶改革者、管理者、革命者对娼妓问题的干涉，更加突显出娼妓问题中的现代性。“在改革者的文字中，社会性别、现代性和国家三者相连相扣”。（P291）改革者的评论认为，娼妓问题危及家庭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国家健康，将娼妓与帝国主义入侵、农村危机相联系，将娼妓与性堕落、民族耻辱相联系。在改革者话语中，娼妓问题既是妇女地位低下的例证，又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集中体现。因此，“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社会活动家都把禁娼作为使中国现代化和提高中国妇女地位计划的一部分”。（P322）作为管理者的租界工部局、国民党政府同样以现代社会的道德、政治、社会标尺来管制和整改娼妓业。
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娼妓问题的讨论充斥着现代性术语。一方面，娼妓被界定为封建残余、殖民后果、民族耻辱，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障碍。改造中国社会，探索国家出路走向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抑或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要解决娼妓问题。另一方面，现代性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妓女群体。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包括妓女在内的女性的觉醒，妓女也会被感召并融入民族解放的革命潮流。清末民初，妓女成立“青楼进化团”等组织，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改掉穿国旗图案长裤的时髦，甚至集资办学，提倡女子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依然把“娼妓制度看成一种社会痼疾”，认为“消灭娼妓业象征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健康、现代的国家”，（P360）并将禁娼纳入树社会主义新风、塑社会主义新人的国家运动中来。
20世纪，现代化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化叙事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如学术此背景下，贺萧将女性身体置于现代性的宏大幕布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娼妓问题的全新视角，描述了娼妓以身体为媒介谋生的行业规则，还演绎出女性身体以外的更多的社会百态与时代映像。
《危险的愉悦》不仅呈现了娼妓业的衰变存废，还揭示了现有文本书写背后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形成。一改《天津工人1900-1949》（1986）、《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2011）中运用口述资料的方法，尝试透过他者认知、记忆重构娼妓的历史故事。这种突破线性梳理，在历史关联中还原历史的书写方式，为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国底层群体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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