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考古：复原远古人类发展史，探索中国人之由来

自1920年算起，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整整有100年的历史。从田野考古发掘规模、研究成果与研究者数量等条件来看，这100年的发展可以明显划分为两大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前60年，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学者数量少，虽然有北京猿人及其文化在世界史前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等大发现，但发掘工作仅分布在局部地区与少数遗址，研究成果亦有限。而1980年代以来的40年，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学者日益增多，发掘工作遍及全国各地，研究成果丰硕，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大发展的新阶段。我于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学习考古学，入学后接触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旧石器考古。从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开始到毕业后从事旧石器考古教学与研究，正好赶上中国旧石器考古大发展的新时代。在选编这本文集的篇目之时，重新翻看早年写下的文字，按照年代排开，不仅看到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也更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影响。

与哲学、文学和历史等相比，考古学是小众学科。尤其是40年前，在全国仅有10所左右的高校设立有考古专业。和很多那个时代进入考古专业的同事一样，我也是在对这个专业并没有多少了解的情况下开始学习考古学的。相较于中国考古学其他分支来说，旧石器考古则更处于边缘。1979年秋季吕遵谔先生主讲我们这一届的旧石器考古课。吕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对旧石器考古执着追求，对青年学生谆谆教诲，不仅为我们这些刚进入高校的新生打开考古学之门，更培养了我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兴趣。还记得很清楚，除了课堂讲授，吕先生常常利用晚上等课余时间到文史楼标本室指导学生熟悉旧石器与化石标本，帮助我们更扎实地掌握所学内容。刚开始接触专业课内容的同学们也都非常努力，甚至课下在文史楼前还围绕着先生，请教课堂疑问，也聆听先生介绍前辈学者在旧石器考古野外调查与发掘中的各种趣闻故事。正是这段学习经历促使我选择旧石器时代考古作为继续学习和研究的方向。

真正开启旧石器考古学习与研究之门还是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84年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发掘金牛山遗址，目睹距今20多万年的金牛山人化石、石制品及用火遗迹等揭露出土的重要场景，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复原远古人类发展史，探索中国人之由来课题的关键作用。1987年秋季和几位研究生同学在河南南召小空山遗址的发掘，以及随后在南召、西峡与淅川三县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是留校工作后第一次负责组织野外工作。这次发掘的成果发表在《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承该刊主编约稿，同期还刊载了我写的第一篇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即本文集收录的《南召小空山上洞与房县樟脑洞——汉水流域两个晚期旧石器洞穴遗址的比较》。

较早发表的论文还有《试论环境与华北晚期旧石器文化》《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旧石器工业的比较》等。这些文字，也记录了我在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学习与探索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我深受北大考古专业师长注重田野考古传统的影响，也不断感受到前辈学者对年轻教师成长的关心培养。毕业工作伊始，即能够参加金牛山、小空山、鸡公山、于家沟与马鞍山等多个重要遗址的发掘，还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考古系进修学习。也正是这些田野考古发掘经历与国外交流学习机会，为我提供了在旧大陆视角下来观察中国境内远古人类演化历程的机会，促使我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关注影响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相关因素。

人类起源与农业起源一直是史前考古的核心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着现代人起源问题的争论尤为突出。进入新世纪，北大旧石器考古的教学实习与科研也紧密围绕上述课题，选择在中原地区展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持续合作近20年，先后发掘了荥阳织机洞、新密李家沟、新郑赵庄、黄帝口、登封西施、东施、方家沟以及郑州市二七区老奶奶庙等遗址，为探讨嵩山东麓地区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的历史进程及影响机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在此过程中，旧石器考古教研室师生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事密切合作，尽心尽力地完成教学实习任务与两单位的科研规划。文集收录的篇目有更多是完成于这一阶段，既包括区域与个案研究，也有关于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成因与影响机制的探索。

最近几年，随着嵩山东麓晚更新世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现代人及其行为出现证据的确认，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研究的新进展，我们又将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进一步推展至岭南地区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以及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通天洞遗址，以期对以嵩山东麓为核心的中国及东亚大陆主体部分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在晚更新世期间的发展与迁徙扩散历程，获得更完整的认识和更系统的资料证据。虽然这些工作近期仍在继续进行中，但参与这些工作的师生也已陆续完成相关的学位论文及发掘报告。这些旧石器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的新成果也对我近期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展示给我们更完整地观察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非常感谢李伯谦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安排，为我提供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并总结这些年工作的难得机会。虽然选定的这些篇目并没有完全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而是按研究内容归类为“区域及个案研究”“跨地区的比较”与“源流与成因探讨”三部分，但仍可从中看到我这些年来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科研路上一路走来的印记。抚今追昔，首先要特别感谢将我带入考古学之门，特别是旧石器考古研究方向的诸位前辈，他们在课堂讲授、学术研讨乃至日常聊天等不同场合的教诲，还有先生们敬业执着、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考古事业的精神，更是鼓舞我能够长期坚持参加野外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的动力；也要特别感谢这些年来合作过的众多文物考古单位，尤其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领导与同事，长达20年的合作与支持；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工作在全国各地的旧石器考古同行，虽然我们这个群体规模相对较小，但无论是在何时何处，都能深切感受到各位的真诚友谊和鼎力相助。值此之际，再道最诚挚的谢意！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