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与东亚世界》：汉字在国门之外的世界

日语为何混杂汉字？韩剧中为何出现汉文书简？汉文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书写，我们该怎样理解汉字文化圈背后的复杂多元。

最近，新经典文化出版了一本在日韩籍学者金文京的著作《汉文与东亚世界》，值此书出版之际，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吴光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就这本新书共同进行了分享。

分享会现场

复杂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汉文与东亚世界》的作者金文京生于1952年，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近年来也关心东亚汉字文化圈交流史。其主要著作有《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三国志的世界》等，合编《邯郸梦记校注》、《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

金文京有着较为独特的经历，他在日本出生、生活，却坚持拿韩国护照，尽管因此带来不便，他也坚持自己的韩国国籍，在学术上，他则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他也喜欢张爱玲与金庸，曾将金庸小说译为日文。

因此，在写作《汉文与东亚世界》这本书时，金文京能够从独特的东亚全局视角出发，试图重新建立汉字文化圈的坐标体系。另外，由于金文京熟悉中文，《汉文与东亚世界》的中文版本也是由金文京本人亲自由日语翻译为中文，并针对中文读者情况改写、增补了学界最新成果。

进入到对“汉字”这个概念的探讨，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但是汉字不仅是中国的文字，还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曾经是东亚唯一的文明光源。古代中国邻近的国家、民族、地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借用汉字，读汉字所写的书，或者用汉字写文章，这就叫“汉文”。

古代东亚，尽管语言不同，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商贾使节，都可通过汉文“笔谈”。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在《汉文与东亚世界》中，金文京着重讲解了一个叫做“训读”的概念。训读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读汉字的意思。例如“山”这个汉字，日本人念作“yama”，古代朝鲜人可能读成“moe”。这就好比一个禁止吸烟的标志，中国人看到这个标志就把它读作“禁止吸烟”，英美人则读作“No Smoking”，大家都用自己的语言来解读这个符号，这就是训读的原理。

金文京在视频致辞中介绍：“古代交通不便，绝大多数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人一辈子没有机会到中国，对他们而言，要读汉字写的书，或者用汉字来写文章，只知道它的字形、字义就行了，发音、字音就不一定要知道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读也可以。”

这样一来，同样是汉字写的书，比如《论语》，面对同样的文本，日韩读者的发音、读法，都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写的汉文，也和中国人写的汉文有所不同。由此发展出来的文化，甚至观念都跟中国人有不小的区别。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恐怕不太熟悉东亚汉字文化圈历史的原因，而这个也是金文京书中所关切的问题。

“东亚知识共同体”

马场公彦从日本教育界的情况谈起：日本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教学汉文的课，日本称为国语，这当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古文，即古典日文；还有一个是现代国语，古代国语和现代国语。古代国语中就包括古文和汉文，所以汉文这个学科中，学习和阅读的经典都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

“2010年前后日本教育界要减少汉文课，当时非常缺少能够教学汉文的老师，而且日本逐渐换掉了阅读汉文的所谓训读的文化传统。随着这种情况，日本的汉文学科有减少的趋势。一方面当时东亚经济合作的气氛还比较浓烈，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又换掉亚洲之间沟通语言上的所谓训读的文化传统，所以值得注意。”马场公彦介绍。

刘晓峰认为，中国人看一个汉字的时候音、形、义三者是统一的，但是流传到东亚世界，发音这部分实际上就漂移了。“但其实这种漂移古今都有，音韵学研究中，中古音和明清时不同，和现在也不一样，古今声音是变化的。而东亚世界在之后也渐渐形成了一套用另一种语音读法来理解和阅读中国汉字的世界，《汉字与东亚世界》就告诉我们汉字走到了中国的国门之外，还有多大的世界。”

马场公彦就日本的情况进行补充，他介绍，日本有自己的训读法，对一个汉字至少有三四种读法。马场公彦也认为，金文京提及的“东亚知识共同体”也值得思考，许多中国经典的古典文献，其实是东亚圈统一的文化财产。“另外，中国经典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通过训读引进的文献，比如《论语》、二十四史；还有一种是不可能通过训读来阅读的，比如俗小说之类，包括《三国志演义》等等白话的文献。一般日本知识分子阅读的是儒学经典和历史的正史，不是野史。口语类的东西他们是不进行正统的学习的，所以他们译介的所谓东亚共同文化就是儒学，这个文化只是一部分，但是容易被误会为所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精华。”

与谈学者们提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和民族国家世界是一个边界规定的世界，非常容易有一种文化的私有产权概念，比如我们常说某个节是我们的、某种文化是我们的。但实际上可能在古代没有这个概念，它是共享的，可以共享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自己的方式。

宋念申认为，在古代文化的交流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笔谈，19世纪后期当现代外交进入到东亚世界的时候，大量的中日朝的官员和学者还是用笔谈的方式来进行谈判和交涉。中朝之间的条约仍然由汉字书写，汉语文本是最主要的文本。“古典的这样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在19世纪以后开始逐渐受到冲击并消退，因为日本的外交官在欧美学习到新的外交语言之后，跟李鸿章说谈判要用英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树立在东亚本来共享的这个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