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为学视角下探讨国人生活和情感的冲突与出路

本文摘自《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汪丁丁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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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尚未完成且现在需要完成的论述，是将这本书已论述的内容——社会自我、社会过程、社会行为、行为社会科学，与我设想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结合起来，才可形成这本书的“结局”。况且，行为社会科学若不能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展开自己的叙事，它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领域。不能形成统一领域的社会科学带给我的支离感，与我历来思想的努力方向和我历来倡导的（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考均不能相容。许多人读书只是求知，并不求知识的通与真。按照金岳霖的解释，知识的通，是要求在全部知识之间寻得某种逻辑自洽性于是知识有整体性也有力量。

金岳霖解释的知识的真，我已详细转述过，此处不赘。但此处我应说明，如果我在这本书里讨论的知识，果然不能兼有通与真，那么，我是否认同金岳霖的态度，宁愿求其真？或者我更愿意求其通？说实话，我没有想清楚我的态度。因为，我陷入的困境似乎与金岳霖写《知识论》时的情境不同。抗战时期，知识人的真实感特别重要，当时中国文化已如陈寅恪所言“命悬一线”，金岳霖宁愿求其真，是有深厚情感的。我的困境在于，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试图概括。

现在，我借着写行为社会科学导论的理由，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纳入我设想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有情感的共鸣。换句话说，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我而言有“真正感”。另一方面，我试图沟通社会科学以往割裂的诸领域，这是求其“通”的努力。倘若这条路走不通，则我在结局的这一章里就只要讨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而不再试图兼得通与真。这是我的真实念想，写在这一章的开篇。提醒我自己，同时提醒读者，哪怕见不到“通”而失望，也要谅解我求“真正感”的努力。

现在我再写一次我在这本书里复述了多次的行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任一社会，它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由人类智性活动的成就与多样性刻画，取决于它的“社会过程”选择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应着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基于我为这一命题提供的五项注释——它们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学术合法性基础，我愿意称这一命题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或者说，我认为这一命题是“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至少，这是我讲解的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

齐美尔约百年前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Georg Simmel，1910，“How Is Society Possible” ）。我在过去的15年里，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现在，我倾向于将这一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开端”。当我开始认识社会时，我反思我对“社会”的认知过程，于是明白社会对于我而言是如何成为社会的。康德对“自然何以可能”这一通俗问题的回答，同样被通俗地概括为“理性为自然立法”（意思是人的心智可为离散无关的万物建立联系于是万物在心智中呈现为有序的“自然”）。

以“关于社会的认识论”名义及方法，齐美尔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颇有同义反复之嫌地可以概括为“人的可社会性使社会成为可能”（Georg Simmel & Everett Hughes，1949，“The Sociology of Sociability”[“可社会性的社会学”] ）。此处“可社会性”（sociability），意思是层层剥离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利益关系最终剩下的是“想要在一起”的感觉，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而且这一感觉是游戏的、艺术的、符号化的，因为远离任何现实世界的利益关系，这一感觉最终不是在世的而是出世的。请读者注意，齐美尔活跃于柏林知识界的时段大约从1885年至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从这篇文章可知，他的“可社会性”学说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那时，弗洛伊德与荣格尚未决裂。而荣格公开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是在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之后，大约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堪与齐美尔学说竞争的另一学说，来自米德。大约1895年至1915年，米德以助教身份随杜威至芝加哥大学任教。那时，米德的“社会自我”学说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但很少可能传播至德国。传记资料表明，齐美尔在柏林讲台上演说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思路。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齐美尔社会学》，English translated by Wollf，The Free Press，1950）的翻译者 K. H. Wolff 在“导言”开篇就说，初次阅读齐美尔作品的人常回想自己阅读的印象，并困惑于这是来自一颗超常心智或是这颗心智从什么过程中发展而来。他的学生们也有这种感受，似乎他在他们心里思考。也可以说，齐美尔的思想充满着真正感。或许因此，齐美尔虽然长期不能获得教授讲席，但他的课堂却成为当时柏林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普通人，怎样的问题可以有“真正感”，这是我阅读齐美尔时想到的问题。任何外在的资源配置准则，我说过，对偏离外在准则峰值的个人而言不公平。由于缺乏观测手段，社会不可能仅根据内在品质来配置资源。遵循演化的思路，集合GS是生存至今的基因型的集合。回顾前述基因型和表现型的演化结果，由GS里的基因型构成的全体表型的集合GSP的子集K构成人类的一个社会GSPK。对社会GSPK而言，可用的观测手段的集合GSPKT，是从这一特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积累而成的。GSPK里任一表型p，在观测手段GSPKT之下的可观测性状的集合是，为了清晰表达，我用的符号越来越长，GSPKTA(p)，p取遍K，可观测性状集合的交集，不妨表示为GSPKTA，注意，交集的意思是，性状集合GSPKTA（以下只用字母A来代表）是K的每一成员都有的可观测性状。当然，A可能是空集，那就意味着GSPK不能有外在的资源配置准则，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社会分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分化为更多更小的人群，使集合A不再是空集。

我应列举A的一些元素。休谟讨论过人类幸福的三类来源，其一是身体特征——例如美貌与强壮，其二是内心品质——例如谦恭与智慧，其三是外在于身体和心性的财产。只有第三类来源可以转让，故休谟指出，人类社会的幸福水平依赖于财产的稳定性，社会繁荣则依赖于财产转让的两项稳定性条件——自愿和信守承诺。米德的老师詹姆士认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演化为“我的”，即当我们试图解释“我是谁”的时候，通常列举“我有什么”。也就是说，财产关系界定了自我。

性状集合A之内，Rushton最看重的元素是“智商”（读者应检索并阅读相当冗长的维基百科词条“intelligence quotient”），深受小密尔关于“智力”可由“结合主义原理”（associationism）来测定的见解的启发，1903年，法国领袖级的心理学家毕奈（Alfred Binet，1857—1911）受法国教育部委托，研究并于1905年发表了智力标准量表（“毕奈—西蒙”智力量表），自此，这一性状便成为可观测的，至少在法国。与此同时，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系统探讨各种量表与智力的统计相关性，在1904年《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广义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的报告“客观评定与测度的一般智力”。

后来的学者用“三层模型”来表达广义智力，顶层是广义智力因子g，底层有许多智力因素，中层有若干集结因素。如果一名自闭症儿童有数学天赋，那么，他在广义智力测验中得到数学方面极高的分数，但在社会交往方面得到极低的分数，则他的广义智力测验分数可能只是平均水平。此处，我推荐爱丁堡大学以研究“认知差异”著名的迪亚力教授（Ian Deary）2012年发表的综述文章：“125 Years of Intelligence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美国心理学杂志》125年来关于智力研究的文献综述”） 。根据迪亚力的综述，斯皮尔曼1904年的那篇文章，是《美国心理学杂志》125年来发表的全部文章当中索引率最高的，被引用了一千次。

另外，老埃森克在几十年里塑造的“伦敦心理学派”广义智力学说，我推荐一篇标题颇有意思但毕竟还是支持性的文章，是2016年12月发表的：Linda Gottfredson，“Hans Eysenck’s Theory of Intelligence, and What it Reveals about Him”（“汉斯•埃森克的智力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揭示了关于他本人的什么”） 。老埃森克（Han Eysenck，1916—1997），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有详细介绍，他是心理学界的传奇人物。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Han Eysenck”。这篇文章的作者报告，老埃森克毕生发表的第一篇（1939年）和最后一篇文章（1998年），都是关于广义智力的。他超前于时代太远，故只在脑科学时代，才有了大量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广义智力学说。

作品简介

《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汪丁丁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汪丁丁教授对于学术和思想的演化方向有约十年的预见能力。有感于十几年来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正被“脑科学化”，学界对这一整合趋势却无动于衷，他将常年追踪脑科学和遗传学前沿成果之所得凝聚于本书中，从行为学视角应对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尝试解决国人外在生活方式与内在情感方式的冲突。

激情、理性、自我、社会、影响力、不确定性、复杂性……论述依序围绕这些核心观念展开，探究有能力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大理论”，并探索超越科学与人文的“第三种叙事”，以突破精英失灵的困境。

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行为经济学要义》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