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葬（尸骨葬、全身葬）固为丧葬之主流，但火葬作为宋代常见的丧葬方式和文化现象，在有些火葬盛行的区域，甚至严重干扰了土葬，故有必要辟专节来讨论。
火葬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火化后，将遗骸投诸水中，不留下任何遗迹、遗物。这可能是火葬的主流，唯其无遗物留存，以实物为研究出发点的考古学者便无从谈起。二是将烬余的遗骸、骨灰置于棺木或其他容器中再行土葬，即所谓火葬墓，考古发掘中，偶有所见。
火葬墓多因陋就简，并无稳定的规制，上海曹杨新村火葬墓，墓用五块小砖平铺作底，上以楔形砖围成十一边形的墓室，中间放置一件黄绿釉带盖小口平底的骨灰陶罐，砖壁外另有七个宋代长筒形小罐，全墓甚小，高仅40余厘米，对径约65厘米。
杭州留下西穆坞发现6座类似的火葬墓，多为多边形墓，有六边形墓、七边形墓、长方形墓等，砌筑随意，体量不大，边长多在39厘米至45厘米之间，随葬品极少，有陶钵和少许铜钱等，为南宋火葬墓。
杭州留下西穆坞M3火葬墓
西穆坞M5火葬墓
湖州安吉县尼姑岙两座砖室火葬墓（M2、M3），形式稍所不同，为长方形的三室墓，平面呈“品”字形，二前室，一后室，通长约123.5厘米，出土骨灰罐和瓷盒等，罐内尚存骨灰，应为南宋火葬墓。
正式刊布的火葬墓资料较少，无法全面反映火葬的实际状况。但从以上三例，依稀可见南宋两浙地区，尤其是两浙西路火葬盛行之一斑。事实上，火葬在浙西和浙东部分地区的流行，严重影响了当地主流的埋葬习俗。
据历史学家研究，火葬流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与佛教信仰有关，火化即所谓“浮屠法”，上至皇室、下至平民之笃信释氏者，均有采用火葬者。二是火葬较土葬简易、经济，贫困者少地或无财，无力营葬，故多用火葬。在人众地狭的地区，火葬显然更加经济。三是卫生防疫的需要，在南方地区，火化有利于隔断瘟疫的传播。四是因游宦、游学、商旅而殁于他乡，为归葬故里之便，先行火化。五是朝廷、官府禁止火葬的措施不力。总之，江南地区火葬盛行，有深刻的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的原因，其屡禁不止、久行不衰，说明火葬符合部分民众的利益，尤其具有经济、卫生、简便易行等多方面的合理性。
但上述原因，只是简单罗列，并无具体的针对性，不足以完全解释两宋时期浙江地区火葬的现象：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至五代吴越国之前，江南地区始终都是土葬，为何在两宋时期，火葬突然盛行，甚至严重影响传统葬俗？就浙江地区而言，为何浙西的火葬较浙东更流行，在浙东地区尤其是明州等地，北宋的火葬又较南宋为流行？从宋代朝廷、官府到明初朱元璋禁止火葬，虽三令五申，但是火葬仍然流行，为何在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年间以后，火葬习俗开始在江南地区衰微乃至销声匿迹？
只有合理解释上述现象，才能真正说明火葬习俗形成、流行并消亡的原因。丧葬习俗生成与流行更多出于社会文化观念，其次是自然环境的制约。
一般而言，两浙火葬习俗在五代吴越国时期正式形成，并在两宋时期流行。
在晚唐以前，浙江并无火葬习俗，即使佛教徒，亦大多采取全身葬或所谓“汉礼”的土葬，南朝著名高僧义乌双林寺傅大士，即用土葬。后晋开运三年（946），鉴诸道者在杭州烟霞岭下创建西关净化禅院，始在佛教信众中推行火化，《西关净化禅院记》曰：“道者乃曰：‘国土民安，君王信向，足云水烟霞之众，瓶囊盂锡之游。其间或有幻相无情，尘缘将尽，百衲之衣何直，周身之具奚求？爰寻佛言，备得教旨。且西土苾刍、苾刍尼，下至优婆塞、优婆夷，送往之礼，名以阇维。阇维之文，实火化也，弃余灰于远水，免遗骨于他山，劳无烦人，置不有地。’即具以上事达于庙朝，创佛祠于湖山，思祈为功德主。”经吴越国王钱弘佐批准后，“乃于镇西关之右，延寿山之阳，郛郭匪遥，柴水甚便。命开基址建僧居。圣上允俞，锡名‘净化’。阇维之道，兴于此焉。繇是台阁勋臣、香闺贵戚、府郭君子、阛阓信人，发心无难舍之财，集事有易成之力。像设毕备，舍宇一周，香灯含昼夜之辉，钟磬续晨昏之韵。仍于院侧，立此方坛，或愿阇维，不计来众，资其事用，给以薪蒸。利济之门，无大于此”。
碑文所谓“阇维之道，兴于此焉”，可见江南地区佛教信众制度化、习俗化的火化行为，始于吴越国时期的杭州西关净化禅院，从此渐成风俗。《宋史》卷一二五《士庶人丧服纪》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户部侍郎荣薿言：“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显然，火葬出现并流行的直接原因就是佛教信仰，尤其在吴越国时期，从钱镠到钱俶，三代五王，以崇佛闻名于世，在他们的推动和经营下，吴越国境内号称“东南佛国”，佛教信仰支配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丧葬习俗。又因火葬相对简易，为贫下之家乐于接受，至南宋初年遂大兴于两浙。
在北宋中期之前，江南地区民间普遍崇佛，儒学对民间的影响力远不如佛教。火葬无论作为佛教信众的选择，还是世俗民众的便宜行事，在官府或正统儒家所标榜的孝道价值看来，都不被鼓励，甚至是亟须摒弃的异端。北宋仁宗朝，鄞县民间多行火葬，王安石担任县令期间，着手大事整顿。这是北宋中期以来，儒教与佛教在民间丧葬习俗领域展开竞争的典型事例。
据北宋嘉祐五年（1060）汪洙撰《宋故汪公、庄氏墓志》，墓主人汪顺卒于康定元年（1040），其妻庄氏卒于庆历二年（1042），子三人：元吉、元奭、元辅。长子汪元吉告其子弟曰：“明（州）之为俗，狃于无教，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火，故予父母皆不克葬，此予所以抱无涯之恨也。及王公安石之为鄞，其民稍稍知送死之礼，予于是有感焉。今母骨殖尚存，不可以无葬。”于是汪元吉及其子弟“以嘉祐五年八月甲申招先考魂，以母之骨殖合葬于鄞县清道乡东安管沿江里”。
北宋宣和七年（1125）鄞县《宋刘氏夫人墓志铭》，刘氏为庄竝道之妻，庄竝道早卒于元祐四年（1089），当时“七子皆幼，生事萧然”，不得已“以夫柩焚之”。后来，刘氏深感内疚，以为“吾夫生不就志，死而不葬，是为妇者不义之过也”，于是重行土葬。
北宋中晚期以后的明州鄞县，随着儒学向基层社会渗透和民间“业儒之家”的增多，土葬在“业儒之家”中逐渐取代火葬。南宋以后，因为温州、台州、明州、绍兴等地儒学的持续推广和科举的鼎盛，火葬习俗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土葬地位相对巩固，这可以视为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趋势。当然，佛教的影响力无所不在，终不可能禁绝，从北宋中晚期鄞县的两个例子，可见普通民众在火葬与土葬之间的挣扎与两难选择。此番情形，南宋时期想必不会少见。
至于民间的火葬习俗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在浙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可能与明代中期后宗族社会正式形成和壮大有关，强大的宗族力量可以对宗族成员的丧葬行为形成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反过来说明，从南宋至明代初期，江南宗族社会尚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并无能力完全制约所有宗族成员的火葬行为。
浙西平江府、湖州、秀州（嘉兴府）和杭州部分地区所在的太湖流域，作为南宋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之一，反而火葬最盛兴，周煇《清波杂志》云：“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
浙西地狭人稠，葬地昂贵，这固然可充一种解释，然犹未得其实。浙西水乡地区，火葬特盛，除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原因之外，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南宋时期，浙西地区浸淫佛风，而科举成就则落后于两浙东路的台州、温州、明州等地，也就是说，浙西的儒学传统较浙东为弱，受佛教的濡染较浙东为深，杭嘉湖地区的科举成就超越浙东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南宋时期，相对于浙东地区，无论儒学传统、科举成就，抑或宗族势力、乡族社会，浙西均不及浙东，这是浙西火葬较浙东为兴盛的部分原因。
地择高阜，是自古营墓的共识，坟墓在山上，既少洪水、犁耕诸患，又有形法墓地所要求的山水形势。但水乡卑湿之地，天然缺山，则徒呼奈何！明代嘉兴府嘉善县人陈龙正感叹道：“古名贤诸墓大抵在山。顷阅余杭邑志，其安堵可历数者，以十百计，其为年以千百计，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观吾邑累累畎亩中，曾有宋元墓乎？葬平原不如葬山，非为地理，为人事也。”
杭州环湖皆山，故多宋元名贤坟墓，《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谓杭州南北二山是“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而秀州（嘉兴府）嘉兴、崇德、华亭、海盐诸县，因境内无山，几乎不见宋元墓葬。
水乡泽国，无形势可言，无吉穴可择。秀州个别富贵之家营建坟墓，只得远求于湖州归安、武康、德清诸县的山地丘陵。平湖县当湖镇桑园弄（宋属盐官县）鲁寿宁夫妻合葬墓早年曾被发掘，出土文物甚夥，今藏平湖博物馆。鲁寿宁是两宋之交的海盐豪强，在其长子鲁詹登进士第后，子弟多由科举入仕，簪缨相袭。但鲁寿宁诸子，长子左朝奉大夫鲁詹、次子左朝请大夫鲁詧、三子直敷文阁鲁訔，生前居住于秀州，死后都远葬于湖州，鲁詹墓在“湖州归安县至孝乡高峰坞”，鲁詧墓在“湖州归安县至孝乡仙岭”，鲁訔墓在“湖州武康县庆安乡后汪村”，据墓志称，墓地由其生前亲自选定，并“规划兆域，旁筑息庵，随一祠堂，环以松竹”。
高门大族或有力之家，尚有选择余地，卜葬于邻州的山地丘陵，而更多人只能便宜行事，就地火化。嘉兴地区几乎不见宋代大墓，而火葬格外盛行，除了佛教信仰的因素，主要是因为地势环境的制约。元末明初昆山人殷奎说，“苏（州）于浙水西，为地尤下湿，人死不皆得高原广陇以葬，则相为火柩，以胔沉江流，或薶之防人习见以为当然，曾莫之知非也。异时吾先子防吾祖尝援礼以行之，而诮者交至”。水乡地区无地可择，火葬盛行，人们习以为常，以至于殷奎的先人，援礼土葬，竟招致众人嘲笑。
嘉兴、上海地区多火葬而少两宋名贤坟墓的现象，至元明时期始有所改观，随着灰隔墓、浇浆墓的日渐成熟和推广，湿地埋葬技术较宋代大有改进，整体建于地面之上的灰隔墓，密闭墓室与外界环境完全隔绝，遂能克服水乡环境的制约，并保存下大量元明时期的有机质文物，《上海宋元墓》《上海明墓》等考古报告，多有灰隔墓实例。
一言以蔽之，浙西火葬较浙东为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浙西乃水乡卑湿之地，受自然环境制约。
（本文摘自郑嘉励著《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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