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纽约的住房运动与种族主义不平等问题

【编者按】

在《保卫住房》一书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与城市项目助理教授戴维·马登（David Madden），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住房危机的根源。作者认为，住房作为一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在资本支配之下，住房被过度地商品化，其作为财富积累工具的功能逐渐增强，而作为居住设施的功能逐渐减弱。住房的过度商品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催生了住房的异化和各类压迫。本文摘自该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纽约住房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政、战时政府干预主义以及就支持贫民窟清理达成的越来越多共识，这三个因素使得政府在住房体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活跃。

正如历史学家罗伯塔·戈尔德（Roberta Gold）所说的那样，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区域规划协会的领导者等城市再开发技术专家的设计，都“符合资本逻辑，也同样体现了规划绅士阶层的一丝不苟”。城市更新代表着政府权力的行使，主要是为了实现房地产行业的目标。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活动家们都在做准备，对此进行反抗。

战后时期，纽约市充满着胜利者的自信。住房运动针对的对象比过去更多，包括私人房东及其对租户的不断压榨，还有政府本身。反抗者们批评政府政策未能管控私人住房和提供数量充足的公共住房。但是，他们也批评城市更新本身对工人阶级社区造成的破坏。尽管贫民窟清理机构告诉他们，反对开发就是反对房屋建设，活动家们仍然确信这两者并不矛盾。

一些租户联盟的基地位于纽约市房屋局公共住房开发区。这些联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最具凝聚力的运动组织。当纽约市房屋局开始驱逐一些收入超过了之前设定上限的家庭时，一个新的组织——项目间租户委员会（the Inter-project Tenants Council）便应运而生了，旨在阻止租户遭到驱逐。纽约市房屋局的一些租户联盟和住户联盟发展成了强大的地方权势集团，如威廉斯堡住宅区（Williamsburg Houses），红钩房屋（Red Hook Houses）以及规模巨大、组织良好的皇后大桥公寓楼（Queensbridge Houses）中的一些联盟。但是，禁止使用社区设施去达成政治目的等规定和反激进怀疑思潮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削弱了纽约市房屋局治下的住房行动。纽约市和其他城市的公共住房被怀疑是破坏分子的巢穴。城市更新利维坦的力量持续增强，一些所谓的受益者的反对声音听起来空洞无力。公共住房住户联盟开始“逐渐失去其道德影响力”。

其他质疑城市更新和贫民窟清理的群体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1943年，在史岱文森镇（Stuyvesant Town）和彼得库珀村（Peter Cooper Village）的开发问题上引发的争论就是此类冲突的典型。拉瓜迪亚政府和都市生活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之间的一个早期公私合作项目，有可能造成3800户工人阶级家庭被迫搬迁。该项目的建筑设计和场地设计，包括只许白人入住的住户筛选政策，都和早期的公共住房极其相似。由激进租户组成的大纽约租户联合会（United Tenants League of Greater New York）、来自联合社区住房（United Neighborhood Houses）的自由派人士及其他群体联手反对该项目。由于自由派住房群体联盟、房地产利益集团和纽约市政府成员联合起来，对租户进行劝说，让他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希望就是和城市增长机器合作，于是反对该项目的声音就渐渐变弱了。

虽然面临很多挫折，还要与罗伯特·摩西及其伙伴等城市更新操作者进行艰难对抗，但是在城市更新中，束手无策的社区大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抗争。“拯救我们的家园”委员会（Save Our Homes committees）在纽约市各个社区都组建了委员会。其中的某些活动得到了社区服务协会（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等慈善机构的支持；睦邻之家（settlement houses）也提供了支持，睦邻之家一直坚定地支持贫民窟清理，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租户政治。反对城市更新的租户活动家同样获得了刘易斯·芒福德和查理士·埃布尔拉姆斯（Charles Abrams）及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城市专家的支持，其中简·雅各布斯不仅撰写名作批评摩西，还是格林威治村一位坚持不懈的社区活动家。纽约市五个区的社区运动逐渐使民意和政治机构转向反对城市更新。

大都市住房委员会（Metropolitan Council on Housing）是纽约市持续时间最长的住房组织之一，其由来可以追溯到这段时期。该委员会于1959年成立，聚集了各个群体，包括租户、劳工组织者、社区领导者、美国劳工党和共产党激进分子以及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专家。该委员会从一些坚定的活动家那里汲取智慧和经验，如弗朗西斯·戈尔丁（Frances Goldin）、简和罗伯特·伍德（Jane and Robert Wood）、比尔·斯坦利（Bill Stanley）、埃斯特·兰德（Esther Rand）以及简·本尼迪克特（Jane Benedict）。该委员会在法院、街道以及媒体层面开展活动，并于20世纪60年代组织多次运动要求获得公共住房，反对破坏社群，并对上西区、约克维尔、切尔西等社区提出替代方案。大都市住房委员会很快就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租户团体之一”，同时也是纽约住房运动的一大支柱。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该委员会始终和它旧左派的根源保持着联系。

同时，新一波住房浪潮正在集聚力量。杰西·格雷（Jesse Gray）是一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格雷年轻时曾研究过格拉斯哥的抗租行动以及《住房问题》（The Housing Question）一书。20世纪50年代中期，格雷开始在哈莱姆区组织那些非裔美国租户。尽管政府做出了一些改善，但是哈莱姆区的住房危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为了应对这一状况，格雷成立了下哈莱姆区租户委员会（Lower Harlem Tenants Council），后很快更名为住房社区委员会（Community Council on Housing）。该组织组建租户联盟，设立街区监督员，并组织了集会、游行以及抗租行动。

整个20世纪50年代，租户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几乎无助于改善哈莱姆区的居住环境。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哈莱姆区的住户及居住在其他有色人种社区里的租户，从民权运动中汲取了力量，重新发动了住房运动。

住房社区委员会最出名的一个时刻，发生在1963年12月30日。住在第117街廉租公寓的5名租户因为没有支付租金而被告上法庭。在一群情绪激昂的支持者和新闻媒体面前，这5名租户展示了令人惊讶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居住在非人道的环境中，即三只巨大的死老鼠。

在法庭上是不允许将死老鼠作为证据的。但是法官确实认可了居住在有害环境中的租户有权拒付租金。这次老鼠噱头是一场由格雷巧妙协调的新闻事件。此事成功将纽约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哈莱姆区的居住环境上。住房社区委员会继续推进他们的运动。哈莱姆区抗租行动此后又持续了2年。

一些观察家既质疑格雷对媒体宣传的偏好，又质疑他将租户卷入官司的策略。但是住房社区委员会的直接行动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善。哈莱姆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住房视察，增加了对可疑房东的仔细盘查，集体抗租者可以优先进入纽约市房屋局的建筑，并且公众开始意识到纽约住房机构的种族歧视。随着抗议活动蔓延，那些推进改革的住房官员可以利用公众压力，加强其在各自机构中的存在感。

纽约其他地方的租金暴动和哈莱姆区的租金暴动相似。学者弗朗西斯·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及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组织了青年动员机构（Mobilization for Youth），他们和下东区的住户们共同努力，创立了一个集体抗租委员会。杰西·格雷、大都市住房委员会、波多黎各人联盟以及大学睦邻之家都加入了该委员会。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是一个全国性的民权组织，其在布鲁克林的地方分会开始支持贝德福德史岱文森（Bedford Stuyvesant）社区的集体抗租行动。在布鲁克林区的其他地方，红钩房屋的租户停止为那些不适宜居住的公寓支付房租。这种情况促使法院做出裁决，即如果房东拒绝对房屋进行必要的维修，那么就构成非法驱逐的罪名，租户有权拒付租金，直到情况得到改善。法官弗雷德·莫里特（Fred Moritt）之后说道：“我只是采用了一项古老的、基本的法律，它规定你不必为没有获得的东西背负债务。无论是在布鲁克林区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还是在纽约的公园大道，皆是如此。”

纽约的租户运动和不断扩大的公民权利运动互相促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其他重要的民权组织公开与哈莱姆区的抗租者结成联盟。种族平等大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声称他们在1964年世博会外进行“阻塞交通示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住房问题。

住房行动也从新兴的“黑人力量”组织（Black Power）的语言和策略中获得了支持。1964年夏，在哈莱姆区一场反对警察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杰西·格雷和马尔克姆·X（Malcolm X）逐渐结成联盟，呼吁进行“游击战”。住房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十点计划中的一部分。该党派组织了抗租运动，设立社区医疗诊所，并在哈莱姆区、布朗克斯区和布鲁克林区组织了抗议活动。青年领主党（Young Lords Party）是黑豹党在波罗黎各人社区的同伴，他们一起开展关于住房、健康和城市服务的运动。

自20世纪70年代起，住房暴动再次席卷纽约。在上西区，活动家们让那些工人阶级的黑人家庭和拉丁裔家庭搬进因城市更新而闲置的公寓。这场由擅自占用他人住房者发起的“搬进运动”（Operation Move In）很快就蔓延到晨边高地、切尔西和下东区。

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兴起了“二战”后最大的住房运动浪潮。民权运动和黑人力量运动引起了激进浪潮，活动家们以此为基础，联合了新旧左派，成功将住房问题与围绕着种族主义、阶级以及不平等问题而展开的更大斗争联系在一起。

但是像乔尔·施瓦茨（Joel Schwartz）等历史学家将这个时代视为一个失败，“就像工会无法威慑自由自在的工业雇主一样，租户也无法威慑自由自在的房东……最终，遭受忽视的是无数的低收入租户”。20世纪60年代之后，废弃住房的现象变得很普遍。公共住房和租金管制再也不会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财政危机，将再次引发纽约市的住房苦难和政治右倾。活动家没有改变住房体系，而且改革的基础结构更加偏向房地产利益。

《保卫住房：危机的政治学》，[英]戴维·马登、[美]彼得·马库塞著，周明明、韩筱、李玉婷译，周小进校，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