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战争一经发动，就会对地区和人民造成毁灭性打击。考虑到战争的巨大成本，发动战争的决定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本文作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克里斯·布拉特曼教授探究了导致战争与冲突的五大根源性因素。正如布拉特曼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只关注战争的错误或误导性的战争起因，而忽视冲突的根源，我们就无法做出促进和平的选择。只有避免陷入这五种引发战争的逻辑，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平。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中译略有删减。
哥伦比亚监狱的一名囚犯曾向我介绍过监狱内“台球战争”的情况。我叫他卡洛斯，他20多岁，身材偏瘦但肌肉发达，被捕前曾为麦德林的一个街头帮派经营毒品角。一个叫帕切利（Pachelly）的犯罪集团统治着卡洛斯的牢房，该集团贩卖毒品，向囚犯收取床位费和电话费。这些收入使得监狱的走廊成为有利可图的“领地”，就像帕切利在监狱外控制的街道一样。同一个狱区还有敌对帮派埃尔梅萨（El Mesa），该帮派在监狱外的势力越来越大，对帕切利的统治也越发不满。某天下午，两个团伙在打台球时，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卡洛斯已经忘记争吵的原因，但事态很快失控，埃尔梅萨的成员掏枪射击。虽然没有人在枪战中死亡，但有23人受伤。接下来的几天内，监狱里爆发了一系列报复性袭击。很快，愤怒和报复延伸到了监狱外；两派人集结了联盟，麦德林的黑社会为战争做好了准备。
然而，流血冲突并未发生。两派人展开了紧张的谈判，帕切利让出了一些地盘，包括部分监狱走廊与街角。在该社团看来，这些领地都不值得为之开战。原因也非常简单：暴力的代价过于高昂，战争将会带走兄弟和朋友的生命，固定的保护费和灰色收入也将中止。最重要的是，帮派之间的战争会让警方注意到犯罪头目，他们将会面临被捕的风险。这些犯罪头目不关心平民的死活，但大规模暴力会危及头目的底线和自由。
因此，帕切利和埃尔梅萨协商达成了避免暴力的协议:“机关枪条约”。当然，这些帮派仍然互相鄙视，它们在贩毒的角落和监狱的走廊上依旧会相互冲突，但规避了战争的风险，因为后者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至今为止，帮派间的协议已经持续了十年。这种带有敌意的和平并不罕见。事实上，帮派冲突是世界战争的缩影。全球是由相互竞争的领土拼凑而成的，控制领土能够带来财富和地位。某些国家会觊觎邻国的资源、掠夺弱者，但多数情况下国家都会避免发动战争。
当我讨论战争时，我指的不只是国家之间的决斗，而是群体（包括村庄、宗族、帮派、民族、宗教派别、政治派别和国家）之间任何的长期暴力斗争。在这些层面上，群体往往会达成妥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各个群体都会避免战争的毁灭性。没有什么比冲突更能破坏进步了，战争会屠杀士兵，蹂躏平民，让城市陷入饥荒，将商店掠夺一空，扰乱贸易，摧毁工业，甚至使政府破产，以间接方式破坏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和企业在面临轰炸、种族清洗或司法暴力时，无法专注于贸易、投资或积极创新。这些代价让各方避免长期的暴力战争。
然而，很少有人觉得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丘吉尔说：“人类的故事就是战争。除了短暂和不稳定的间歇期，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和平。”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内战数量已经攀升到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几十年来，战争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战争，甚至不惜使用黑金、政治宣传、设置政治傀儡、布置暗杀和支持分离主义者等手段来规避开战。战争一直被视作最后手段。
我们时常忽略这一点，因为很少有人写那些被避免的冲突。我们往往只会关注那些已经发生的、可怕的暴力斗争。这并不奇怪，我们必须关注战争，但我们不该只关注已经发生的敌对行动。仅仅研究和平的失败是一种选择偏差，它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做法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夸大了我们之间的冲突。我们的自然条件是冲突和竞争，但多数时候，这种冲突并不是暴力的，对立双方更喜欢在和平中厌恶对方。第二个危害是，我们错误地认识了战争的根源，难以保证我们走向和平。当我们追溯战争的前因后果时，往往会发现一些熟悉的特征：古老的仇恨、贫穷、历史上的不公正以及大量的武器。但当我们研究被避免的战争时，我们也常常看到相同的情况与特征。因此，要弄清楚人们为什么打仗，就应该从人们为什么不打仗开始。
多数国家、政治派别、民族团体和帮派的行为都具有战略性。就像打扑克或下棋的人一样，他们试图提前思考，辨别对手的实力和计划，并根据对手的预期行动来调整计划。即使是在他们信息不灵通、掌握错误信息、抱有偏见或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希望赢得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战略行为是思考战争的极佳起点。战略科学是博弈论，它根据推测对手的行为（知道对手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来计算出一方的行为。想想帕切利和埃尔梅萨在“台球战争”后的决定，敌对双方势均力敌，因此每个帮派在这场“赢家通吃的战争”中都有约五成的机会。但双方也清楚，无论胜负如何，战争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假设他们争夺的领土价值100美元，两个帮派都预计战斗的成本为总价值的五分之一，即20美元。战争的破坏性意味着双方最好找到一个和平的分裂方法，而不选择开战。这20美元是他们可以用来瓜分的“和平奖金”。另一方面，冲突造成了一系列的领土分裂，使双方都更希望通过战斗来解决问题。但是，战斗使他们获得削减后的“80美元奖金”的几率变得均等。这意味着，任何能让帕切利获得“超过40%的100美元土地”的和平分割都是更好的交易。埃尔梅萨也会这样思考，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不打仗省下的20美元给了双方一系列可接受的妥协——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称之为协商范围（bargaining range）。
这种战略洞见已有几十年历史。最早并非用在军事冲突，而是用来解决商业纠纷。以公司和工会之间的谈判为例，把“战争”换成“罢工”，结果是一样的。两个团体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好的交易，一方是股东和管理层，另一方是工人。罢工和停工对双方来说都是代价极高的。因此，大多数公司和工会都试图避免罢工停工或法庭诉讼（诉讼昂贵又低效）。最好是双方达成和解，这也是大多数当事人的选择。只有当某些东西阻碍了正常的和解动机，双方才会展开漫长而混乱的法庭大战。
我们不应该盲目地使用这种博弈论。有些人将人类都视作经济人，利用这些模型来描绘人类不合理的理性，但人类仍然会设法犯下大量的暴力。不同群体和他们的领导人并不总是合乎逻辑或无所不能的；人们是多变的，他们很少坚持政治实体代表的连贯立场。尽管如此，博弈论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框架：不是因为人们一定是爱好和平的，而是因为他们是自利的，暴力冲突带来的损失通常大于收益。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6日，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在部分动员范围内征召的公民在军事靶场接受战斗训练。
战争的五个原因
这使人们对暴力有了新的看法。如果社会避免战争是因为它的毁灭性，那么对发动战争的解释都是相同的：一个社会或其领导人要么忽视战争的代价，要么选择支付战争的代价。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帮派战争，都存在某种“消除和平战略动机”的因素，将对立的双方从非暴力政治推向流血冲突。
虽然每场战争都有其原因和理由，但只有五种合乎逻辑的方式能够破坏维持和平的动机。战争的发生主要有五个原因：不受约束的利益、无形的激励、误解、不确定性和承诺问题，每个因素都以独特的方式消除了妥协的动机。
1. 不受约束的利益
与帮派头目一样，独裁者、寡头可以无视战争成本，而为他们买单的士兵和公民无法追究其责任。这些头目只会注意自己和他们的集团所面对的损害和风险，但这只是战争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他们会很轻易地使用暴力，因为其他人会代替他们付出代价。不受制约的领导者可以自由地追求私人利益，这可能导致他们违背社会的利益去发动战争。民主社会也很容易受到不被制约利益的影响，比如希望在选举前提高支持率的总统，在冲突中看到机会的军事领导人，或计划破坏和平的极端主义分裂派系。这些例子都涉及到对民众不负责的决策者。独裁者是其中最极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只对最少的人负责，承担着最少的代价。
2. 无形的激励
有时，暴力可以带来如荣耀、名誉或正义等价值。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回报都可能抵消战争的成本，刺激双方放弃协商，选择战斗。以地位为例，对荣耀和统治地位的渴望，促使过去的国王和现在的暴君们发动战争。坚持民族主义自豪感和恢复帝国荣耀的愿望，增加个人声望和历史地位的企图都可能引发战争。如果民众认同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目标，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就不再是问题。领导人通过参战忠实地代表了该群体的理想。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和他们的阴谋集团以此来寻求个人和国家的荣耀。
另一个例子是社会赋予某些土地的价值。当敌对的街头帮派分割领土时，他们大多是唯利是图的。这些街区没有神圣的价值，土地与他们的身份毫无关系。但某些时候，领土可能是神圣的。在这些情况下，许多人会选择战斗，因为放弃神圣的空间或民族的家园，选择妥协是难以接受的。同样，有时战斗是社会实现其他正义目的的唯一途径。纵观历史，被殖民和被压迫的人民往往会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因为妥协是令人厌恶的。被殖民者会反抗一个暴虐的超级大国，因为他们不希望得到半主权的待遇。
3.误解
双方误判战争的代价和利益的第三种方式是，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相反的观点，某一方依旧会形成并持有错误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不会停止战略行动，而是根据一系列妄想和偏见的信念制定战略。我们经常误解别人，人类倾向于妖魔化他们的敌人，并揣测他们有着最坏的意图。我们经常过于严厉地对待对手：用致命的武力镇压抗议者，用不精确的无人机打击叛乱领袖，然后又想了解他们为什么愤怒地拒绝提供的悲惨交易。当冲突发生在种族和宗教分裂后，人们特别容易犯下上述错误：北爱尔兰的麻烦，叙利亚的内战，或美国对极端宗教武装团体发动的战争都是如此。
其他时候，我们误解了自己，高估了胜利的机会或低估了战斗的代价。有时我们把这种过度自信归因于心理偏见。它源于一种将决策者与坏消息隔离开来的制度问题。有关于过度自信的最好证据不是来自政治，而是商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无论是共同基金经理、首席执行官还是企业家，许多人都容易重复犯下过度自信的错误——反复高估并购或投资策略的成功。政治领导人可能会高估他们获胜的机会，低估其代价，并过快地将整个社会带入战争。这也是针对布什政府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最常见的指控之一。
4. 不确定性
误解在战争决策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一般来说，人们把太多的影响归因于错误，而很少关注不确定性。大多数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力量和决心，而战争的第四个根源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战争如此有破坏性，以至于双方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辨别对手的实力和决心，许多国家也很重视外交和情报。此外，没有国家希望被误认为是弱国。为了避免被攻击，大多数国家通过军事演习、导弹试验和（必要时）小规模冲突来显示其真实实力。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对手的实力是很难确定的。在战场上测试自己之前，许多国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实力或决心。这种不确定性使战争成为一场赌博。
更重要的是，很难相信来自对手的任何信号。虽然没有国家希望被低估，但各个国家都希望被高估。如果你玩过德州扑克，你就已经掌握了博弈论。你不知道对手有什么牌，但这种不确定性给了他们虚张声势的动机，最好的回应就是不要相信他们，每次都选择弃牌。同样，在战争中，一方往往不知道对方的力量和决心，他们可能是在虚张声势。最佳方法是使用所谓的混合策略：偶尔应该放弃；偶尔选择跟注（冒着战争的危险）。每一次冲突都是一场赌博。如果不确定性解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的平均周期如此短暂（通常以周而不是年来计算）。一旦不确定性消散，双方都倾向于通过协商来讨价还价而不是持续战斗。
5. 承诺问题
承诺问题构成了最后一个战略困境，它也是历史上许多漫长战争背后的困境。每当一方认为对方有违背和平协议的动机，可能利用未来的优势进行攻击，承诺问题就会出现。在得知这一点后，交易甚至还没开始就已经破裂了。典型的例子是预防性战争，一方预计对手会在未来变得更加强大，并重新谈判对他们有利的协议；因此这一方会利用其能力，在自己仍然强大的时候进行打击。一个典型的承诺问题随之而来：双方都希望达成避免战争毁灭的交易，但这种协商并不总是可信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用这种困境来解释各种冲突，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
当领导人无法做出可信的交易时，也会出现承诺问题。民主派和专制派都面临着这种挑战，尽管背后的原因不尽相同。当选的总统可以同意和平条款；但一年后，如果情况发生变化，立法机构可以拒绝批准协议，公民也可以选出一个拒绝以前条款的领导人。同样，协议在开始前就已经被解体了。此外，独裁者更难达成协议，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之后改变主意。如果某一方担心对手可能利用休战来重组和恢复实力，并再次发动攻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同意和平条款？部分问题是独裁者无法可信地遵守他们的承诺。
这五个战争根源因素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诊断工具。每当我们用某个具体因素来解释冲突时，我们都可以运用该工具：“这个因素是如何掩盖或推翻和平激励因素？它是如何融入到这五个因素中的？”当然，这未必每次都能起效。人们对战争有许多错误的看法，这些看法源于对失败的关注，并将冲突归咎于错误的原因。以贫穷为例，大多数人把贫穷与冲突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然而，战争是昂贵的，贫穷的社会会因为战争遭受更多损失。这就是为什么突发的金融危机、价格冲击和干旱很少导致战争。
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仅仅指责无能的，或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这种对战争的描述是占据了主要地位。许多人也这样解释一次世界大战，或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但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一系列更微妙的战略因素：不受控制的政治制度、不确定性和承诺问题，将和平解决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以至于追求荣耀、过度自信的领导人和偶然事件可以将社会带入战争。如果我们要理解战争发生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找寻心理学和战略上的解释。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抵制用偶然事件解释战争的诱惑。关于战争的历史书充斥着随机的人性的弱点、经济动荡、自然灾害、幸运政变、新技术和暗杀。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争，但归根结底，是那五个根源性因素让双方失去了回旋余地。只有当社会与战争的五大根源隔绝，并能找到不使用暴力的竞争方式时，社会才能保持和平。
通往和平的道路
罗纳德·里根曾说过：“和平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能力以和平方式处理冲突。”事实上，成功的帮派、民族团体、城市和国家都有相同的策略：他们制定机构和干预措施，关注基本面，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五种引发战争的根源因素。他们制衡集权领导人的权力、分享信息、制定可以遵守的承诺。简而言之，他们迫使对手考虑战争的代价，赋予和平战略意义。
想想麦德林的黑帮。早在“台球战争”之前，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名为“办公室”（La Oficina）的委员会来管理种种纠纷。在贝拉维斯塔监狱的枪战后，“办公室”的头目们让埃尔梅萨和帕切利坐下来谈判，以消除任何不确定性和误解。双方都想要复仇并获得战利品，但“办公室”以强大的威胁来对抗这些不受约束的利益，承诺对任何继续破坏和平的人实施制裁。这些头目们统治着一个不平等和不合法的系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效的。麦德林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其谋杀率远低于大多数美国城市。
麦德林的黑帮再次成为世界的缩影。我们也有引导对立双方远离暴力的头目和组织——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建立的“从维和人员到制裁制度”的机构和收费标准。与“办公室”一样，这些机构是不完善的，制裁的承诺显然不足以阻止某些领导人放弃目标。这些工具也是不平等的，国际机构对大国的影响很少。出于同样的原因，“办公室”也无力约束帮派的主要头目。一旦麦德林的主要头目决定开战，这个城市就成了地球上最暴力的地方。尽管如此，证据表明我们的国际机构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有了联合国大会、维和部队、制裁制度和调解员队伍的世界总比缺少这些机构和工具的世界来得和平。
国家和城市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成功，因为它们建立了社会和法律机构来打击战争的五大根源。它们的国家和社会规范对暴力犯罪者进行制裁。它们的政治制度制约着精英的权力，迫使他们考虑更广泛群体的利益。它们的机构分享信息，消除假新闻和其他误解。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将群体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并提供了更多的不使用暴力的动机。他们的意识形态强调共同的身份：作为公民，或作为拥有普遍人权的人，进一步模糊竞争群体的派系边界。
当然，许多人担心社会中的这些制约因素会被削弱，他们的担心是合理的。当一个社会无法遏制暴力时，通常是因为它忽视了这些基本因素，并允许五种战争根源因素盛行。如果我们只关注战争的错误或误导性的战争起因，而忽视冲突的根源，我们就无法做出促进和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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