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荃（1918-1971），四川江安县人，1937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留历史学部任助理研究，后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她精研战国史，初出校门即获顾颉刚、钱穆首肯，1948年徐中舒对30岁黄少荃提交的成果，已给出“此十余篇裒集史料巨细糜遗，断制亦尚谨严……皆足祛旧史之凝滞，昭已湮之陈迹……剖析真伪尤具卓见”之评。黄少荃1971年自戕后，声名不彰，著述极难搜辑，及至袁庭栋辑录的《黄少荃史论存稿》出版方再引关注，但也不过张邦炜、周运、徐阳诸先生的数篇文章，无疑黄少荃仍是一位久被忘忽的女史家。
本文从朱希祖、金毓黼的日记入手，辅以若干其他材料，冀能理出黄少荃治战国史的因果由来，并就朱希祖、金毓黼两大家对黄少荃的欣赏指导稍作梳理（尚无人具体揭出），兼述这位女史家的生平及与其他学人之交谊。
黄少荃
分治七国史：黄少荃与朱希祖
1939年2月9日，朱希祖购得《先秦诸子系年》等书，当日朱氏思及作史“才、学、识”三长说及姚鼐作文“词章、考据、义理”三长说，认为“二者本相通也”。他自记“今后欲治史学，第一宜致力于文章……第二宜专治一代历史而考据其全体……第三宜治社会科学及哲学、论理学”。确定原则后，朱希祖“拟将战国一代作为实验”。他指出当时世界即一战国，“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而文章亦可以周秦文出之，诚一举三得者也，所谓‘三长’可措手矣”。12日，朱氏“阅《先秦诸子系年》序”，谓钱穆之论颇有见地。自此，朱希祖开始频繁阅读战国史事文献及《诸子系年》。
25日，朱希祖授课，“史学系二年级生七人，令其分治战国时七国史，各治一国，余为导师，均欣然从命”，黄少荃治楚国史。这是黄少荃第一次出现在朱希祖的日记中，也是黄少荃治战国史的最早记载，基本可确定她的战国史研究之路是自此开始的。对于这一安排的作用，分到燕国的曾祥和有发言权。曾祥和后在中大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硕士毕业，1946年与沈刚伯成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退休，她回忆说“二年级时朱先生教我们战国史……第一堂课就叫我们抽签每人研究一国……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研究’……既培植了我研史的基础，也引起了我对历史莫大的兴趣”。那天课毕，朱氏带领众生到图书馆借阅参考书，此后他指导学生研究战国史的记载多次出现，其本人也产生了一批战国史研究成果。
分治七国史情况
1940年1月6日，“史学系女生黄少荃以《秋思》诗八首用杜韵来就教，其诗尚可造就，并与曾祥和女生偕来，索余《天都烈士歌》”，这是朱希祖首次记载与黄少荃在课外的互动。2月17日，朱氏批阅秦史试卷，“记其题目及作者如下。盖欲搜辑史料，此为第一次试作，将来拟续出试题，以求完备”，黄少荃选《秦之法家思想》一题。少荃成长想必极快，不久即获朱希祖极高评价。9月18日，朱氏给黄少荃复信，记缘由甚详，“因黄女士为中央大学史学系高材生，颇服膺余史学，因从余研究战国时楚史，颇有心得，暑假时……来信邀余至江安避暑，避空袭……至闻敌拟大规模攻重庆，余乃写信与彼，以江安为退步之地”。少荃当时为三年级生，已被评“高材生”矣。
朱希祖单独指导黄少荃的战国史研究，1941年3月17日，“写黄少荃信，令其来取楚、鲁、杞、蔡年表”。今有朱希祖《战国史年表》手稿106页藏国家图书馆，存目有《东西周君年表》和秦、楚、韩、赵、魏年表各一卷；1944年朱偰梳理其父著述时，提到还有《西周君世系考》《鲁年表》《战国时杞蔡年代考》等，少荃取的四国年表当年不知是否属其中一部。1942年3月30日，朱希祖“交倞儿书画册一部，《审查〈诸稽考〉报告书》一篇，转付女生黄少荃”。这篇审查谭戒甫《诸稽考》的报告，朱氏先有初稿，后重撰，3月26日刚缮写完成，想必是让少荃揣摩学习。
朱希祖认为“与其周济穷乏，不如培植英俊”，黄少荃自属后者。1941年8月16日，朱氏致信爱女朱倓，提及国史馆“有四干事皆能研究史学，皆余所介绍，愿受余之指导……余乃指定吴、晋、宋、齐、梁、陈六朝史试行研究……各人认定一代……已开始着手”。他介绍“别有中央大学史学系毕业二高材女生亦愿受余指导”，“余前年本拟研究战国史及秦史，此二女生即在此团体之内，分任楚史、秦史，最有成绩，余因此撰成《汲冢书考》五卷。后因此团体内五男生分任齐、韩、魏、赵、燕五史，太懒惰，无成绩，因此解体”。联系前文，二高材女生即黄少荃、曾祥和，此时已在楚、秦史研究上得朱氏认可，但曾祥和后来转研两汉史，七人分治战国史只有黄少荃坚持到最后。
崭露头角的少荃先生，有了去向钱穆从学的机缘。1942年4月5日，黄少荃“持其《楚史编年稿》第一卷及其凡例来请指示，并辞行，将赴成都齐鲁大学研究院就钱穆研究。乃录《荀子·劝学篇》一节赠之”。1948年，身在江南大学的钱穆收到黄少荃《战国编年》楚国一编八卷，大概八九万字，这八卷应初始于少荃呈朱氏阅的这一卷。
黄少荃自中大毕业后，与朱希祖时有往来。1942年8月13日，朱氏“又接女弟子黄少荃自江安来信”。11月12日，“黄少荃来，请其午餐，畅谈齐鲁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近况，并述其楚史成绩，借去鲍彪《战国策注》，郭希汾《战国策详注》，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国策编年》共四种……”。12月13日，“倞儿回家，带来黄少荃信，并赠我《长沙古物闻见记》二册及其姊《穉荃诗集》一册”。《长沙古物闻见记》为商承祚著，《穉荃诗集》即黄穉荃的《穉荃三十以前诗》，1942年5月成都茹古书局刊行，商衍鎏（承祚之父）题书名。
《穉荃三十以前诗》
姝姝者谁子：黄少荃与金毓黼
在中央大学执教的金毓黼同样与黄少荃有师生之谊、伯乐之遇。1941年3月16日，中大史学系师生游磐溪，“为史系今年罕见之盛会”。金毓黼先得一诗，又作《磐溪纪游诗二十韵》，诗曰“昨宵愁积雨，今朝放天晴。芳春二月半，折柬邀群英……列座有楼（石庵）、郭（量宇），高谈四座惊……胡氛尚满天，宇内方苦兵……插花各满头，怀抱亦以倾。姝姝者谁子，中央史学生……”他记与会四年级生有“邵则云、苏诚鉴、王铃、石坤琳、曾祥和、黄少荃、赵春谷”，二年级生有“黄彰健……唐德刚”。3月18日，金氏言“游磐溪诗，黄少荃、李绍定二君俱有和作。黄君之诗为胜，中有数字未工，余为易之，便觉熨帖可诵”。少荃“文史俱佳”，诗名屡为他人称道，惜今日存诗仅数首，经金毓黼饰改的黄少荃诗如下：
午间有警报，敌机入市空，久之始解。磐溪即和静庵师诗韵
黄少荃
洗塵昨夜劳春雨，乍换轻衫趁晓暾。
照眼河山悲故国，比肩桃李立程门。
迴峰叠嶂迷来路，断碣残碑认旧痕。
莞尔得无邀一笑，座中谁起发狂言。
无独有偶，同于朱希祖“黄女士为中央大学史学系高材生”的评价，金毓黼1941年9月25日写下“黄女士少荃今年中大史系毕业之高材生也”的评语。这次提到少荃是因为“上月廿五日寄余一诗”，金氏将诗抄下，辑出又添黄少荃存世诗一首。
八月二十三日闻三台空袭，寄呈静庵夫子
黄少荃
警报频添蜀道难，东山丝竹可平安。
新秋塞外悲茄起，月夜城头柝雨寒。
珍重微言传海内，敢从缄札劝加餐。
何当橘绿橙黄日，亲迓文旌返杏坛。
金毓黼当时赴三台东北大学久未返，郭廷以稍早来信劝其回渝，金氏“有欲归之意矣。及得顾校长函，允余缓归，乃变计，仍于明春回渝”。此诗可见少荃对金毓黼的关切之心，盼金氏早返之意拳拳，静庵评曰“此语音节极佳，关念尤切”。
1942年5月23日，金毓黼“又得黄生少荃成都函，附途中所得十绝句，首首皆佳，其进步之速，殊为可惊”，“途中”即是少荃离渝赴蓉从钱穆学习途中。11月22日，金静庵作《致中央大学历史研究部诸子书》给“诚鉴、煜孙、少荃、祥和四君”，解释其决定离中大赴三台东大的理由，并表坚辞中大历史学部事之意。黄少荃四人均属金氏主持的历史学部，学业、职业均与他关联，金毓黼致歉说“君等之课程至重，进修亦宜亟，傥因仆之缓归而多所旷阙，则何以对己对人……”，但仍“雅不愿再任研究部事”。12月15日，金氏“得黄少荃、苏诚鉴二君复函”。
《江安县志》说，少荃先生“很受该系系主任、教授金毓（黼）赏识，乃留本校史学部当助理研究员”。据1942年10月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教员名录》，她当时为“中央大学历史学部助理研究，25岁”。关于黄少荃生年，有《江安县志》、徐阳“1918年说”，袁庭栋“1919年说”。此处不知少荃25岁为周岁虚岁，如是周岁，其当生于1917年；如为虚岁，则生于1918年。
金毓黼与少荃之姊穉荃还同为国史馆纂修。1947年3月20日，国史馆集会商讨修史义例，“与会者有吴向老、柳翼老、……黄穉荃、丁实存、王仲荦诸公。穉荃为及门黄少荃之姊，适西康民政厅长冷君，冷君被人狙击而殒，穉荃遂入史馆任编审，今改纂修”，金毓黼在这里明确称少荃为“及门”。会上金氏与黄穉荃谈修史意见颇为投契，说穉荃“甚以予所撰《国史商例》为当。又屡向马君禄程称余所撰《史学史》对史学盖有深一层之认识”，“诸先生……与黄君意旨相同，黄君又以于纪、志、表、传外增录之一体深以为然，此尤难得”。
惠班而下仅斯人 不知来日又如何
顾颉刚对黄少荃的记述（主要存日记），前人有利用，但尚有余地。顾氏在1942年12月15日记下“黄少荃来质战国史”这次学术交流后，20日他“为黄少荃题《学海珠船》册子”。此册今已不知下落，顾氏所题内容收《宝树园文存》。其自少年涉吴中山水讲起，结合个人所见，遥想燕下都易县、齐都临淄、邯郸赵王城、咸阳、大梁等战国都城。话锋转至战国史研究，他给出“少荃女士殚精战国史，将以之为终身事业，惠班而下仅见斯人，他年成就殆当秩出马、陈、林、黄诸家”的评语和期待。以少荃比班昭，如同朱希祖、金毓黼，顾颉刚第一次给出的就是“高材”之评。（按：黄少荃和杨允奎婚后，向楚撰诗以贺，亦有“班惠何殊太史公”之赞）结合顾氏“以实物证载记，今世学者之所有事也，其亦有意游于黍离麦秀之中，拾取残砖碎甓以资存想乎？因书此册作豫约焉”的说法来看，《学海珠船》或是黄少荃治战国史阶段性成果的合集。
顾颉刚对黄少荃的夸赞多次出现，互动亦不少，如周运所指出，顾氏对黄少荃曾有意，但顾对黄的欣赏应更多来自学术。同时期受顾颉刚赏识的，还有两位学术女性，顾氏夸赞她们时都一并夸了黄少荃。其一为孔玉芳，顾氏有言“少荃治战国史，玉芳治汉史，并专心一致，可望有成”。孔玉芳当时是顾氏的研究生，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论文指导老师是蒙文通之弟蒙思明。另一位是魏青铓，顾氏评曰“渠能文，能组织，有思路……重庆女史学家有渠及黄少荃，余则徒能教书编讲义耳”，其后来为河南省文史馆馆员。
顾颉刚对黄少荃多有推荐。1943年3月5日，顾氏将“现代中国治史各专家之在后方者”开名单寄送徐文珊，治战国史的仅“钱穆（齐大）黄少荃（中大）”两人。1947年，谈中国优秀青年史学家时，顾颉刚认为以时代划分为标准，有张政烺、黄少荃（女）、杨宽、童书业四人。1958年8月10日，顾颉刚致信姚绍华、孟默闻，谈《史记及三家注校证》事，推荐孙人和、程金造、贺次君与其合作，“四人合编最为理想。四川大学中黄少荃教授熟于战国史，如得她合作，当然更好”。
另一边，1950年8月29日钱穆致信洪廷彦，提到正校订《诸子系年》，嘱道“我殊念黄少荃，或弟等去一信成都，告我此意，并转述我安善，可释彼念”。1974年，钱穆在台为中国文化学院研究生开讲《经学大要》，第八讲开头有一段回忆，他忆一位中央大学的女学生，“我的学生中，只有她真能读我的《先秦诸子系年》”。钱穆通篇未提此生之名，因相似的内容见于钱氏《师友杂忆》，此生乃黄少荃无疑。对比来看，《师友杂忆》多出几句对黄少荃个人情况的回忆，语句更书面化，不过讲稿早《师友杂忆》八年，其中有差别的表述亦存价值。钱穆不知学生已故，晚年笔下的及门弟子黄少荃，极富学术前景，说她的《战国史》若写完，“总有几十万字”；又充满生活气息，忆她名士派头，能烹能饮。
1963年5月5日，谢国桢到黄家邀少荃，“恰巧这天晚上黄少荃的女儿和系中青年教师童恩正订婚……可惜我午饭吃的过饱，黄先生亲手烹调的佳肴吃不下去”。11日谢氏身体不适，“晚上到黄先生家去，请她为我煎桑菊饮，黄先生怕我冷，并借我一条毛毯”。12日，“黄少荃先生约我和中舒、彦威诸兄在她家晚饭，由黄先生亲手做的豆花和东坡肉，味道很美”。这是谢国桢笔下的黄少荃，而谢黄结识，一或因徐中舒，二则是黄少荃在研究上已转向。
黄少荃在华西协合大学教中国通史、战国史，建国后在四川大学主要讲中国通史（明清段）及明清史，基本不提战国史，袁庭栋曾猜测是受钱穆“牵连”。当然不知黄氏转研明清史是全出于个人原因，还是有教学安排因素，她倒是对青年张邦炜表示过“对先秦和明清比较熟悉”。另黄少荃也开过《隋唐史》课，《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题目汇编》上，她报送的题目是《关于唐帝国对外扩张的研究》。
1951年4月29日，黄少荃在《工商导报》副刊《学林》上发表《“花会”源流》一文，袁庭栋指出“这篇文章是少荃师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实际上，1947年3月24日的《新新新闻》刊有黄少荃《花会流变记（上）》一文，所论与《“花会”源流》一文近半内容接近，因此《“花会”源流》只是解放后改作的。目前已知黄少荃建国后的未刊新作，有《中国古代史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及其相关的问题》（1962年12月）和《顾炎武的抗清活动》（1964年5月）。谢国桢记1963年5月10日下午，“继续开顾炎武学术讨论会，有黄少荃讲的顾亭林的抗清运动”，所讲内容后或形成了《顾炎武的抗清斗争》一文。1964年1月8日，黄少荃到医院看望七十岁的顾颉刚，这是二人最后一次相见，“少荃谈北京史学界近况，知某方作中国历史，竟欲抹杀少数民族建国，谓少数民族无建国事，此之谓主观唯心论”，这个观点黄氏在《中国古代史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及其相关的问题》文中有坚决反驳。
结语
无论是亲旧回忆文字，还是寥寥的专文，均未明确黄少荃治战国史自何时始、为何治战国史、最初是否有师传指点，似乎其兴趣为自发，天资为自存，被看重培养始于顾颉刚、钱穆，特别是战国史研究师承钱穆。周运指出“黄少荃能得到钱顾两位大学者的眷顾与垂青，可见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今作此文，至少能得到“黄少荃受到朱希祖、金毓黼、顾颉刚、钱穆四位大学者的眷顾与垂青”的结论。当然证实这个结论并非目的，本文亦无意堆砌名家夸赞之语来证明少荃先生的优秀，实在是材料所限。
1971年10月19日上午，干着重活的袁庭栋远远看见体弱多病的黄少荃与67岁的缪钺老坐在小凳上干轻活，下午即惊闻黄先生已自尽。至于原因，无从知晓。黄穉荃曾说“少荃本患心脏病，允奎卒后，神经益脆弱，无日不在烦忧之中”。袁庭栋访得的可能因由，一是其或深恐又将成为重点教育对象，二是被邻人肆意构陷，三是抱病已久又无人生支撑。黄少荃走得决然，只给工宣队、军宣队留有一函，不知内容；留有从未公布的遗嘱，据传有两条是捐书捐款。从此，望江楼畔少了一位才高学精的女史家，川大校园里大概很多年没有再出现过穿着旗袍、打着花伞的身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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