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客礼赞：关于黄侃家族女性祖先的伏虎传奇

国学大师黄侃的父亲黄云鹄（1819-1898），是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名臣与诗文大家，然而晚年仕途坎坷，身后声名黯淡，最终《清史稿》亦未为立传，个中缘由，令人寻味不尽。他有一部特别的著作，名为《念昔斋寤言图纂》，记其家世生平游历见闻，有图画和文字纪事，几乎算得上是个人的画传。四川近代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指出，它可能是模仿清人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而作（说见《内景楼检书记·史部》）。刘说颇有见地，试看两书图序的标题，都是整整齐齐的四个字，可为一证。此书对于研究黄侃家族历史有重要价值，然而今人有关黄侃生平学术的论著极少引用。

《念昔斋寤言图纂》（下文省称“《图纂》”）有清光绪元年（1875）建南官廨刻本、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重刻本。前者有白描图画四十七幅，后者增补为六十九幅。前者影印收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五十五册，比较容易看到。

这部《图纂》的图画，大多为黄云鹄作品（有些可能是门客所绘）。黄云鹄以诗文名世，兼擅书画艺事，是全才型的学者。三十年前，白彬师、景蜀慧师带领川大历史系本科同学去德阳市孝泉镇实习，我们在孝泉师范学校的教室里，还看到墙壁上镶嵌着黄云鹄诗作的巨幅石刻（诗题《孝泉谒姜公祠敬赋长律》，收入氏著《孝泉游草》），行书隽逸灵动，十分好看。

《图纂》光绪元年刻本最末一幅图画为《茅亭课易》，描绘的是黄云鹄教子研读《易经》的情形。画中三人，亭内端坐、手持经书、有髭须者为黄云鹄；中间肃立于书桌前者，当为黄侃兄长中一人；亭外的女性，疑为黄云鹄母胡氏（光绪《黄州府志》卷三〇《人物志》有传，说她“尤喜听诸孙诵书史”）。黄侃出生，正是在《图纂》重刻之时，黄云鹄已年近古稀。光绪十七年，黄云鹄致仕归里，先后客居江宁、武昌等地讲学，去世之时黄侃十三岁。黄侃早年多数时间，都在湖北蔪春乡间读书，远不如诸兄有机会从父亲接受这种严肃紧张又不无温馨意味的家学教育。黄云鹄重视经学，有《读易浅说代问录》《课易问旨》《群经引诗大旨》等专著行世。黄侃以小学和文学著称，经学根底不深，后来拜刘师培为师，从学时日甚短，未臻登堂入室之境。这个学术方面的缺陷，似乎与其早孤经历颇有关系。

《图纂》第一幅《完贞伏虎》（光绪十二年重刻本改题作《艰贞虎护》），叙述的是黄氏家族一位女性祖先的传奇故事。

故事女主角谈氏，即黄氏家族的始迁祖母，图序中称作谈孺人。

蕲春螭堆黄氏家族为宋代文学、书法大家黄庭坚的后裔，原先是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人，后来迁到南康建昌县（今江西永修）。谈氏出身建昌农家，是黄云鹄六世祖黄国珍续娶的妻子。她丧夫之时，诸子年纪幼弱，以守节自誓。族人贪图财利，逼她改嫁，见她不从，就胁迫动粗。她从花轿中扯破帷布跳出，立于水中，以此明志，类似情况发生多次（黄云鹄撰《完贞伏虎图集·记谈太孺人轶事》记载比较详细，有更多情节）。其人性格刚烈，由此可见。谈氏为了躲避祸难，于是“背缚、怀抱、手携”孩子们，连夜出逃（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记述，谈氏携带有五个幼子）。一路风餐露宿，备极艰辛，取道江西九江、湖北黄梅、安徽太湖等地（《完贞伏虎图集·记谈太孺人轶事》载她在太湖山中居住了两年），步行千余里，最后来到湖北蕲州（今蕲春县）大同乡螭堆山中，搭建茅草屋居住，耕作为生。忽然在茅屋之旁，来了一只老虎，咆哮数日。谈氏对老虎说：“我孤儿寡母，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又遇到你这灾难，真是命啊！如果命中注定要死，我也不怕你；如果不是这样，你赶快离开吧，不要吓坏了我的孩子！”老虎好像听懂了谈氏的话，俯首帖耳后退到了远处。从此家业逐渐兴旺，子孙繁衍生息，经过六七代以后，家族男女人口多达两千人。

时当清朝康熙末年，整个黄氏家族在蕲春的历史，就是从这位神奇女性开始的。

说到蕲春的虎患情形，地方志也有对应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时候，蕲州虎患特别严重（近年环境史的研究提示我们，明清之际经过持续战乱之后，进入社会经济恢复阶段，随着人口增长，砍伐森林烧山垦荒，造成老虎栖息地日渐消失，从而迫使它们与人类发生接触，虎患开始频繁发生，而虎患纪录的归零，意味着森林开垦殆尽，老虎濒临灭绝，参见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就连州城里都有很多虎穴。康熙二年（1663），乡村间甚至有一天之内，老虎伤害四十余人的记录。但是到咸丰年间，老虎已经在蕲州绝迹。谈氏避难千里迢迢来到蕲州，正是当地虎患的高峰时期，母子虎口脱险，可谓万幸（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小说《祝福》里所写，在山中居住，被恶狼攫噬幼子阿毛的祥林嫂）。比谈氏时代稍早，故事情节有些相似、幸免于难的，蕲州另外还有一位节烈女性詹氏，“尝有虎跃入垣，搏犬豕，氏以杖击其首，曰：‘我难妇也，何敢尔！’虎遂俯首去”（咸丰《蕲州志》卷一九《人物志》）。詹氏享寿一百岁整，邑人王材作《百岁传》，赞美她“德足以驯猛兽”。而谈氏有六世孙黄云鹄，作为晚清时文学大家，通过特殊的方式，把这位家族女性祖先的传奇故事宣扬显化，并传播到东方君子之国朝鲜，套用当下一句通俗的语言，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

如果把“谈虎色变”这个成语放入历史解析，我们可以见到虎患造成的无数灾难和恐惧。然而现代科学研究指出，老虎吃人并非正常状态。如果自然生态系统未遭破坏，野生食物数量丰富，老虎通常不会主动伤人，人在深山密林中遇见老虎，完全可能出现老虎避开人类，而不实施攻击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老虎既是食人的猛兽，又常常被看作神明的化身，具有“灵性”，可以验证人间的道德善恶（参见黄志繁论文《“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黄氏家族女性祖先的伏虎传奇，提供了一个明清时期女性道德教化视阈之中虎患问题的典型案例。

谈氏不仅是通过神明验证的女德化身，她的形象包含了节妇、慈母、家族开创者、英雄的多重复合类型，具有极为丰富的意涵。谈氏的身份地位，与一般意义的男性始迁祖相似，所以我们按照通例，在文中使用了“始迁祖母”（女性始迁祖）这个较为特殊的称谓。据黄云鹄自述，他一生中有多次危险生死关头，谈氏曾托梦显现灵异（《图纂》中的一幅《唐河挂辕》有记载，但《完贞伏虎图集·记谈太孺人轶事》的内容更为详尽），成为子孙后代的保护神。黄氏家族极为重视孝道，黄云鹄对母亲有着终身的敬畏、感念与依恋（后来黄侃亦然），心曲见乎行实，甚至招来旁人“沽名钓誉”之讥（周询《蜀海丛谈》卷三《黄祥人观察》），所作诗文声情并茂，让人感动。追根溯源，似乎与家族历史中这段特殊的因缘密不可分。

黄云鹄获得功名之后，祖、父、兄多人受到朝廷封赠，而始迁祖母谈氏，因为守节时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按照明清两代的制度规定不能申请旌表（参见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第四章旌表小节）。黄云鹄因此绘成《完贞伏虎图》，遍请海内知交及朝鲜学者文人题咏，刊成专集，流行于世。

黄云鹄辑《完贞伏虎图集》一卷，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今存世数目稀少，读者访求不易。《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六八〇册收录黄云鹄《实其文斋文钞》等著作六种，其中未见此书。比较方便的是，清人董文涣编著《韩客诗存》（李豫、崔永禧辑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下编附录，已全文收入《完贞伏虎图集》。董文涣（字原作“焕”，以进士及第榜名作“涣”而改）为黄云鹄知交，是当代国画大家董寿平的祖父。

图集所收诗文题咏的作者，分为两类，一类为朝鲜学者文人，有朴珪寿、金尚铉、李基镐、许传、金益文、申辙求、赵徽林、郑显德、徐相雨、赵性教等十人。另一类为黄云鹄的知交好友，图集刊布时皆已去世，有谢元淮、许宗衡、杨传第、冯志沂、象贤、樊彬、易绍琦等七人。共计十七人。此外，所见还有何璟《题黄孺人完贞伏虎图》（同治《会理州志》卷一一《艺文志》）、董文涣《完贞伏虎图为翔云题》（《岘樵山房诗集》初编卷三）二诗，未收入图集。

咸丰十一年（1861）初，朝鲜派遣问安使前往中国，以赵徽林为正使，朴珪寿为副使，申辙求为书状官。这个时间是清朝后期历史中一个艰难的节点。南方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祸患绵延日久，前此一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难，清朝与英法俄三国签订《北京条约》。俄国势力毗连边境，清帝身体违和，中国事情令人担忧，热河问安使的派遣，可以说是朝鲜在国际新形势下，讲求应对策略的表现。

朝鲜使团于正月十八日启程，三月下旬到达北京，六月十九日回国复命，历时五个月。他们在北京期间，与翰林院检讨董文涣、翰林院编修沈秉成、户部郎中王拯、兵部郎中黄云鹄、兵部主事王轩、刑部主事冯志沂等人相识，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朝鲜使臣所结识的，是咸丰、同治年间京城一个重要的文人士大夫群体（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收录其中五人，林寿图被比作“天满星美髯公朱仝”，赵树吉为“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王拯为“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谢元淮是“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董文焕是“地恶星没面目焦挺”；在朱彊村《清词坛点将录》中，也有许宗衡、谢元淮、王拯等三人上榜），成员具有相近的学术和文学志趣，相互之间交往非常密切（关于晚清政治环境中北京文人网络的变迁，以及学术脉延、文学纽带等问题，波拉切克《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英文原著于1991年出版]、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十九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的梳理富有启发性）。

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是董文涣。他与沈秉成为同年进士，与王轩、冯志沂是山西同乡。董文涣出身盐商家庭，家道富裕，于咸丰六年（1856）成进士之后，兄弟三人一同进京，以高价买下清代名臣阮元在宣武门外兵马司后街的故宅作为住处。董文涣文武双全，性格豪放，交游极广。他为冯志沂《微尚斋诗集》作序，说：“余丙辰通籍后，因顾斋（王轩）得识先生（冯志沂），兼与许海秋（许宗衡）、林颖叔（林寿图）、黄翔云（黄云鹄）、赵沅青（赵树吉）诸君子，诗酒往来无虚日。”所述当为实录（参见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第五章，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在与清朝学人交往的过程中，朝鲜使臣方面，以学问精通的朴珪寿（字桓卿）为枢纽。他的祖父朴趾源，是朝鲜文化史上的巨子，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进贺随使身份来华，所著《热河日记》，有“实学全书”的美誉，为燕行文献中的压卷之作。而咸丰十年朝鲜冬至正使申锡愚，是朴珪寿的同窗好友，在回国途中，正好与朴珪寿一行相遇。申锡愚当即给北京士大夫写信引荐，称道朴氏“才学俱全”，尤其是给沈秉成的信中写道：“其品雅洁，其学赡博，其文典重，其识明透，以至诗词笔墨，俱诣其妙，东男之隽才也。”（载申锡愚《入燕记》二）可谓称扬备至。朴珪寿的人品才学，也给中国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云鹄有一个评价，“朴桓卿侍郎最淹雅”。《图纂》中有一则《爪肩笔谈》，记录了朴、黄二人会面的生动场景。朝鲜使臣因为被咸丰皇帝婉言拒绝，不能前往避暑山庄“瞻天仰圣”，深以未能完成使命为恨。朴珪寿一只手在书桌上写字，另一只手紧紧抓住黄云鹄的肩膀，交谈到激动处，“爪痕入吾臂数分，久乃漫灭”。

是年三月二十八日，朴珪寿应邀与诗人们共赴北京慈仁寺，举行顾炎武祠祭祀活动，退而饮酒作诗，谈论学问。这是一次让人难以忘怀的聚会。朴珪寿回到朝鲜三年之后，专门请画工，按其口授各人体貌特征，手绘《顾祠饮福图》，以抚慰自己对天涯故人的渴想。题记云：

卷中之人，展纸据案援笔欲书者，户部郎中王拯少鹤也。把蝇拂沉吟有思者，兵部郎中黄云鹄缃云也。立而凝眸者，翰林检讨董文焕研樵也。持扇倚坐者，庐州知府冯志沂鲁川也。坐鲁川之右者，翰林编修沈秉成仲复也。对鲁川而坐者，兵部主事王轩霞举也。据案俯躬而微笑者，朝鲜副使朴珪寿瓛卿也。鲁川时赴热河未还，为之补写焉……（《瓛斋先生集》卷一一《题顾祠饮福图》）

通过朝鲜画工之笔，这个文学团体留下了一个生动场景的写照。如今图画虽不可见，经由题记所描绘，犹可令人悬想风范。

黄氏家族在蕲春属于外来侨居的客籍，在家业发达之后，为避免遭到世俗忌恨，不大宣扬家族历史，而且祖先“避难乞食”的事迹，也觉得并不光彩，所以始迁祖母谈氏的事迹，向来多所隐晦，未能为地方社会大众知晓。直到光绪十年刊行的《黄州府志》，才得以收录谈氏的长篇传记，说到“一时士大夫闻之，题咏恐后，朝鲜使者亦乐表彰焉”，这无疑是由于黄云鹄本人推动所致。

朝鲜使臣与北京学人相会之时，听到黄云鹄谈及先世，在朴珪寿看来，谈氏这样的女性祖先，“千万人不得一”，加以表彰犹恐不足，为什么要有所忌讳呢！其言真挚深切，在黄云鹄听来，可谓知音解人。《完贞伏虎图》卷首的《述略》为正使赵徽林书写（今本《韩客诗存》插页有赵氏手迹，是一笔馆阁体，极为工整，可以想见仿佛），并有题诗。朴珪寿除为黄云鹄题写长律之外，回国以后，又将《完贞伏虎图述略》一文，寄示金尚铉、李基镐、许传等友人，引起了朝鲜士人普遍的共情，追怀感念之余，相继撰写诗文。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朴珪寿的十世祖母洪氏，金尚铉的十六代祖母许氏，及其从妹柳氏（这两位女性也是另一位朝鲜士人徐相雨的前代祖先），举凡夫殁守节、抚养孤幼、子孙昌盛等辛苦卓绝的情节（许、柳二氏亦有类似的伏虎传奇），与蕲春黄氏女性祖先的行迹相视，若合一契。花开两朵，本出同枝，用模仿、复制等概念似不足以说明问题，这种传统东亚社会思想价值意识的外化践行，其间大同小异的细微分际，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黄云鹄自咸丰三年（1853）成进士授官刑部主事，至同治七年（1868）外放任四川雅州知府。担任京官十六年期间，他在政坛有正直的名声，又以诗文著称于世。《图纂》中有一幅图画《鸡林索识》，描绘的是同治五年朝鲜使臣求见黄云鹄的情形。鸡林是朝鲜的古称。图序说：

忆丙寅岁元旦，宋雪帆侍郎与使者语，使者以笔书掌中曰：“黄缃芸驾部来未？”侍郎曰：“此中朝诗人。”复书曰：“岂独诗人。”问：“若何自知之？”又书曰：“鼎铛有耳。”侍郎还谓予曰：“君可谓价重鸡林。”……

画中左侧有朝鲜使臣一人，按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附录《燕行年表》，此当为同治四年朝鲜冬至使李兴敏等人。朝鲜使臣旁边，是晚清名臣宋晋（1802-1874），字锡蕃，号雪帆。缃芸是黄云鹄的字号。“鼎铛有耳”巧妙地借用宋太祖赵匡胤器重赵普的典故，意谓黄云鹄声名卓著，凡长耳朵的人都应该听说。据董文涣日记所载，朝鲜此行书状官金昌熙年方二十三，是少年才子，在同治五年正月十一、十八、二十二日的诗酒之会中，三次“即席出诗索和”，黄云鹄都能够“走笔答之”，而董文涣等皆赋诗不成罚酒三杯，“媿无倚马之才”，数日后再作诗回赠。诗文创作的敏捷才思，为黄云鹄赢得了极高的名声。

黄云鹄在朝鲜士人中的影响（被称作“中朝[指中国]伟人”“中朝伟男子”），与朴珪寿等人的推许揄扬，以及《完贞伏虎图》题辞活动所造成的文化聚集效应，有很大关系。两年之后，即同治六年朝鲜冬至使金益文、赵性教等人，仰慕黄云鹄的文章气节，几度会晤密切交往，于是《完贞伏虎图集》中，自然留下了他们的题词与诗咏酬唱。

还有许多朝鲜友人，与黄云鹄情款至洽，然而未为《完贞伏虎图》写作诗文，原因不详。比如同治元年题诗的郑显德，在其诗序中说“是岁春，俞侍郎自燕中回，示余《伏虎图》一册”，把图册携带回国的俞侍郎，为同治元年三月来华的朝鲜副使俞致崇（字杞山），与黄云鹄颇多交往。又如朝鲜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执政大院君李昰应（号石坡），曾经于同治五年将自己的兰画作品寄赠黄云鹄，黄云鹄也画了竹石图回赠，二人并有多首诗作唱和及书信往还（直到1930年代，黄侃蕲春老家还保存着李石坡的四幅兰画）。同治五年朝鲜冬至正使李丰翼（字友石），与黄云鹄一见如故，结下深挚的情谊。次年二月，黄云鹄为李氏诗集作序说：“月之三日，友石已与予诀别，越日复走晤，执手痛哭久之，不能去。嗟乎友石！人生会有别期，惟此情终古不没，天壤一日有吾两人，即吾两人之情之诗，有不容已已者，工不工又其后也。”我们再回过来看，朴珪寿归国之后，思念北京的中国友人，感慨至深：

前在日下，得与诸君子游，为日不为不富，而一出都门，回首追想，何其多未了语也。万绪交萦，久难自定。譬如梦读奇书，醒来依依，不知何日更续此缘……惟是应求者声气之与同也，期望者言行之相顾也……然则弟之真正朋友，在于中州；而诸君之真正朋友，在于海左也。（《瓛斋先生集》卷一〇《与沈仲复秉成（辛酉）》）

凡此种种，堪称近代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虽然彼此口语不通，藉由笔谈得以畅叙心意，巴别塔的阴影被汉字的光芒照亮，说得上是人间奇迹。夫马进研究朝鲜燕行使（来华）与通信使（赴日）的比较个案，提出东亚“情的世界”的概念（《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第十二章，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情与理对言，固然是矣，然而仅仅如此不免有意犹未尽之感。我们借用清人董文涣所辑书名《韩客诗存》，把本文篇名拟作“韩客礼赞”。虽然题目中的主客分别，出自当时人普遍的心理意识，但是这种身份预设，并无碍于两国士人在思想文化世界中寻觅知音/知己的努力和喜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之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语言民族主义兴起的历程），关于东亚汉文化圈中知识人精英阶层“天下一家”理想的最后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