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时期，恰逢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权到民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所遭遇的变化与挑战，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关于这段历史，先前的学者多从政治史角度进行解读与分析，无论是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戊戌变法史事考》，还是尚小明、李细珠等学者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清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作为主体，探讨其在变革之中的应对措施与成败得失。
而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思潮越发影响中国，国内也开始出现一些广泛采用社会科学方法，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教育等角度介绍与解读这段历史重大变化的论著。王笛（美国华人学者，每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国任教）的《茶馆》、姜进的《诗与政治》，以及今年最新出版的应星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和李礼的《转向大众》，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就《转向大众》一书而言，尽管作者李礼声称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是其将众多政治社会学和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对于晚清报人与媒体史的研究之中，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开创性意义的。
在钱穆先生的中国政治史解读当中，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与此消彼长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如果把相权视为以士大夫主导的官僚阶层权力的代表的话，那么一部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史，其实就是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博弈史。换言之，要参与国家政治，那么成为官僚团体当中的一员，就是必要条件。即便在内藤湖南等学者倡导的“唐宋变革论”所涉及的北宋时期，也是一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文彦博语）的政治生态。身处官僚体系之外的普通生民，几乎对国家政治走向与政治决策，没有任何话语权。在这样一种普通生民“缺乏通往上层的制度化、日常民意渠道”（《转向大众》一书P87，下同）的情况下，士大夫口中的“民意”，很多时候指向的更多是“精英群体或部分集团自身的道德论断或利益诉求”（P87）。基于这样的背景，晚清报刊的出现，通过对报人—读者共同体的构建，使得政治体制之外的广大平民读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参与到政治议题的讨论与传播之中，这样一种由报刊的公共舆论传播构建而成的公共民意，对于传统帝王和士绅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突破。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报刊、报人、读者共同构成的晚清新媒体场域，既象征着中国具备现代性意义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的初步诞生，也是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当中的应有之义。李礼在本书当中的论述，跟应星老师在《新教育场域的兴起》一书中，对于晚清时期的教育体系，从科举场域向学堂场域转变进程的介绍与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在媒体、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当中发生的新旧场域转化，跟先前那些晚清政治史的论著内容组合在一起，才共同构成晚清大变局的丰富画卷。
正因为有“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晚清报刊的诞生，才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晚清报刊这一体制外言路的开辟与确立，跟制度、心理和物理等多种意义上的批评空间的出现，直接相关。中国第一份现代报纸，诞生于时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蜜蜂华报》，1822年），第一份中文报纸诞生于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诞生于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而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则也是诞生于上海的租界区。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报纸，要么出现在帝国权力所无法延及的租界和殖民地，要么出现在深受西方人影响的通商口岸之中。从传统政治史的叙事当中，租界、殖民地和通商口岸，是作为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标志而出现的；而在新媒体的场域之中，恰恰是这些不受帝国政府控制的地域，为报刊这一体制外言论载体的出现，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批评空间。
而报刊所赖以为生的制度和心理意义上的批评空间，则源自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广泛引入西方的器物、工业与科技，然而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不只严重动摇了清政府在广大民众当中的向心力和统治合法性，也让在器物与科技之外，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取向。这样的群体心理取向，使得戊戌变法虽然夭折，但在随后的清末新政中，办报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以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得到确立。由此，国人的办报高潮与政治变革的高潮不断形成呼应，也使得清政府再也无法回到传统帝制政权的路径之上，甚至在几年之后，其自身的命运都宣告终结。
本书不只有宏观层面对于晚清报刊史的综述与分析，还特地选取了晚清最具典型意义的四位报人——王韬、汪康年、章炳麟、梁启超，一一进行个案研究。这四位历史人物，早就是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热门对象。美国学者柯文、余英时等，都分别有关于王韬、梁启超的专著。李礼在这本书中，对这四位人物的个案研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平思想述评，而是带有浓厚的问题意识牵引，即考察他们之于报人这一角色时，其办报经历与办报思想，跟晚清大时代政治、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紧密互动。这种基于报人角色导向的思想史与社会史述评，之于柯文、余英时的上述论著而言，又有许多新的补充与创新。比如其对于汪康年保守主义思想来源和梁启超在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思考方面的分析，就做到了言人所未言，让人印象深刻。
这本书的论述时间，起于《申报》创办的1872年，终于民国肇兴的1912年。这样的时段选择，恰应了书名中“晚清”这一名称的指向；然而从中国媒体史的角度来说，1912年之后的中国百年媒体演化，其意象纷繁与意蕴的丰富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晚清这四十年。对于晚清之后的百年，报刊乃至新媒体场域的演化、发展与畸变，其之于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种种互动与张力，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类似李礼这样的作者，予以研究和叙写。2017.6.14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7年7月23日出版的《晶报·深港书评周刊》，见刊时有删改，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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