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口通商后，中国完全有机会实现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没有实现的理想，即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引导世界进入中国。对于中国来说，不外乎运用加法，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补上工业化、市场化这个缺憾，让中国人有机会分享工业化带给人类的好处。然而，中国在五口通商后并没有这样做，清政府在享有五口通商好处的同时，继续沉溺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宁静、惬意中。中国坐失二十年发展机遇，直至下一次被打败，方才大梦初醒，转身踏上现代化的艰难旅程。
19世纪中叶，随着五口通商逐步落实，外国商品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因无法与外国机器工业竞争而陷入沉重危机，生产凋敝，农村开始没落，游民大量增加，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大清王朝岌岌可危。
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救亡图存，清政府决策者采取联合外国以对付太平天国的策略。他们几乎全面采纳魏源二十年前的建议，“师夷长技”，购置洋枪、洋炮，并设厂自己制造洋枪、洋炮、洋船，以及一切来自西方，有助于中国强大，有助于朝廷打败叛逆者的东西。
正当清政府大规模引进西方武器对付太平天国的时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面临着调整。英、美、法三国利用《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相关条约期满修约的机会，要求清政府扩大开放，一是将通商口岸由十几年前的五个变为更多；二是将通商口岸的制度推向全国，至少应该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事情的起因应该是，当太平天国如火如荼在南部中国大闹特闹时，三国虽然要求中国政府按期修约，扩大交流，但三国对中国的未来似乎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在要求清政府修约的同时，却在两边下注，也试图与太平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防中国大局突变，各国利益受损。
三国与太平天国试图建立外交关系是自己的权利，也是三国政府对本国资本、利益负责任的表现，无可挑剔。但从中国立场看，三国的做法就太不够意思了，因而三国也就很难让清政府爽快地接受修约，接受扩大贸易，增加更多的通商口岸。这也是清政府的权利。
1855年，美国政府任命传教士出身的伯驾为新的驻华公使，要求伯驾上任后尽快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这些要求包括：第一，准许公使入驻北京；第二，无限制扩大通商范围；第三，废止对美国侨民行动自由的一切限制。
伯驾上任途中绕道英法两国，与两国外相协调立场。英法两国政府支持美国的立场，训令两国公使与伯驾一致行动，要求中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落实贸易自由、行动自由，准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
三国外交当局的立场取得了一致。1856年5月2日，美国公使伯驾就修约问题向负责大清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三国派遣使节驻留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第二，三国贸易无限制扩充到中华帝国全境；第三，全中国臣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第四，改良中国法庭。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些要求，英法两国有选择地支持，并不是全盘接受。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紧随伯驾，于5月16日、6月4日分别向叶名琛提交照会，提出类似要求。
叶名琛收到这些照会后进行审慎研究，并报告了朝廷。朝廷指示叶名琛可以选择那些事近情理，无伤大体的一两个问题与英、法、美三国进行谈判，以示朝廷宽宏大量之意。这显然与三国的期待有很大出入。
和平谈判无法解决中外之间的分歧，英法两国寻找机会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1858年5月20日，大沽炮台沦陷，清政府不得不答应与各国重开谈判。6月26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第二天，与法国签订类似条约。稍后，与俄国、美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
根据《天津条约》，中国政府接受各国要求，同意建立中外往来的新体制，同意各国公使在北京长时期居住，或随时往来，并规定觐见中国皇帝时的礼节与觐见欧洲各国君主时大体一致。这是一个重大进步，表明中国有了与世界一致的步调，“天朝上国”的思维方式有了些微改变。
对于各国提出的通商、游历、传教的要求，清政府在条约中也有巨大让步，同意各国臣民有权持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答应对英国开放汉口、九江和镇江等“长江三口”，允许英国船只在这些口岸进行贸易。此外，牛庄、烟台、台南、潮州、琼州等处，也逐渐纳入开放口岸，各国商人逐渐从沿海走向内地、内河。
《天津条约》对各国一直要求的税则改革也有调整和削减，外国商品进入内地比过去更方便、更容易，这对于扩大贸易、改变中国经济构成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二
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对《天津条约》相当不满，以为这一系列条约极大满足了列强对中国的需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伤害。特别是这场依然以鸦片名义进行的战争，在相关条约中不仅没有彻底解决鸦片问题，禁止鸦片贸易，反而因稍后谈判签订的税率协定，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了。
其实，鸦片问题并不是清政府关心的重点。清政府对《天津条约》的不满主要是由于这些规定可能有碍于其政治统治，因而清政府在签订不久后就开始寻找废除的机会。
根据《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中英两国应于1858年10月在上海接谈税则修订问题。清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是“夷务”的一个转折关头。清政府指示谈判代表制订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以完全豁免外国货物进口税和放开鸦片贸易，以换取列强同意取消《天津条约》。
1858年6月26日，天津，清政府代表桂良、花沙纳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
清政府完全出于政治考量的决定，遭到了负有实际责任的地方官员的普遍反对，尤其是正在与太平军打仗的长江流域的督抚，他们认为这个决定根本不可行。两江总督何桂清指出，大清军队支出的重要来源是关税，如果对外国商品进口税全部免除，势必严重影响目前的军事行动，清政府或许能与各国构建一个新型关系，但太平天国的实力肯定越来越强，到那时，清政府面临的可能就是改朝换代的危机。
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桂良、花沙纳也无法认同清政府的主张，以为清政府废除《天津条约》全案的建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主张，此次谈判能够争取的第一要事可能只是各国公使不要进驻北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条，就算巨大成功。在后来的实际谈判中，“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们根本没有将朝廷取消公使驻京、限制内江通商、内地游历，以及赔款、退兵等条件一并提出，而是将讨论重点集中在公使驻京问题上，反复解释公使驻京势必严重伤害清政府的威望，不利于中国政治局势的稳定。中国政治局势不稳定，各国利益也就很难保障。
基于这样的分析，英国谈判代表表示将向英国政府建议，假如明年换约顺利，各国满意，《天津条约》各项条款都能得到落实，他们可以考虑将公使安排在北京之外居住，只在公务需要时进出北京。
当然，中国方面为此做出了补偿，比如，大幅度降低进出口税则，确立“值百抽五”的税率，免除烟、酒、食品、化妆品等奢侈品的进口税，理由是这些物品只供给外国人使用，并不作为商品向中国人销售。事实上，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改变。来自西方的这些奢侈品迅速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时尚和追求。至于鸦片，新税则将之列在洋药名目下，让这个引发两次战争的毒品成为合法贸易中的物品。
不过，从总体上说，上海通商条约善后谈判的结果应该说是积极的，特别是条约规定中国海关邀请英、美、法三国洋人帮办税务。这个制度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税源，但从后来几十年的实践来看，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海关制度，为中国积聚了大量财富。
然而对清政府来说，上海谈判并没有实现废止《天津条约》的目标，因而在清政府决策者看来，上海谈判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由此，清政府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
清政府的犹豫不定很可能使已经达成的共识付诸东流。为防止极端后果的出现，谈判代表何桂清上了一个折子，建议朝廷不妨按照现在的条件谈下去，实在不行，等到明年各国北上换约时，聚而歼之，从头开始。
何桂清是稍通“夷务”的两江总督，提出这个建议当然不是真心实意，他不想让朝廷用武力对付外国人，更不想让所有谈判结果付诸东流。何桂清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希望朝廷现在不要在细节上纠缠不清，要重大势、看大盘，注重大节，能和解就和解。
然而，何桂清的建议还是深深触动了年轻的咸丰帝。咸丰帝不想让外国人进驻北京，不想接受《天津条约》的束缚，竟以为可以用武力阻止《天津条约》成为现实。所以在中英上海通商条约善后谈判一结束，咸丰帝就下达命令，练水师，筑炮台，在天津一带设防，期待以军事行动拦截列强强行入京，强行换约。
咸丰帝不愿让外国人进驻北京，不惜准备为此诉诸武力。而列强此次外交的大行动，其实说到底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进驻北京，就是要让各国公使将来有机会、有办法与清政府的最高层直接打交道，减少两广总督这样的中间环节，尤其是减少与徐广缙、叶名琛这样极端保守的官僚打交道的次数。中外思路可以说南辕北辙，有着根本的冲突。
根据各自的不同思路，中外都在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咸丰帝下令将负责对外交涉的钦差大臣由广州移驻上海，由两江总督何桂清顶替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各国商务。以上海作为一道坚固防线，防止各国公使不听劝阻离开广州长驱直入，直奔京津。咸丰帝的本意是，不但不允许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即便最低限度地随时进京觐见，也绝对不可能。
与此同时，英法两国也在为换约进行准备，也设想了几种可能性。两国政府各自任命了新公使，英国公使为普鲁斯，法国公使为布尔布隆。英国政府给普鲁斯的训令是，为了换约，为了实现公使进驻北京的目标，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北京挺进，同意普鲁斯在必要时可以带领一支具有足够人数和战斗力的皇家海军。换言之，英国政府准备重演二十年前的旧戏码，对中国不惜以武力征服。
其实，英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换约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们还是高估了清政府的决心。清政府在获悉英法两国的外交姿态和两国新公使即将来华的消息后，并没有勇气一意孤行，殊死抵抗。清政府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防线，其实这些都是做给国内人看的，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态度开始调整，期待尽量让换约使臣止步在上海，争取在那里完成换约手续。假如不行，清政府也有预案，可以考虑让两国公使进京，但是必须遵守以下约定：第一，必须按照双方议定的路线走，由天津海口进京；第二，公使进京随员不得超过十人；第三，公使及其随员进京均不得携带军械；第四，公使进京后照外国人进京往例，不得坐轿摆谱，不得使用仪仗；第五，换约结束后，公使必须迅即离开，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京城逗留、久驻。
清政府的退让并没有换来英法两国公使的让步。1859年6月2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相继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在那里与稍早抵达的美国公使华若翰会合。
在上海迎接三国公使的中国大臣为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根据朝廷的指示，试图劝说三国公使留在上海谈判换约，尽最大努力阻止他们北上。
然而三国公使主意已定，根本不愿与中国方面就行程进行任何商议。6月8日，英使普鲁斯复照桂良、花沙纳，指责中方推辞延误，不尽早回京准备接待、准备换约，反而在上海这个地方耽搁工夫。普鲁斯声明，去年谈妥的《天津条约》没有再商量、再谈判的空间，而且三国公使已经约定，在进京换约之前，不会与中方就条约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甚至不会与中国方面的任何代表会面。
第二天，英国六艘兵船从上海启航北上，目标直指北京。15日，英使普鲁斯、法使布尔布隆自上海启程。16日，美使华若翰亦北上。与此同时，俄国公使彼罗夫斯基奉命行文军机处，声明他此次前往北京，不仅负责为《天津条约》换约，而且还要就两国边界、通商等事情进行谈判。诸国南北夹击，使清政府陷入外交无援的尴尬处境，可供清政府选择的外交空间越来越小。
眼见得无法阻拦各国公使进京换约，清政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要求各国兵船到大沽后不得擅自进京，各国公使必须按照清军指引，由北塘登陆入京。清政府之所以指定进京路线，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点尊严，让各国公使沿着先前各番邦进京朝贡的路线入京。这些行动究竟是否能够刹住列强的威风，清政府自己并没有把握，但他们之所以执意这样做，其实还是要对民众保持自己的威严。
三
1859年6月17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领四艘兵船抵达天津海口，准备从那里协助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
按照中国方面的既定方针，当然不同意三国公使进京，更没有将换约这件事情看得有多么重要。但三国公使不这样认为，他们不惜代价一定要一次性解决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贸易问题，重建与中国的关系。为此目的，三国还派遣了二十七艘军舰前往支援，似乎预感到此行不借助武力就无法顺利解决问题。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的港口
中国方面负责京津防线的是老将僧格林沁。他本来就对《天津条约》非常不满，是力主废约不惜开战的主要人物。僧格林沁建议朝廷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动全国兵员、财力，全面抗战，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外国人赶出去。
僧格林沁这些蛊惑人心的主张深刻影响了咸丰帝，使咸丰帝觉得在与洋人交往时并不能一味退让。所以在换约交涉发生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到天津督办防务。
僧格林沁受命后积极修筑工事，在各个主要水路设置障碍，试图将外国人拦在外海，使其不得登陆，无法进入内河。
何伯率领的英国海军抵达天津海口后，僧格林沁指派武弁化装成乡团与英军联络，探听虚实。英军将计就计，通过这些化装的中国官兵转告僧格林沁，三日内必须将布置在航道里的障碍物自行撤去，逾期不办，联军将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外国人的强硬立场和最终目标，中国方面一清二楚，何伯的转告只是强化了这些信息。第二天（6月18日），咸丰帝发布指示，对已有计划进行调整，一是责成谈判代表桂良等人星夜兼程火速回京，准备在北京与各国公使谈判换约。二是命令僧格林沁派员通知英法联军将领少安毋躁，不要擅自驶入内河；僧格林沁还可以通知英法公使，即便将来进京，也要从北塘行走；已经抵达天津的英法军队，应该在那里静候桂良等人，一旦桂良等人抵京，立即请三国公使进京。三是军机处通知顺天府衙门为三国公使在北京寻找房屋。显而易见，中国方面面对现实已大幅度调整了规划，中外完全有可能避免因换约而引发意外的冲突。
然而，中外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时间太久了，最高层的妥协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高层就能理解并去执行。英法联军按照自己的思路在大沽口外操练着，尝试突破清军设置的那些障碍。僧格林沁对于联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他将这些情形向朝廷做了报告。清政府重申几天前的指示，嘱咐僧格林沁再次告知联军及各国公使继续等待，一俟桂良等人抵达，即请他们进京。
中国方面的立场被联军严重误解。何伯认为，清军一再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过就是一个缓兵之计，他当然不愿就此与中国方面继续周旋。6月22日，何伯强烈要求中国守军撤除障碍物。
联军的强硬态度促使中方立场松动。23日，咸丰帝再谕僧格林沁等人，让他们继续劝说三国公使移泊北塘口外，在那里等候桂良。咸丰帝也不忘交代第二步，假如三国公使不听劝阻，也可以让三国换约专员从北塘移至天津静候。在咸丰帝看来，天津的条件已经不错了，以为这样的妥协应该能够满足各国公使的期待。
无奈，各国公使根本听不进中方妥协的方案，他们给中方的答复是，既不移至天津，也不走北塘，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堂堂正正地进京，光明正大地换约。
清政府不愿意各国公使进京，不愿意换约，不愿履行已达成的《天津条约》，这些想法都可以理解，但是清政府既不敢明白说出心中的积郁，也不敢用正规军出面拦截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反而使用了比较下作的办法，用军人冒充百姓，以百姓的名义阻断各国公使的进京之路，围堵联军的必经之地。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联军要登岸，有貌似民众的人群起而制止，但当联军要求会见当地军政官员时，这些“民众”则说这儿没有军事的或民政的官员，这条河已经由人民自己出钱加以塞阻，以防叛徒，而守军则仅由民兵组成。这样的说法显然被英法联军识破了。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咸丰帝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心理，但无论如何让官兵充当老百姓去糊弄外国人，确实有点过了。战争并没有爆发，中方的炮台依然在那儿，中方的军舰也在那儿，只是没有了士兵，没有了旗帜，这让英法的职业军人感到可笑、可气。
如果说联军或三国公使先前还有一点妥协的意愿，可以商量如何进京、怎样换约，现在他们面对一群找不到头目的“民众”，实在不愿继续妥协了。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认为，他们前往北京的目的、大致行程，早已向中国方面做了通报，为了让中国皇帝对扩大通商建立足够深的印象，他们必须前往天津，必须让英法的旗帜在天津飘扬。必要的话，通往天津的路，他们有办法打开。
英法联军之所以执着地要用强硬办法对付中国，还有一个细节，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一个主和派、一个主战派。他们的强硬，既是敲打主战派，也是支持主和派。他们认为主战派希望僧格林沁将联军拒绝于外海，因此，联军只有击败主战派的僧格林沁，只有进入中国内海、内河，清政府内部的主和派才有机会抬头，中外和解才有可能。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
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外在大沽口外的对峙、僵持就不可能持久。6月24日，英法联军向清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尽快给联军让开道路。
联军的通牒没有获得清军的回应，因为在联军面前并没有清军，只有“老百姓”。当天夜里，联军派出小船进入海口，用炸药轰断拦截河口的大铁链、大棕缆。当然，清军在下半夜又悄悄修复了。
第二天（25日）上午十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下达进攻命令。联军当时所要克服的障碍物，就是横亘在河口航道上的一排铁桩，铁桩里面还有一道大铁锁。其设置恰好留了一条直接为南岸炮台所控制的通道；再往里，又有一道大水栅横在航路上；更往里，在上边的南炮台和下边的北炮台之间，放置了许多笨重的浮木。这些浮木构成梯形，根根相接，堵死了通道。在这些巨大的障碍物之后，就是南北两大炮台群，夹住了一个狭长通道，形成易守难攻的格局。
对于联军的动向，中国守将僧格林沁相当清楚，他就是要让联军主动进攻，然后聚而歼之。所以，当联军军舰兵临铁桩外，清军依然不动神色，眼看着联军花两个小时用军舰拉断了十多个铁桩。
僧格林沁或许感受到了联军的决心，他此时派员持天津道照会晓谕劝阻，但联军不准信使接近，更不愿接受照会。联军主意已定，各战舰蜂拥而至，冲过铁桩，直撞铁链，但两次均被拦住，无法跨越。联军随即开炮轰击炮台，僧格林沁见状，下令大小炮台开炮回击。
一场原本可以和平进行的换约活动，终于演变成武装冲突。
激战中，联军损失惨重，只好败退回到南方。当然，不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都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会卷土重来，一定会报复，会让中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四
经过接近一年的准备，1860年夏，英法联军在山东烟台一带集结了大约二百艘军舰和两万名以上的士兵，以期远征北京，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是年8月，联军在北塘登陆，由此开始向天津进攻。9月初，联军占领天津和大沽，继而向北京进逼。咸丰帝先是宣布御驾亲征，结果却在匆忙、慌乱中逃亡热河。10月7日，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10月24日，恭亲王奕受咸丰帝全权委托在北京与英国方面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第二天，与法国人签订《中法条约》，并与两国交换了有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完败而告结束。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终于同意各大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相应地，中国也承诺将尽快在各大国首都设立自己的公使馆。这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真正开始，尽管开始得不是那么愉快。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裂变，中国发展、转型的速度，因为与西方直接联络而极大加快。
在《北京条约》中，清政府承诺将天津向外国人开放，天津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政府同意英国的要求，将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起割让给英国，扩大了香港的面积。这当然是中国与西方早期交往中没有经验而导致的耻辱，等到中国与西方交往经验丰富了，等到中国弄清究竟应该怎样与西方交往了，纯粹割让领土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更多时候是采取比较纯粹的商业原则，如定期租借。
《北京条约》如果一定要说耻辱，当然还有战争赔款，英法两国各得八百万两白银。《北京条约》及先前的《天津条约》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还不是那些具体的损失及赔款，而是这两个条约彻底打碎了中国自以为是的封闭体制。朝贡体制、宗藩体制对中国来说将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新的条约体制逐步建立，中国人终于睁眼看到了世界，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中国对世界也不再是局部的“开放”，实质上已经是全国范围的“放开”，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员在条约保护下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出入。中国的外交体制由此逐步演变，先是顺应要求成立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则在外交礼仪、外交体制上逐步与世界“接轨”。如果从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算起，中国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折腾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本文摘自马勇著《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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