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文史学者岱峻与杨早在成都西西弗书店金牛店进行了一场对谈。这次活动是围绕岱峻先生的新作《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而展开的。岱峻是资深报社编辑，现已退休，2000年后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民国衣冠》《李济传》《风过华西坝》等。与他对谈的嘉宾杨早，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岱峻：谢谢各位炎天暑热来听我一个老者聊华西坝往事。虽然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和今天的成都、未来的成都、和我们每个人当下的生活都有联系。华西坝应该是成都乃至西南现代化的开始，成都第一个听诊器，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收音机，第一例现代妇女接生术……都是从那里开始的，要是没有那一步，我们走不到今天；要是没有那些，成都也成不了华西的首善之区。
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么一个题目？四十多年前我当知青，下乡第二天一大早就跑上我们生产队最高的山顶，想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前些年退休后，每年都会安排一次出境游。我想看一下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节点，比如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这一目标，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完全实现。但仅就有限的几次外出观感，认识到人类之间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共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正是来源于文明的交流融合。没有交流就不会有对立。就像人类童年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时代。主席多次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这不单是指地理空间，也是指的心理空间。2015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纽带》，讲述了沙勿略、利玛窦、汤若望、罗明坚、卫三畏、儒莲、史华慈、史景迁、费正清、李约瑟、孔飞力等传教士与汉学家的故事。这部片子突破了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对峙，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思维，强调了文明间的互相借鉴，恢复了世界史的常识。我在这本书中也曾写道，金陵大学神学院教授芮陶庵的儿子，就是那个1990年代作过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他在南京出生，成都长大，上海读书。后回美国上大学，到过世界很多国家。他说过，全世界的人，不论哪里，都有善良的和狡诈的，温和的凶恶的，不要轻易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主持人只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只能简单把我的PPT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请杨早老师多说点。
岱峻（左）与杨早
成都有两段最辉煌的历史，我觉得不只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三国时期的蜀汉是个短命政权，既不如东吴，更不如北魏。成都最辉煌的时期还有两段，一段是唐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三次迁徙，带来经济繁荣与文化崛起，延至前蜀后蜀乃至于两宋。另一段是抗战时期的衣冠南渡，国家的文化教育西迁。成都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就是华西坝五大学办学时期。那会儿成都人很骄傲，就像上海人不说“上海”，更愿意说“沪上”；杭州人不说“杭州”，而说“湖上”；那会儿成都人说成都就说“坝上”。华西坝就代指成都。回忆那个时期，中国最好的五个基督教大学都在成都，也云集了一大批学者大师。流沙河曾说，“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成都，得去宽窄巷子。要了解民国时期的成都，得去华西坝。”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华西坝的历史地位与应该有的影响了。
这幅地图表现的是基督教的几个大块，基督教主要有三个大块：罗马公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天主教，主要指拉丁语系地区；基督新教就是我们说的基督教，主要指说英语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圈；东方正教就是东正教，主要指斯拉夫语系地区。跟华西坝有关系的主要是基督新教，分布地区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新教在中国办了13所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各地发生反洋教风潮，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回应民众收回教权的要求。责令教会大学改为私立大学，并向国民政府教部备案。教会大学国有化，落地生根，主要措施：第一，校长，原来是洋人当校长，这以后改为中国人当校长，洋人改为校务长；教师比例有了变化，增加了中国老师；系主任、学院院长等教育管理者都由中国人担任。第二，经费，一批经费除了继续由海外教友捐助外，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也拨备少量经费；第三，课程设计，原来神学是必修课，改成选修课，祈祷礼仪完全自愿。
华西协合大学，“协合”不是“协和”，很多书上都有错。1905年科举废除后，英美加三国基督教的五个参会在成都筹建大学，故名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3月11号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学校建制仿牛津剑桥大学体制，以学院为主。什么叫牛津的体制？比如华西光明路小区有个四川大学华西幼儿园，那里就是广益学舍旧址，广益学舍是英国圣公会捐建的，学舍设舍监，学生吃饭、娱乐、自习都在那里。后来是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所在。抗战时期一大批学术大腕，比如陈寅恪、李方桂、萧公权、钱穆、顾颉刚等都在那里上课。
这是华西协合大学的老校门，现在人民南路能看到这道校门，但只是这几年才恢复的，是在原样基础上放大。位置也不在原址。原来的位置是靠锦江边。华西坝的大致范围，最北边是在锦江边，最南边是在一环路，最东边是在南台子街，最西边是洗面桥街。这是现在成都华西坝片区地图，中间白色是人民南路，是1958年修的，原来没有这条路。原来成都只有四座桥，东南西北各一座。华西协合大学一草一木都是通过船运到码头再挑上岸。
这是1920年的华西坝风景。草地上有几头牛在悠闲地啃草，这就是成都最早一批奶牛，最先是华西协合大学生物教授、加拿大人丁克生从荷兰引进的。抗战时宋美龄又送来几头。这就是现在成都人喝上牛奶的最早来源。草地周围有弹钢琴的琴房，于是那时有人谐称这一风景为“对牛弹琴”。
抗战时期坝上主要有哪五所大学？前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后期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走，又迁来燕京大学。当年英国驻华科学参赞、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称坝上五大学是“基督教五大学”，美国驻华文化参赞、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这是“成都的联合大学”。但今天人们只知道昆明有西南联大，而不知道我们这块土地上也有这么一些著名大学。
成都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比较
这里，我有一个坝上五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比较图表，从学生规模、学院及系科设置，专兼职教师、学科特点等，这块土地上的五所大学一点不逊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至少是各有特点。
文幼章与吴耀宗
当时传教士也有不同的政治色彩，有倾向和支持革命的红色传教士，高个的是加拿大人文幼章，他的“松林别墅”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据点。他后来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矮个的是吴耀宗，后来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领袖。
芮陶庵一家
还有一些有基督理想的传教士。书里，我用“他者的乡愁”来写这一章。这位是芮陶庵先生，我们也许不知道他，但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有崇基学院、新亚书院等，崇基学院创始人就是芮陶庵，他的两个儿子在华西坝长大，说一口成都话，也吃麻辣烫。这两个孩子，哥哥芮效卫是芝加哥大学汉学家，一辈子迷醉在唐诗宋词中；弟弟芮效俭是1990年代的美国驻华大使。这些人包括卜凯与前妻赛珍珠，本来是为了传教到了中国，本来是要传播基督“福音”，但又被异文化影响，深爱在地的中国文化。当他们离去以后带着伤感和怀念，开始成为东西文化的摆渡者。就是刚才那个小孩芮效卫，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汉学，一辈子翻译了十卷本的《金瓶梅》，翻译完就得了帕金森，后来这堆书伴着他，直到前些年过世。
卜凯、赛珍珠一家
美国人卜凯先生，我们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原来的太太赛珍珠，因为她写的《大地三部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卜凯先生是个农业经济学家，开创了一个学派，他组织编写的《中国土地调查》目的是盘清中国的家底。赛珍珠的写作素材正是随丈夫去苏北做农村调查时采集的“边角余料”。这个卜凯和杨早先生有关系，当年他爷爷杨汝伦先生就是卜凯的学生，大学论文是《四川华阳县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四种作物生产成本的研究》。卜凯开创的农业经济技术学派或称生产力派，研究土地、种子、生产规模、农合关系……正是关注“三农问题”的先驱。
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是燕大人的新闻理想。那时候燕大新闻系是整个远东最好的新闻系，是《大公报》的人才摇篮。我写燕京大学四个新闻人。其中一个是成都人唐振常。那时成都文庙（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是燕京大学男生宿舍，唐振常家也在那附近。成都原有两个大家，一个是北边李家（巴金家），一个是南边唐家。唐振常先生大学毕业研究的课题就是《论新闻自由》，这种理念也贯穿在他和他的同学的新闻实践中。新闻自由，是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反对国民党专制集权的武器。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曾引用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一段：“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校长，是一个伟大的小脚女人，是在联合国成立宣言上签字的一个中国女性。她培养的999朵玫瑰，即金女大999个毕业生，有女将军、女科学家、女指挥家，也有普通的贤妻良母。梁启超说，“改变一个民族要从母亲开始”。吴贻芳所办的女性教育，尤其是金女大的家政系和社会学系，都是很成功的实践。
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有远东最好的牙医学，现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还是中国顶尖级的。当时是由加拿大人林则带过来的。
我为什么要去关注这段历史？成都是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最早的国际化从哪开始？就从华西坝开始。坝上有一座加拿大小学，收读外国人的孩子。那时的学生在加拿大渥太华每年都会有个“银发聚会”。现在成都大邑新场镇就有一个关于那段历史的图片展览。有3位美国副总统在职期间曾到访过成都，分别是1944年6月22日华莱士，1985年10月乔治·布什，2011年8月21日拜登。他们都曾在华西坝做演讲。华西坝的建筑，是民国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2013年，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大学早期建筑群除了望江校区的行政大楼一处，其余七处都在华西坝。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高校最好的博物馆，不是之一，它有5万件文物，其中最重要的4万多件都来自华西协合大学。
我就先介绍这一段，然后请杨早博士介绍。
活动现场
杨早：谢谢岱峻老师精彩的演讲，很荣幸受邀担任活动嘉宾。原因有几条，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书《早读过了》跟岱峻老师的书在同一个出版社同年出版，第二个是我自己的家史跟岱峻老师描述的金陵大学农经系有一定关系。
今天在这里如果是唱一台戏的话，岱峻老师是主角，他的剧本就是《弦诵复骊歌》这本书。刚才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一定从中得到很多其他书里面看不出来的东西。但是可能在座有朋友还没看过这本书，我的任务是当一块幕布，把岱峻老师这本书的背景做个铺叙，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凡是关注过中国大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今年是浙江大学的120周年纪念。去年是四川大学的120周年纪念。湖南大学还纪念过2000多年的校庆。怎么理解？
中国大学发展有三条脉络：
一条脉络是唯一由国家命名的或者国立的大学，就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比它更早成立的同文馆后来也并入了京师大学堂，但是北京大学并没有把同文馆成立日作为它的建校日，而是把1898年——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作为它的建校纪念。
第二条脉络：现在很多大学都在纪念自己1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算法，主要是把各省在晚清建立的书院当作前身，比如浙大是以求是书院的建立，川大是以中西学堂的建立作为它的建校标志。但这些书院在当时只能算作中学性质，包括清华在内，它一开始也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大学。这些大学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根本，也为了显得历史悠久，就把历史往前推。但严格来说，它们的前身书院，建立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第三条脉络是今天讨论的主题——教会大学。教会大学是完整地按照西方大学的建制位移过来的，包括教师、教材体制都跟西方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大学里面寻找特别西化的样板，肯定是教会大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国立大学的特点是相对政治化。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北大其实参与并不是最早，但一旦五四罢课开始以后，就有一句话叫“罢不罢，看北大”，为什么？它的地位使然。这导致北大的学生中特别容易出政治人物，大家耳熟能详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章龙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进入政治场域的人物。
金陵大学农学院
相比而言，其他两条脉络，尤其是教会大学这一支，更多地关注学术和社会这两块。为什么金陵大学会建立中国最好的农业院系？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是为什么由外国人发起研究农业？
我想原因是：第一，西方已经走过如何建立现代社会的历程，已经有了这些院系研究的现成模式，所以它愿意，也方便把这个东西移植到中国来，从一开始，教会大学的立意和推动跟中国本土大学就不太一样。第二，教会大学一般都有比较充足的资金和捐款，所以它们推动这种复制计划也会比较顺利。第三，它跟国外大学本身有密切的联系，比如金陵大学和康奈尔是姐妹学校，它们的学生往往会到康奈尔读农学的硕士或者博士再回到中国，比如说燕京大学新闻学院跟密苏里新闻学院有关系，他们也会去深造。所以这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本土大学。
中国大学的发展有这么三个脉络，如果你仔细比较，会发现这三种学校的办学方针，比如为什么清华会出现“教授治校”，而北大始终是官员治校，校长、教员和学生之间的博弈，纠结不清，是有来源的。从哪里生长出来一朵花，花会长成什么样子，跟土壤有密切关系。
中国大学发展到1937年碰到拐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大批学校内迁，包括国立大学，也包括教会或者私立大学。抗战过程中形成几个文化中心，岱峻老师上本书《风过华西坝》里谈到，除了有耳熟能详的昆明之外，有“三坝”之称，一个汉中的古路坝，一个是重庆的沙坪坝，一个是成都的华西坝。
在这几个教育中心当中，昆明和成都是战后方最富盛名、教育资源最集中、获得成果最多的两处地方。据说，八十年代沈从文访美时有人问过他这句话：为什么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人才，超过了战前清华、北大和南开三个学校之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这个话用于华西坝也是成立的，而且不光是自由，由于教会大学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华西坝可以获得的资金、人才、交流资源远远超过了昆明。只是昆明的西南联大国内最顶尖的高校汇集，所以更吸引外界的眼球。
昆明比成都有名，还因为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成都的文学人才没有昆明产生的多，这跟教育方向有关系。教会大学一开始时更注重相对实用的人才培养，所以轶事的传播，文学的记述，华西坝确实不如昆明，这导致后来“民国热”时出现的“西南联大神话”没有在华西坝身上复制，但这并不等于华西坝没有昆明重要，恰恰相反，华西坝的重要性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讨论。昆明与成都，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史出现的一次重要的分野。
凡事有好有坏、有利有弊，抗战一起，大学内迁当然是坏事，大量的校舍、资料、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不少，但同时它又带来一个好处，因为中国从近代以来发展非常不均衡，晚清孙宝瑄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苏北清江浦跟上海的距离是50年，而内地跟清江浦的距离也是50年。换句话说，民国建立以前，四川跟上海的距离超过100年，民国建立二十多年，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没有战争，那些国内著名的大学，会在昆明、成都、宜宾、西北等地落户，是之前根本不敢想的。高校内迁对全国教育来说可能是某种不幸，但对内地绝对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大学这样的移动让中国的教育资源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平衡，这一点很重要。从岱峻老师的书里，我们就能看到很多例子，比如我们熟悉的金堂脐橙、幸福梅林，还有成都最早的奶牛等等，都是由于学校内迁出现的，这里的事实不胜枚举。
现在的华西坝
我研究过一点抗战时的浙江大学，它在遵义待了七年，浙大的遵义校园经常向公众开放。很多遵义人在回忆文章里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走进一所大学的校园，我会看到大学生怎么上课、做实验、大学老师怎么讲课。这个场景大大激发了当时这些遵义孩子幼小的心灵，刺激他们在之后的学习与工作中更加奋发上进。我去年去遵义时，他们告诉我遵义的高考质量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贵州数一数二的。
一个学校在一个地方或许只待了几年，但是它留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对华西坝跟周边的情况不算太了解，希望待会儿问岱峻老师这个问题。余秋雨有篇散文名字叫《抱愧山西》，我也可以借用这个题目，我有点“抱愧华西”：因为我妈妈是成都人，我小时候在成都待过两三年，坐车、骑车多少次经过人民南路，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这是华西坝，这里跟中国的现代史、教育史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作为在成都待过那么长时间的人，真的有抱愧的感觉。
大家看刚才岱峻老师放的PPT，里面照片访谈时他还是满头黑发，到现在已经是头发花白。他花了那么大精力和时间的投入，给我们带来如此多已经被淹没在历史海面下的资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用这些历史滋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城市，重新审视一下华西坝？
岱峻与受访者合影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华西客与成都人”，当时我们在群里讨论了很久，为什么设这个题目？一开始时，比如四所大学到华西协合大学借校舍，在这里重新复校、重新办大学，他们是华西坝的客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藏学的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研究、对生物资源的外流、对农业的调查等等，他们已经变成了成都人，他们对成都乃至四川、乃至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
尤其是好多成都学生，他们以前要读一个好大学，可能要远赴上海、北京，甚至要出国，但那几年他们非常便利地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很好的教育。我自己的祖辈是个很好的范例，我祖父是江苏高邮人，他在南京上了金陵大学附中，随着附中迁到四川，接着读金陵大学，上了农学系。我祖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富顺人，她是从四川富顺考到成都，也进了金陵大学的农学系，比我祖父矮一个年级，他们俩在华西坝相识相恋，组建家庭。我祖父后来改行当了中学的英语老师，也有从政经历，但是我的祖母一辈子都是农业专家，在农科所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那时华西坝的大学教育留给我们家的遗泽。我们家的家庭结构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下江来的男生，和一个四川本土女生，他们读了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学校毕业，然后留在了四川，为四川服务了一辈子。我父亲、我自己都在四川长大，我们都对四川抱有非常浓厚的感情，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隐喻，可以说明抗战内迁大学对成都的一点影响。
这个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大家可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就我关心的这个问题请岱峻老师回答一下，就是华西大学跟当地的关系，我们怎么去理解和看待？
教会大学五校长
岱峻：我为什么要研究华西坝？是觉得那段历史就像泉水，虽然地面上看不见了，实际上一直在地下流淌，一直在滋养我们。比如农业，西南联大没有农学院，培养不出掀起“南中国绿色革命”的小麦育种专家沈宗翰、沈骊英，国立大学大概也不会培养搞园林的专家和花卉专家，因为那时主要矛盾是填肚子的问题。但是就在成都的幸福梅林，各位肯定都去过，肯定也注意到了有一块石碑上刻有“幸福梅林”，落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陈俊愉先生就和当年杨早先生的祖父一样，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他们抗战时到成都，生活无着，自己筹资办了一个园艺场，培育一些树秧子花种子出售，挣一些钱。陈俊愉先生出生在金陵大家，就像《红楼梦》和巴金的“家春秋”，大家有大家的烦恼，尤其是小孩。庭院深深，黑咕隆咚，暮气沉沉。陈俊愉放学后，就喜欢和花草、和猫狗一起耍，和花匠一起玩。到了念大学时，问家长中国有没有栽花养草的专业，结果一打探还真有。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有一个“艺植专业”，专业方向除了花卉栽培还有园林设计。金陵大学毕业生陈俊愉后来成了共和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梅花院士。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中国有大量吟唱梅花的诗文，但是没有一本关于梅花谱系的研究。他就填补了这一空白。有句诗，“梅花欢喜漫天雪”，但是错了，梅花怕冻不喜欢漫天雪，梅花自古不过黄河，谁把梅花引过了黄河？梅花院士陈俊愉。
还有成都的人民公园，当时叫少城公园，改造也是程世抚先生开始的，他的父亲程德全是晚清黑龙江将军，在齐齐哈尔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园，“反正”后又在苏州建植物园。他把儿子送到美国，学习景观园林设计。龙泉水蜜桃也是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学生引种的。金堂的柑橘是金大农学院园艺系改良的品种。
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关注点不一样，抬头看到高天，俯首脚下土地，就像康德所说的“天上的北斗星，心中的道德律”，既眼光高远，也不乏实践性。那时每一所教会大学都办有社会服务点，燕京大学在彭县崇义桥，金大在华阳中和场，金女大在红牌楼，办夜校农校扫盲，推广科技，宣讲卫生常识，送医送药……每年暑假，五大学都办“边疆服务团”，组织师生去茂汶、里番、黑水，为边民服务。顾颉刚先生就当过五大学“暑期边疆服务团”的总顾问。
李方桂、陈寅恪、吴宓、萧公权、钱穆、顾颉刚
杨早：问岱峻老师一个相对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想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明，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承认西方文明比我们更加适应这个世界的发展，同时，它对人性的解放、对生活的自由度和舒适度的改变，都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内心会担心西学东渐，将造成主权的不平等甚至文化的侵略。
比如王世襄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他去申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职位时，傅斯年说了一句话：燕大毕业的怎么能进我们这里？胡适是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硕士，但是他也常常说：中国大学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很快就会被几个教会大学取代了。他们心里有隐隐约约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教育权、文化领导权会不会因为教会大学的存在而转移到外人之手。这个发展中有很多博弈，钱穆也好、陈寅恪、吴宓也好，是在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之间有好多来回的，他们的心态有时候也是非常复杂的。
这点问问岱峻老师，您在研究中有什么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岱峻：偏见来自误会。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陈寅恪在成都上课时，后面听的包括成都的林思进先生是他的父辈陈三立的好友。陈寅恪先生对教会大学原来也有偏见，他是因为没办法才到燕京大学，他本来应该去四川南溪李庄镇的，但是他去不了。1943年从香港逃出，一路到了广西。当时听说李庄的条件太差了，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死了，陈寅恪先生身体不好，太太唐筼、小女儿美延都有病。所以他最后就了燕京大学的聘，到成都来了。从那段时期他给傅斯年的信中看到，颇有些勉为其难。
1944年陈寅恪突然双目失明，一下子天塌地陷。这时候，燕京大学从校长梅贻宝到每个同学，纷纷伸出援手。给他提供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轮流守候他，给他做饭、喂饭，读书读报，拿药熬药；帮他家挑水做饭，领着小孩做作业。当时组织同学帮扶陈先生的刘适（石泉），就在那段时间开始构思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刘适是寅恪先生亲自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写作之第一人，甚而是唯一之一人。那篇失而复得的论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即被誉为研究那段历史的最好著作。“既服其识，又佩其文”，同学唐振常写道：“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
对于这段感受，陈寅恪先生曾当面向梅贻宝称道，“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晚年梅贻宝回忆，这一评语是对他办学的最高褒奖。
吴宓先生是“部聘教授”，到成都移讲燕京大学也是屈尊纡贵。当初，在北平他就对教会大学有微词。到成都后开始住在陕西街，后来觉得住宿条件太差，就改到文庙后街。当他深入其中，始觉欣喜。他在成都燕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与“文学与人生”两门课，课余常与师生讨论国事战局，切磋学问。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燕大校内，地域极小，然洗刷洁净，地无微尘”，“学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为平津来者，悉操北京语，清脆悦耳”，“学生热心听讲且整洁而有礼貌”，“师生亲洽，作事敏密，及男女交际自然之风气，为他校所不及。”他参加了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基督教团契活动，始知到那也是一种学生互助小组，课余的兴趣小组，互相帮助，批评砥砺，启迪智慧。他曾为文庙男生宿舍书写对联，联语是：“复校兴邦事同一体；化民救世业始吾心”。
那时坝上的教会大学是抗战中的流亡学校，师生是与国人同赴国难的同胞；那时新教学校背后的捐助国英、美和加拿大都是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同盟国，那时坝上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每天都有援华盟军士官来参观，运动场常有与盟军的各类球类比赛，美军的一个战地医院也就建在新落成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住院部的一层楼上……那时成都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人们也不会觉得教会大学与一般的国立大学有多大的差别。（文/蓟小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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