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研究“灵氛”中的肖像与……

《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陈建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10月版，440页，69.00元

立冬过后，这里下雨和降温的坏天气就来了。不期然地想起《流动的圣节》的第一句话 “随后，坏天气就来了”（“Then there was the bad weather”）——多么典型的海明威风格。但此刻我读的不是海明威，而是关于张爱玲。写到这里才想起，张爱玲翻译过《老人与海》，刚在书里看到它的封面，今日世界社出版（香港，1972年）。“一个苍凉的手势升起 / 生前死后的界域间，你的明月幻美不定……”，这是陈建华教授《悼张爱玲》（收入诗集《乱世萨克斯风》）中的一句，很有“张”味。

陈建华《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收入作者多年来研究张爱玲的五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及其创作体现的“晚期风格”。前面两篇（《质疑理性、反讽自我—— 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张爱玲与塞尚—— 一九四〇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是关于张爱玲早期小说以及她与现代艺术的关系，是认识和研究张爱玲文学人生及其与现代性关系的力作，揭示了张爱玲作品一方面在表现技巧上尽现代主义之能事，另一方面以“传奇”故事人的扮相和浸润于本土文学传统的语言及叙述结构诉诸大众的文化心理，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同时因其作品触及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与吊诡，具有质疑理性、反思文明的深刻内涵。因此，诚如作者自言，这两篇论文与本书主旨在逻辑上一以贯之，对于理解“晚期风格”可起铺垫作用。   

然后是《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和《〈小团圆〉与〈恶之花〉》两篇，在我看来既是作者的张氏“晚期风格”研究的开拓性之作，也是作者决心剑走“偏锋”以杀出“张学”重围的发轫之击。《初探》“主要对晚年张氏与印刷传媒的关系作了考察，即她如何在文本生产与媒体传播这两方面作了近乎严酷的区别对待，正体现了她对于文学自主的追求与实践。至于其晚期风格更属内在因素方面，如她的书写与‘过去’的心路历程及语言问题，乃至最后的《对照记》等，尚须进一步探讨”（175页）。《〈小团圆〉与〈恶之花〉》原是题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的研讨会发言，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走一点偏锋”之后的杀伤力很强：一是提出《小团圆》反传统的彻底程度可比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双璧，“而且与《狂人日记》的国族想象不同，《小团圆》则出自个人的反思立场，这涉及张爱玲对于自己写作超乎五四与通俗的定位问题”（184页）。二是文章最后在“怎样来看整个的张爱玲？”的大哉问之下提出了一个关于“回家”“文化归宿”的论题，“或许可以把陈寅恪（1890-1969）先生对他的家世政见与戊戌政变之关系的历史反思来加以对照，即感叹中国自甲午战争后‘大局遂不可收拾矣’。而张爱玲对于其祖父母婚姻的浪漫幻想属于最后贵族的历史经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也是某种怀旧的寄托”（191-192页）。此中深意击破“张学”中的某种僵局，似乎只有密斯特陈才能有如此奋力搏击的思想功力。于我而言，在陈建华关于张爱玲实际上“要不断地回家”的论述意涵中，竟然看到了Naked Earth 中的刘荃执意要“回家”的身影，可以看作是“大局”不可收拾之后最彻底的疗伤与文化归宿。这一或是荒唐的联想冒出来之后竟挥之难去，只能说是某种话语魔力在作祟。

第五篇论文《爱与真的启示》是长篇新作，超过全书一半篇幅，作者希望“借此对‘晚期风格’一探究竟，了却一件心事”。更因十年来张氏遗作的整理出版和各种研究资料不断丰富，“我觉得有可能对‘晚期风格’——包括《小团圆》《对照记》。少数短篇小说与散文以及她对《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翻译与研究，作一种整体性考察”（自序）。虽然说是“整体性考察”，但是作者始终在微观材料上着力，在各种文本的互文关联中理出头绪、整体把握，在深层次的沉思冥想中发现新的疑点并得出及检验自己的结论。文章在《初探》的基础上借助萨义德“晚期风格”的概念继续深入挖掘，着重剖析张爱玲移居洛杉矶之后那二十余年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书写历程，不但谈《小团圆》与《对照记》，也把《红楼梦魇》和《国语〈海上花〉注释》放在一起讨论。作者揭示出在个人书写经历与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中，张爱玲的“文本”有多重呈现，就她个人而言是作品、言谈、行事，甚至包括她的沉默；而就社会来说则有出版公司、大众“张热”、学界“张学”等“社会文本”，她的“晚期书写”完全是作品、个人与社会的多方面合体，呈现出多重面相与丰富链接。

在以“历史”“思想”“社会”和“文化”为内在导向的基础上，陈建华仍然以《小团圆》为重头戏，认为在张爱玲“晚期风格”的写作脉络中这是个关键，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写？它跟她‘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是什么关系？这‘含蓄’为‘晚期风格’扮演了什么角色？她为《红楼梦》与《海上花》如此费心竭力，难道是浪掷时光？怎么看待晚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这些问题关系到她在美国甚至以前的‘思想背景’。”（自序）因此，在历史、思想等脉络硬件之外，作者同时潜心处理张氏文学中的“艺术软件”，在叙述布局、文本分析中花了大力气，于是便有了该文第七节“晚期的‘金石’风格”处理《小团圆》的十面埋伏——时空交叠、穿插藏闪、人物造型、戏剧性情节、诗性语言、电影典故、震惊效果等等。因为在作者看来，整部《小团圆》的基调是刚性的，弥散着《罗生门》般罪恶与证词、道德与生存的焦虑；女主人公经历五味杂陈的爱情之旅，在挣扎与幻灭中走向现代的自我救赎，处处可听到发自女性的铮然的金石之声，情欲的高光修辞带来美学上的重口味转型”（309页）。一路读下来，陈建华在“凌波微步”中横跨思想、文本、图像、影艺诸领域而又摇曳生姿的论述看得我甚至有点流连忘返，才明白非如此无法勾画其“金石”风格的美学特征和特有质地。

在历经一番观风辨势和抉微发隐的层层深入研究之后，作者终于达成“为晚期张爱玲画一幅灵魂肖像”的宏愿，充分揭示了“爱”与“真”是这幅灵魂肖像中的底色与高光。正如陈建华所言，张爱玲的晚年即使碰壁无数，仍不改其寻“爱”求“真”之旅，与“文明”既互动又逆向；其“晚期风格”贯穿着“现代性”的价值基准，又走在“时代”的前头；即使她的人生不算完美，但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一个美丽的自我交代；她在文学上或也不理想，然而对“爱”与“真”的那份坚执却臻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地，完成像《小团圆》那样深抵自我与人性的惊世奇作。总之，“她在‘乱世’和‘浮世’里一叶飘零，也是一棵根植于大地母土的参天之树，永远让我们分享‘爱’与‘真’的果子”（自序）。

掩卷回味，竟有点波澜翻滚之感，难怪李欧梵先生说“这是一本研究张爱玲晚期作品的重量级著作……令‘张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又如陈子善先生所言，本书的问世表明以研究周瘦鹃和茅盾而享誉海内外学界的陈建华教授在“张学”研究上也独领风骚。（封底语）于我而言，在陈建华“独领风骚”的“张学”研究的灵氛中隐然晃动着“陈学”的影子——陈建华教授一以贯之的思想底蕴、学术思想和灵动生猛的治学风格。所谓“灵氛”来自本雅明的“aura”，有“灵氛”“灵光”“光晕”等多种译法，陈建华更喜欢的是“灵氛”，说是因其“另具一种通向远古的蛊惑”（陈建华《午后的繁花》，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211页）。好一个“通向远古的蛊惑”，这便是陈氏的“灵氛”意涵。应该说，“作者已死”，“张学”尚存，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张学”发展必定是一路上自拆藩篱，“张看”的视域不断扩展的，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笔墨不仅当随时代，更有“我之为我”在。

既然说到一个“我”字，应该老实交代的是，我不但没有做过任何张爱玲研究，甚至连“张迷”也完全说不上，至今为止我对张爱玲顶多只是曾经在远远的地方“张看”。最早阅读张爱玲是她的散文，那是在1990年8月，读花城出版社的《私语——张爱玲散文集》（1990年）。那时印象最深的竟然是在《烬余录》中的那句话：“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关的事。”（40页）还有就是最后那一段：“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55页）印象深的原因，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无疑还是由于“时代的车”与“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重温张爱玲的一句名言：“时代是仓卒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自序）在张爱玲字典中似乎不太常见的“时代”两个字还是那么碍眼，那么违和地刺激眼球。尽管张爱玲声称自己总是自外于一切政治潮流之外，但是处在历史夹缝、时代裂变之中的她，即使自言写不出所谓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总有某种时光记忆会在文字中留下政治与文艺轇轕的印痕。

谈到陈建华在“张学”研究中何以能够独领风骚的问题，想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从‘革命’话语的现代性到茅盾小说中‘革命与形式’的现代性展开，再经由‘从革命到共和’的文化转型，陈建华教授一直念兹在兹的是中国都市文化风景线中潜藏的现代性与革命叙事的复杂脉络和历史肌理。他的问题意识、跨界本领和在历史文献与通俗读物及图像之间翻滚腾挪的身姿，无不指向中国都市现代性与革命狂潮中的机遇与挫折、希望与恐惧，无不在国人的现代启蒙、国族想象、公私领域以及‘共和’实相与‘五四迷思’之间潜行审视，行走的是融思想史、新闻报刊史、视觉传播史于一体的大文学史路径。”在这部“张学”研究新著中，陈氏思想和大文学史路径仍然是一以贯之，投向恰尔斯河的“花环”把那个“苍凉的手势”与“死叶唤醒绣袖的年代”紧密编织在一起。

因此，陈建华在谈到“张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说，“周蕾在书中把夏志清的冷战意识形态及其‘新批评’方法视为过气，代之以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跨文化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北美的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批评的范式转换……。”而史书美的论文《张爱玲的欲望街车》也“呼应周蕾，显出北美的‘学术政治’，直接指出夏志清与耿德华注重张爱玲作品与政治或历史语境的关系，而她声言从作品本身出发，正是结构主义的路数……。”（自序）他对此种“范式转换”在此未作评述，但是在后面谈到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奇幻”类型理论的时候，一方面高度肯定从结构主义出发的奇幻、诡异论述对于解读张爱玲《传奇》“似洞若观火”，同时也指出在张爱玲奇幻叙述中所蕴涵“妇人性”的深刻命题是单用托多洛夫的力量难以涵盖的，因其“甚少关注作品的历史脉络及意识形态的含义”。“后来嘉克荪在《论奇幻》（Fantasy）一书中批评了这一缺陷，虽然总体上并未背离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方向。”（20页） 在这个关于“范式转换”议题的背后，我看到的是陈建华学术思想的基本底色，也是他在“张学”中能够极其深刻地描绘出张氏“灵魂肖像”的思想基础。在“自序”中的这段话概括了他自己的思想倾向及其形成脉络：“李老师的讨论班以‘现代性’为主题，就离不开社会、个人、历史与意识形态等问题，当时‘张学’不乏‘民国临水照花人’的‘胡’腔，这对我似乎没什么影响。这也和我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复旦期间在章培恒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硕博士论文，他的文学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的‘人性的解放’为圭臬。欧梵老师在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先生，也是思想史出身。那时我也在做‘革命’话语的研究，受了些福柯的影响，对于概念的生成与传播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作历史化考察。”（自序，vii）既然不受“胡”腔的影响，必然会在“临水照花人”的身影中看到她身后的历史脉络、时代氛围与思想背景。

但是，“谈张爱玲的‘思想’？是不是挺乏味的？有关她的话题从恩爱情仇、奇痴怪癖、鸦片遗老到雅俗文坛，应有尽有。尽管在她笔底频频出现‘时代’‘文明’的字眼，我们也不大在意——她的摇曳多姿、活色生香的文采足以令人分神。”（自序）好了，陈建华接着引出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里的一段话：“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时代、文明、破坏、荒凉，难道只是“临水照花人”的无病轻吟？陈建华说“荒凉”是《传奇》的基调，是作者感情世界的象征，“实际上她不大谈的‘思想’，在这里却峥嵘毕现”。“作家与‘思想’脱不了干系，这毫无疑问，‘思想’也有深浅之分，研究是为了更能走进她的文心，却常常只能望文生叹。因为敏感，对‘文明’或‘现代’的字眼看得斗大。”（自序）对于张爱玲自言的“思想背景”，陈建华认为“《对照记》或可读作这段话的一个脚注，对她而言这‘惘惘的威胁’负载着几代世家崩塌的重量”，继而指出在 “张学”中不乏拜金主义、小市民、自私、恋物癖、俏皮话、鬼话及虚无、华丽与苍凉的话题，研究上不厌其小其细其丽其奇，“信乎泱泱大观，言有所据，却较少认真对待她的与历史文明有关的‘思想背景’”（397-398页）。

不但研究者较少关注张爱玲的“思想背景”，“张热”的热闹景观也足以使她的“思想”随风飘散。陈建华说，“本来张爱玲的‘死世界’就是在‘革命’和‘斗争’的主流之外画出一块独立的地盘、一个自成一统的时间盒，与‘同一、空洞的’历史时间相抗衡，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当‘历史必然’的‘宏伟叙事’瓦解之时，这个‘死世界’却如被打开的潘多拉之盒，迸现出万花筒般的七彩缤纷。” “张爱玲”成了一个怀旧的品牌，一个远逝的、同眼前奇迹交叠在一起的记忆幻影。（164页）但难得的是，陈建华坚信“张爱玲还活着，这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来说意味深长：‘反思’不甘于诉诸亡灵，更需要历史救赎的见证。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巨大的空虚荒漠中，她的幸存不光是一种安慰”（166页）。顺着张爱玲作为“历史救赎的见证”的思路，我觉得《爱与真的启示》第二节“英文写作之旅”的前半部分处理得似乎有点仓促了，对于她的两部英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和Naked Earth基本没有论述。原因当然不是前面提到的在夏志清之后“范式转换”的问题，因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期待在下一次的“因缘际会，优悠余生”中作者有机会在这里“张开欲望的翅膀，向前飞去”。陈建华说，“从夏志清到周蕾，都在看张爱玲的上海‘三十年前的月亮’，映照出学界思潮与全球主义兴起的急剧变迁。从讨论班到今天又是三十年，尽管疫情汹涌，这轮张爱玲的月亮闪烁不定，却清坚决绝如故。”（自序）我只想到下一轮的张爱玲的月亮是否还“清坚决绝如故”？假如会再次与她“擦肩而过”，是否仍然“更多是莫名诡异和时空错置的反讽，仿佛永久错失了春天的约会而惆怅无已”？因此，“今天再看这三十年的月亮，只觉得时光迅逝，世事纷扰，更是寒咝咝。”（同上）密斯特陈真是把张爱玲“灵魂肖像”的现世生产机制看得太清楚、讲得太精辟了。

经过陈建华对张爱玲作品与人生的“十面埋伏”式的深层解读，以及对“张学”这列“时代学术列车”的沿途景观作远观近察式的探幽发微之后，现在可以回到1991年秋李欧梵先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上“劈头便问”的那个问题：“张爱玲的魅力到底在哪儿？你们为什么喜欢她？”答案自然是一言难尽，我想在《爱与真的启示》一书的结尾处摘引几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她以追求文学不朽为终生志业，对人间万象具有一种‘通灵’禀赋与点石成金的文字巫术……”（392页）“她把‘爱’的梦想转化为超越自我的对于文明与历史的承诺，一如既往描写‘普通人’的生存与欲望，昭示‘真爱’的永恒价值及其现代困境，深刻揭示了文明与人性的局限。”（394页）“……她以个人成长史见证了随风而逝的旧时代，无比犀利地剖析自己对亲情与爱情的渴求与挣扎，最终以真实坦诚的自我面对世界与未来。……就中国文学‘现代性’而言，若说在她那里得到某种完成也不为过。”（395页）“她的‘我爱他们’的认同说到底内含传统转向现代的价值转换，而古今相通，她与‘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接轨，提升出某种‘人的神性’即‘妇人性’，因此在对‘苍凉’人生的俯瞰中怀有悲悯。”（402页）从文学与历史的角度而言，张爱玲的魅力和喜欢她的理由已经说得足够深刻和充分了。谈到“一切时代”与“接轨”，或许又是一种不无惊悚的阅读经验。陈建华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受时代的摆布与虐待，无不带着记忆的创伤。过去读着或许还没有太真实的感觉，却没想到那条刻满创伤记忆的时光隧道还会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和未来，没想到要重温张爱玲在1944年发布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的那三句话：“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他对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张爱玲所表达的深刻的危机感竟然不再肤浅和陌生。

再从比较个人化的角度来看，我或许更喜欢以陈建华早在1995年写的那首诗《悼张爱玲》作为回答：“什么都留下 / 什么都带走 …… 你走了，我来恰尔斯河畔 / 随意剪下你的 / 一个比喻，一句对白，一段场景。编成 / 红叶的花环，投入河里 / 询问你留下的句号 …… 一个苍凉的手势升起 / 生前死后的界域间，你的明月幻美不定 / 千窗万户打开 / 苍凉的故事说不尽 …… 什么都没带走 / 什么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