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图书馆东馆在浦东的开放，那些原本深藏库房的文献典册有了更多的空间进行展示陈列。
澎湃新闻近日在现场看到，其中东馆7楼特辟“馆藏精品馆”集中展示部分馆藏菁华，首展以“典册琳琅”为主题，系统展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重要展品包括北魏神龟元年写本《维摩诘经》、翁同龢旧藏宋刻本《长短经》、宋拓《许真人井铭》等。
展览现场，展厅中央8个中央环绕为圆形的单独展柜
尤记得每年11月，地处上海市淮海西路上图展馆推出的馆藏历史文献精品展，在限展两周的时间中门庭若市，人们埋首在低矮的展柜前，感受扑面而来的古韵。
据悉，上海图书馆现藏中外文献5700余万册（件），其中古籍善本、碑帖尺牍、方志家谱、西文珍本、名家手稿以及近代档案、图书、报刊等历史文献尤具特色，典册琳琅，称著于世。一直以来，由于上海图书馆展厅条件的局限，让上图所藏众多重量级古籍善本、碑帖尺牍无法长时间展示。随着上图东馆的开放，这一问题也得到完满解决。
展览现场
“馆藏精品馆”特辟固定展区、以“典册琳琅”为主题。首展以“古代写本、稿抄校本、尺牍信札、碑帖拓片、历代刻本、活字聚珍、地方志书、近代先声”八部分，共计展出70件馆藏精品，梳理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
八册典籍汇聚馆藏之最，梳理书写印刷线索
展览中，最为引人注目是展厅8个中央环绕为圆形的单独展柜，其中展出8卷典籍每一卷就意义非凡。其中，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写本的《维摩诘经》为敦煌遗珍，是上图最古老的藏品；《长短经》为宋刻孤本，是翁氏藏书中的至宝；《许真人井铭》是徐铉篆书代表作，且为北宋拓印、北宋装裱；《颜氏家藏尺牍》手稿中收录了名流手札700余通，勾勒出“曲阜三颜”的朋友圈；清代宫廷戏曲剧本《江流记》《进瓜记》是乾隆内府四色抄本，精美绝伦；明弘治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金属活字本，成为印刷史的重要见证；清康熙刻本的《台湾府志》从废纸中抢救而得，为首部台湾地方志；1855年徐汇公学（徐汇中学前身）石印本《法兰文字》是一本法语教材，也是上海已知最早的全石印书籍。
《长短经》宋刻本
从现存最古老的纸写本到石印书籍，八册典籍背后承载了历史的更迭、文字文化的变迁。
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维摩诘经》是古代写本的代表。这边经卷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最后一行题记清楚写着“神龟元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也就说，它写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距今已有1504年。
《维摩诘经》北魏 抄本
据介绍，《维摩诘经》卷子装，存上卷。共384行，行17字，分19纸，首残缺。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存世的宋以前的古写本较少，而在敦煌经卷中，书写于五至六世纪，且明确有落款的古写本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其年代较早，这卷《维摩诘经》更多保留了隶书的特点，因此在书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且对研究当时的造纸技术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维摩诘经变》也是敦煌艺术中反复出现的题材。维摩诘是佛教传说中的一位居士，后世的“天女散花”这则佛教典故就出自于《维摩诘经》。
如果说北魏抄本《维摩诘经》带着书写者的某种情愫，那么乾隆内府四色抄本《江流记》《进瓜记》则是“写本”的另一种极端，它工整克制精美，若非注明为“抄本”几乎会被认作是印刷本。所用四色，曲牌名用黄字、曲文（戏曲的唱词部分）用墨字、科白（戏曲角色的动作和道白）用绿字、场步注脚则用红字。卷前标明演出总时长“两个时辰又四刻”，内封上钤盖了三枚乾隆印章。
《江流记》《进瓜记》清乾隆内府四色抄本
《江流记》《进瓜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可谓《西游记》前传。大约民国时期，这两册曲本从清宫散出，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收得。尚小云又将它们赠给以收集戏曲文献著称的藏书家周明泰，并附信一封。周明泰把这两册古籍和尚小云来信收纳在书函中。1949年，周明泰将自己珍藏的戏曲文献典籍捐赠给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此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此书在上图珍藏至今。
《长短经》宋刻本
八册典籍中《长短经》和《许真人井铭》来自宋代，均为孤本。《许真人井铭》是徐铉篆书代表作，徐铉早年间与韩熙载齐名，在江东有“韩徐”之称。且其工于书法，喜好李斯小篆，精文字学，尤其擅长篆文和籀文，精纯奇绝，气质高古。与他的弟弟徐锴合称“江东二徐”，《许真人井铭》收录在徐铉的《骑省集》中。
《许真人井铭》宋拓
所谓“井铭”，即是刻在井栏上的铭文。该铭文原刻于江苏句容茅山玉晨观内的井栏之上，宋以后原石毁佚。上图所藏《许真人井铭》，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宋拓本中的稀缺孤本，还在于它的装帧形式仍然保留着宋代的装裱式样。
据介绍，拓本共计11开，册高39.3厘米，宽22.7厘米。碑文6开半，帖芯高32厘米，宽16.6厘米。在旧拓本首页，宋装旧书页浮置于新制底册上，由中缝及四角的丝线固定。此册外包有蓝色布套，楠木面板刻有赵之谦楷书，详细讲述了拓本的流传过程。
《许真人井铭》，吴湖帆以泥金小字题写“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
在拓本的展开页上，吴湖帆以泥金小字题写“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
并在册尾跋有：“吾家所贮汉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北宋初拓为最古，见唐拓诸本亦不可信，无此古也”！可见得到拓本后，吴湖帆难掩心中的喜悦。
《台湾府志》蒋毓英编修
另如《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法兰文字》记录了印刷方式的更迭和文化的交流。《台湾府志》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废纸中抢救而来，直到1975年上图重检故纸时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这本蒋毓英编修的《台湾府志》发现之前，中外学者都认为康熙三十一年高拱乾撰修的台湾府志》为最早。上图的这一发现改变了学界的认定，其中一些资料在其他志书中未曾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萧远淡雅的纸间学问
除了中心这八件展品，展厅中仍有不少值得细细品读的文物。比如入口处“纸间书写”板块展出了《文徵明诗文稿》，虽只打开一页，足见其书法流丽。目前上图藏文徵明诗文稿共七册。据清乾隆九年（1744）文徵明六世孙文含跋，其中三册文稿大约作于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至十八年己亥(1539）也就是文徵明69至70岁时；后四册诗文稿有文徵明自题“甲寅、己卯、丙辰”六字，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三十五年（1556），文徵明85至87岁期间。
《文徵明诗文稿》
按文徵明曾孙文震孟的说法，文徵明“生平诗文稿甚富”，但到他晚年．爱好其书法的收藏家经常买通文家仆人将文徵明手稿偷出收购，传世者“百分不能及一”，可见上图收藏的这七册晚年诗文稿之珍贵。
另一件重量级展品是《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原刻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石上。宋时被雷击崩落长江，石碎为五，北宋时，水退始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募工移置山上，后砌入焦山定慧寺壁间。现存焦山残石计五块九十三字。所谓水前拓本即指康熙五十一年之前拓本。据介绍，水前拓本的传统鉴定方法是：中上石首行“未遂吾翔”之“遂”字走字底之长捺尚存，“吾”字第二横划及“口”部可见．“翔”字可见“羊”，部右点。
《瘗鹤铭》水前拓本
对于《瘗鹤铭》的时代和作者前人辩说纷纭。宋苏舜钦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亲传瘗鹤铭。”认为是东晋王羲之所书，也有人说是唐人顾况书，还有人以为是唐代王鑚书。宋著名金石家黄伯思考为梁陶弘景书，明清学者多从黄伯思说。
《瘗鹤铭》水前拓本
《瘗鹤铭》字体厚重高古，萧疏淡远。原文就崖书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雷同，参差错落而有奇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六朝气息。《瘗鹤铭》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楷书的风范。黄庭坚书法得力于此，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仰石本，为落水前精拓本。
除了看拓本本身外，看后世的题跋作诗也是一道学问。比如上图藏宋拓本《嘉祐石经》，卷后有清中后期校勘学家丁晏《丁巳夏余得北宋二体石经寄都中何子贞大史为赋长歌依韵奉和诗》，“二体石经”是《嘉祐石经》的别称，因为其用篆、真二体书写。卷后咸丰七年(1857)中秋何绍基的题跋中，将《嘉祐石经》与王羲之的《兰亭序》（昭陵兰纸）和《开成石经》类比，以现在的角度看是一篇书法评论。
上图藏宋拓本《嘉祐石经》
《嘉祐石经》后，何绍基的题跋
首展中，还能看到多本来自不同地区的宋版书。宋人偏重稳重庄严的楷体，因此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几位唐代书法家便广受推崇，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颜真卿的书体得到广泛使用。但各地因为推崇的书法家不同，所使用的书体风格也不尽相同。通常来说，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字整体偏瘦，笔力险劲，意态俊逸 ；福建刻本多用柳体，字体方正，骨力遒劲，结体严紧 ；四川刻书多崇尚颜体，用笔肥厚粗拙，金健洒脱；江西地区的刻本则兼而有之， 吸收了各地的不同特点。
《北西厢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刻本
展览也涉及了公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比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刻本的《北西厢记》，并展示了首页“摹仇英笔”的崔莺莺像；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套色《芥子园画传》，显示了中国传统套色木刻技艺。
《芥子园画传》清康熙十八年芥子园刻彩色套印本
展览临时展区首展展出建馆伊始重要的藏书捐赠者——金山姚氏旧藏善本，藉此向以姚光先生为代表的众多捐赠者表达崇高的敬意。 未来还将选取更多有意义的主题，定期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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