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考古：我的研究与我的田野；区域经济与旁逸斜出

此前我已经将有关埋葬制度的文章，结集为《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一书出版（文物出版社，2015年），为避免重复，本书主要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手工业技术与贸易，农业起源与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也算是我个人在这几个方向上研究的一个小结，同时也与《社会权力的起源》一书的编选体例相呼应。

其中只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研究》和《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涉及技术，后者还不单单研究了早期陶器的制作工艺。多数文章涉及区域经济方面的问题，如长江中下游石器、玉器的生产与贸易，华南、东南亚地区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经济，东南沿海的海洋适应性经济，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向华南、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扩散，从中亚绿洲和草原地带传入中国的作物，家畜在早期嵌入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体系时的区域特征等，它们并未与所谓“文化”有清晰的界限。此外也有尝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谈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的文章，如《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等。故本书名为“史前区域经济与文化”，大致编排为“手工业技术与贸易”“农业起源与区域经济”“区域与文化”三个部分。

收在第三部分“区域与文化”中的内容稍嫌庞杂，但即便如《新石器时代葬仪空间所见饮具四例》，也还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一类。但《良渚文化玉器“立鸟”刻符比较研究一例》，这类论题在我个人研究取向上属旁逸斜出，今后不大可能持续发展，卖白菜搭售了一两根葱，敬祈见谅。

这些文章，除错别字和明显硬伤之外，文后无特别说明者均无文字改动，还有两篇文章增加了几幅插图，以便阅读。

还需要着重提及的是，本书的八成内容都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区域研究有关，这个区域正是我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建议我开展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末，我和李水城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加上此前留校的赵辉，新石器方向就有了三位年轻教师。先生当时根据我们各自的研究经历、外语种类等背景，为我们拟定了研究区域。赵辉通日语，又长期在山东特别是胶东半岛开展研究，研究区域倾向于东北亚；李水城主修俄文，兴趣点一直在西北，并有硕士期间的田野经历，可以立足西北向中亚拓展；而为我制定的则是长江流域兼及华南，进而延伸到东南亚。这样的划分，既有避免我们相互之间“撞车”的用意，又有引领年轻学生开拓境外研究视野的企图。

从1989年春季学期开始，严先生安排我先后三次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带本科生田野实习，并于1990、1991年两度在石家河开展遗址调查。1993、1995年和1999年三次参加先生与美国安德沃基金会马尼士（Richard S. MacNeish）联合主持的江西乐平洪岩洞、万年仙人洞、吊桶环、蝙蝠洞和进贤城墩遗址的发掘、资料整理及报告编写工作。2002年和2004年春，又是在先生的安排下，赴湖北宜都协助林春老师整理红花套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并参与报告编写工作，其间为了搞清楚1974年发掘的石器制作场所，重新发掘清理了H342。1994-2011年间先后七次参与了严先生主持的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项目的田野工作。此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领导的安排下，还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参加了重庆忠县哨棚嘴和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的发掘工作。本书多数内容与上述田野工作和研究项目密切相关。

1992-1993年，严先生帮我申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研究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研究院进修访问，并特意给他认识的该院葛劳文（Ian Glover）先生写了推荐信，嘱我跟随葛劳文先生学习东南亚考古。由此可见先生为我制定的研究计划绝非虚言。1993年归国后我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先生为我考虑的学位论文论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区系研究，这应当就是先生指示的入手研究路径。但我畏惧这个题目的难度，一心想尽早拿到学位，就自作主张改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以后更是比较多地关注了石器、陶器的技术与贸易以及区域经济的研究，虽然在区域范围上也逐渐拓展到了华南、东南，甚至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东南亚地区，但并没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几年前，记不得在什么场合，严先生提及为我们三人设计的研究规划，不无幽怨地对熟人说，他们三个都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此次结集，想起了先生的评断，心下不免惴惴。

此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研究》和《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回顾》是上个世纪末严文明先生为编著《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指定我写的。《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简论》《大汶口文化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三篇是会议论文，在此还要感谢有关会议组织者的邀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研究》《中国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中国沿海：早期海洋适应性文化》则是分别与林春老师、洪晓纯老师合写的文章。当然也还要感谢那些无法一一提及的、在我研究过程中提供过各方面帮助的师友。

最后，感谢李伯谦先生的推荐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厚爱，容我将个人文章结集并予以出版。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史前区域经济与文化》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