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否有国界？

我们常说“音乐无国界”（Music has no borders）。这句话与我们大部分常用短语一样，无法追溯其源头。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场合使用它并给出不同的诠释。2020年6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卢卡·苏利克（Luka Sulic）发布了一段他在意大利卡宁山（Monte Canin）上演奏的视频并署标题“无国界”（No Borders）。这段视频还有配文“音乐没有国界，没有人种或肤色，没有国家限制，没有种族。音乐让人们走到一起。”（Music has no borders, no race or color, no limits of country, no ethnicity.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苏利克似乎希望他的演奏能给疫情期间困顿的人们以力量，而他选择的曲目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G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Cello Suite No. 1 in G major）。

为什么巴赫的作品可以承载苏利克世界主义的表述？德国大师的经典作品为何会在苏利克眼中成为不同国籍人民之间传达情感的桥梁？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音乐已经开始成为德美两国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杰西卡·C. E. 吉诺-赫特（Jessica C. E. Gienow-Hecht）的《音乐外交：1850-1920年德美关系中的音乐与情感》（Music and Emotion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1850-1920，简称《音乐外交》，下同）一书正是从文化交往角度对近一个世纪里德美关系史的一种新诠释。她深挖德美两国的相关档案、新闻报道与私人收藏，为我们还原了1850年至1920年两国间音乐领域的跨文化互动。

从20世纪以来，美国长期因对外文化输出而被指责。实际上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就已在推动各种文化交流项目，谋求建立文化霸权，而美国也是各国争夺的一个目标。19世纪开始，欧洲主要大国在文化传播上与美国达成了合作：一方面欧洲国家通过官方与非官方努力争夺在美优势文化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接受多元文化输入以形成和强化自己的文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音乐家作为非政府行动者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跨大西洋的情感纽带。吉诺-赫特认为，“19世纪，交响乐和交响乐团越来越多地被同时定义为‘德国的’（German）和‘普遍性的’（universal）”（15页）。德国音乐呈现出一种自由和不受束缚，德国人是音乐民族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得到强化。这里的“德国”并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德国，也不是作为地理范围的德意志，而是一种由认同形成的文化概念。

为了在国际史语境下用描述性方式表明国家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吉诺-赫特使用了“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这一术语。该术语最初由瑞典科学家托伯恩·贝里曼创造，被广泛应用于化学领域。它最初被用于描述放热化学反应，后来指一个离子取代另一个离子的化学反应。1809年，随着歌德的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出版，该术语获得了更宽泛的含义。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描写了一对厌倦婚姻生活的夫妇邀请一对未婚年轻男女来做客的故事。久而久之，两对男女间产生了不该有的亲和感。歌德将“选择性亲和”一词用作人类激情的隐喻。他认为激情受化学亲和力法则的支配或调节，并进一步研究了化学法则是否以某种方式破坏或维护婚姻制度以及其他人类社会关系。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将“选择性亲和”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用该词表示两类利益群体相互寻求、相互促进。吉诺-赫特从歌德小说的情节和设定中汲取了灵感，以“选择性亲和”象征一战前德美文化关系中的双向奔赴。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9世纪末，英、法、德都致力于在美传播己方文化从而将美国拉拢为政治盟友。各国采取的手段实际上差异不大。德国政府设立了各种艺术和学术交流项目，但收效不佳。德国文化外交中，政府参与了官方和非官方的活动，并往往导致这些活动失败，因此政府意识到不应将音乐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来使用。由此音乐在各领域中异军突起，主要由于其非官方性而成为德国文化传播最成功的旗手。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与个人取得了不为政策制定者所注意的有利政治结果。由此，德美之间的 “选择性亲和”主要由民间推动，以音乐为载体。

德国音乐何以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19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各色专业人士在过去对音乐的研究基础上，都试图解答音乐如何影响人类感情这一问题。他们在讨论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音乐是治疗各种社会、政治和生理问题的良药。而“参加这场辩论的大多数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无法生产出这样的音乐药物，药物要到国外去寻找”（55页）。在那个时代，音乐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性语言，传递着情感。德国音乐正能够体现这种普遍主义。德国交响乐以其复杂的形式、情感和控制之间产生的张力、长度以及所需的乐器数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美国人相信，音乐艺术的一些优点正是“德国特性”，因此他们远赴重洋来到欧洲学习或欣赏最先进的音乐。美国音乐家渴望在德国得到认可。他们在德国所受的教育或认可会使他们在故乡得到成功。

在美国人赴德学习的同时，也有大量德国音乐家作为艺术传教士赴美。吉诺-赫特将他们称为“有根的世界主义者”（rooted cosmopolitan）。“根据这种世界主义，人们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出生地来定义自己”（18页）。美国人认为交响乐必须是“德国的”，因而向这些外国音乐大使敞开了大门。它为外国音乐家提供了更多成功机会，提供了金钱和名声，使美国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但除此以外，许多艺术家赴美“是被一种和外国观众分享德国大师作品的艺术热情所驱使”（133页）。他们非官方的立场帮助他们成为创造选择性亲和的完美人选。

随着大量外国艺术家的到来，美国本土大大小小的交响乐团在当地人士的赞助下建立起来。这些当地人士往往曾在欧洲生活和学习过，或许曾经渴望成为艺术家。他们怀着“文化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慈善愿望”（158页），乐于支持德国艺术家传播浪漫主义文化的追求。正是他们作为东道主邀请宾客来访，代表了情感选择性亲和的另一面。

外国艺术家和本土精英合谋将古典音乐引进到美国的努力获得了巨大成功。音乐会迎来了各行各业、各种肤色、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听众。“美国观众开始接受严肃音乐，并将其在根本上视为德国的”（183页）。实际演出的曲目要更加多样化。有趣的是，德国音乐在美国的传播和美国实际的德裔社区无关。德裔美国人既不积极赞助音乐事业，也较少出席音乐会。情感上的选择性亲和是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形成了直接联系。

然而，德美之间情感上的蜜月关系很快遭到挑战。19世纪末，民族主义席卷美国和欧洲，加剧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紧张关系间的相互作用。音乐是民族化运动的一个强有力因素。由此，美国观众和评论家对德国音乐和音乐家在美国的优势地位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美国呼唤自己的民族音乐，工会也对德国艺术家的临时移民展开了斗争。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担忧美国的对外文化输出可能对自己产生颠覆性影响。德美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产生了裂痕。

美国对德国音乐的抵制在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高潮。许多德国艺术家在战争期间被批评、调查、征用，一些甚至被关押和遣返欧洲。在此期间，美国作曲家获得了许多音乐机会，一些协约国阵营的艺术家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工作。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没有持续多久。战争一结束，他们很快厌倦了政治正确，重新拥抱了德国经典。由此，吉诺-赫特认为一战“并没有撼动经典或德国和美国之间的选择性亲和”（254页）。

《音乐外交》通过对1850-1920年间美国的德国古典音乐、音乐家以及美国音乐组织者、音乐评论家、音乐会听众的全面回顾，分析“典型的行动者们的世界性认同和影响力；在更宏大的国际关系背景下不断变化的对音乐的定义和解释，包括情感话语；以及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抱负之间的冲突”（28页）。通过分析，吉诺-赫特认为国家、私人和表演艺术互相交错。文化与政治相关，但它并不会依从政治而是有时为政治伙伴关系铺路。这种观点与吉诺-赫特之前的研究一脉相承。

《音乐外交》的写作既与吉诺-赫特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也同她的人生与学术经历有很大关系。1964年，吉诺-赫特出生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埃森。她在德国亚琛获得了学士学位，1990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5年又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她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历史学博士后。1996年以后，她先后在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约翰·沃尔夫冈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工作。吉诺-赫特有德美两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又用两种语言学习和写作，她自己正是跨文化与跨大西洋的使者。在《致谢》中，她也感谢了德美两国的朋友与老师。可以说，她作为一名德国学子在历史学上也同美国产生了选择性亲和。她的学术生涯见证了冷战末期至新世纪间的德美关系，因此她的学术研究也在有意无意间照进现实。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文化转移的分析已成为考察美国与其他国家互动的有力工具。但当时的学者们并未设计出明确的术语，也没有广泛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20世纪最后几年，越来越多的美国和欧洲学者将文化引入到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他们认为，国际关系中缺少这一重要方面。虽然一些资深学者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大部分成果都出自年轻学者。他们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国际关系。吉诺-赫特无疑也是这些年轻学者中的一员。同时，整个美国史学界呈现出一种修正主义倾向。许多史学家在研究中揭露和批判一些过去的历史神话，吉诺-赫特也试图跳出过去的政治研究框架，从文化视角发现新的叙事。

吉诺-赫特一共以英语出版了两部专著。1999年，她出版了《不可能的传播：战后德国作为文化外交的美国新闻业，1945-19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简称《不可能的传播》，下同）。在该书中，她以1945年至1955年为德国人民出版的美国陆军报纸《新日报》（Neue Zeitung）为例，试图证明：从结果上看，美国官员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战后德国的文化和信息项目，而是将主动权留给了两国的中层人员。与《音乐外交》中的观点相同，吉诺-赫特认为正是该报相对政府一定的独立性使其获得了成功。从《不可能的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外交》方法论和观点的雏形。以后见之明来看，“选择性亲和”同样可以被应用于战后美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

吉诺-赫特

2009年，吉诺-赫特出版了《音乐外交》一书，此时她正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约翰·F. 肯尼迪北美研究中心历史系主任。该书最初拟定于2004年出版，暂定题目为《音乐外交：自1850年以来德美关系中的音乐、情感与政治》（Sound Diplomacy: Music, Emotions, and Politic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since 1850）。作为《音乐外交》雏形的早期论文曾在多个学术会议上被宣读。2003年以后，吉诺-赫特在约翰·沃尔夫冈大学修改了该书手稿。这项研究从想法产生到付梓出版花费了十年以上。从该书长达126页（中文译本）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可见作者的史学研究基础和扎实的文献应用分析能力。观察前后两个题目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吉诺-赫特设想的改变。时间从没有下限到被划定在1920年，反映了作者研究野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收缩。最初题目中的“政治”最后被去掉，反映了写作重心的变化。作者在著作中淡化了政治的作用，同样也省略了文化产生的政治影响。相比《不可能的传播》，《音乐外交》增加了情感维度，即“选择性亲和”。这是吉诺-赫特的一项创举，也是该书的一大价值所在。

吉诺-赫特在《音乐外交》之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该书未竟的事业。2017年，她获得了德国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资助从事一项研究。该项目题为“寻求和谐：二战以来美国的古典音乐、情感和人权话语”（The Quest for Harmony: Classical Music, Emotion, and the Discourse on Human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该项目通过研究演奏家、交响乐团、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家，探讨古典音乐在论述人类、人权和道德方面的政治影响。该项目旨在考察20世纪40年代以来，古典音乐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情感和政治内容的载体，而美国文化外交在这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读到吉诺-赫特对文化和政治的最新思考。

吉诺-赫特与许多同时代其他使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的历史学家有一个显著不同。她在将文化应用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还尤其关注研究中的性别特征。但她又注意不让自己的研究陷入性别史范式，被性别和阶级所局限。她认为德国音乐家的特殊性在于结合了“阳刚之气和公共情感”（87页），而在当时的美国这二者在其他情况下是不相容的。与这一观众期待相一致，男人成为19世纪主要的音乐明星，女性艺术家则因为衣着打扮而受关注。关于音乐的听众，吉诺-赫特也注意到研究时段内的美国女性在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性别角色的关注与吉诺-赫特的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曾在采访中说，她家族中的女性至少有五代人渴望成为作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她们大多数仅在私下写作，一些人出版了个人作品，但没有人成为全职作家。吉诺-赫特思想前卫，在12岁时就制作了女权主义杂志的复制品。她刚从高中毕业，就开始为莱茵兰、汉堡、慕尼黑和柏林的几家德国报纸写作，同时还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广告公司做文字实习生。而在大学期间，她受一些作家的文字影响下决心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和作家。由此，她在历史研究中融入了自己新女性的思考。

《音乐外交》史料丰富，逻辑清晰，方法新颖，但也有一些缺憾。该书最大的漏洞实际上在标题中就已出现。中文标题中的“德美”在英文原文中实际是“跨大西洋的”（transatlantic）。“跨大西洋的”一词在指称大西洋两岸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尤指英美两国。吉诺-赫特在书中主要叙述的是德美关系，而英、法等国在美国的音乐外交努力仅仅被一带而过。因此，书的实际内容和标题产生了矛盾。

此外，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和跨学科方法部分是为了告别传统的以政治为主的研究范式。但《音乐外交》中的政治被过度边缘化，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吉诺-赫特多次强调政治介入的失败使官方放弃了参与，而将音乐外交托付民间团体进行。但她却没有给出充足的论据。通过该书，我们几乎对德国官方在音乐外交中所作的努力一无所知。吉诺-赫特还提及非政府音乐外交在无意识中产生有益于母国的政治影响。但在书中，我们同样没能看到德国在政治上从德国音乐在美国的地位中获得实际益处。不如说，德国音乐的优势地位在20世纪初进一步激发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强化了德美之间的对立。吉诺-赫特描绘的情感上的选择性亲和实际上远离了政治，可能也就偏离了外交的含义。这也使她的论述不够有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音乐是否有国界？《音乐外交》告诉我们，音乐的传播无国界，但音乐家是有根的。德国经典音乐作品中确实有一种普世价值，从而使它们今天仍然得到广泛传播。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自己优秀的音乐家，但在古典音乐会上，大量得到演奏的仍然是“德国的”曲目。人们依然在潜意识中会认为外国的演奏家水平更高，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是“德国的”。在钢琴学习中，被广泛用于教学的曲目大多仍来自“德国的”作曲家。这既表明德国经典在古典音乐中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也表明吉诺-赫特所说的音乐外交在今天仍然持续。中国与德国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留待我国优秀的研究者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