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酷暑来袭。当年的人们如何消夏？
是年7月30日，《新民报》记载：连日骄阳肆虐，西藏路三时疫院求诊者甚众，入夜七时，门诊部仍欲罢不能，同时在虹口之游泳池，亦日告客满，清晨七时半至售票处已排成长蛇大阵，“敲门打户，状似躲警报”。
由于酷暑逼人，“岗警苦于拿破仑帽之闷热，大都持帽于手，似对来往之油壁香车，脱帽致敬” 。烈日之下的堵车，也极为煎熬。“中午时候，自新世界至外滩之电车与公共汽车，如蜗牛横卧柏油路上爬行，而人力车三轮车则像挡箭牌挡住去路，由新世界至外滩，往往需半小时以上。”
唯恐市民中暑， 7月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以兹当盛夏酷暑逼人，需十滴水临时急救，特制就十滴水十万瓶，分送各区公所，各警察分局，各卫生事务所，各教堂，各公共娱乐场所，各报馆，各车站转发城区及郊区之商店住户与农民，并托总工会分发人力车夫，运夫码头工人等，市商会转发各小旅馆客栈等以济急需”。
随着西瓜、黄金瓜上市，“清脆之叫卖声，比比皆是”。外滩公园上空，蜉蝣极多，麻雀如织，有人诌一联曰:“蜉蝣与麻雀织成天网，人语共车声合奏黄昏。”走在路上，一派夏天风景。
有时，伴随极端高温天气而来的，是下午的暴雨。“下午大伞高张之际，突然满天乌云，瞬即倾盆大雨，连续二度，有人疑是太平洋上试验原子弹所引起者，老农谓:六月初三下大雨，系丰年之兆。大雨之后，若于低漥马路积水盈尺，汽车过处，浪花四溅，穿淡色服装之步行阶级，叫苦不止。”
聪明的商家，从酷暑中嗅到商机。“天热汗多，冰淇淋畅销。近有舞场延至十二时息业者。最贵舞场中，冰淇淋售价每杯五千元。马路边小摊，每杯仅二百元，卖一送一。” “冷饮季节已临，派克路（今黄河路）一照相馆，近亦改装为冷饮店。” 因为担心发生霍乱，市卫生局禁售冷面、冷食等等，但尽管如此，“若干店铺，仍偷偷出售”。
当时的上海，成为饱受战事之难民的避难之地。“后方复员过沪之学生，衣衫褴褛，行经繁华之南京路上时，引人注目”、“近日街头难民坐地乞讨者，比比皆是，并有一家老幼，当场表演‘吃糠’者。”在外滩公园，“山东口音之难民甚多，拦路乞讨，大部为妇孺，四川路仁记路口常有一妇人坐哭乞讨，旁卧一病婴，为状极惨。国际饭店附近有标卖小孩者，一为病婴，一为约三四岁之幼儿，均极羸弱，幼儿端坐闭目，似经训练，售者为一壮汉谈笑自若。”
随着来沪人数增多， “闸北新疆路满州路口，本市最讲究之棚户业已次第落成，内有一家以红漆在墙上写‘大便在此屋内’大字，入内前半间为水门汀之火车座，内则木桶雅座，开张期间取费特廉”。由于许多区域未通自来水，居民还是自打井水取用。但高温天气，井水极易滋生细菌。“烈日之下，沪西市民无水喝，环绕太平龙头，争取一日用水。而郊区棚户则更仰仗土井，疫疠流布极快。”
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在“有冷气设备之办公室里，小姐们为保重玉体，已穿着毛线衣。”“日前本市气候炎热之际，每天中午以后往三大公司仅为享受冷气而不购货者甚众。”
但和平景象里，其实暗潮汹涌。到黄昏，落日射在黄浦滩上，又是一番景象，由于当时美军舰队还留在黄浦江上，因此“依栏凭眺的游客面对着黄浦江上的巨舰，星条旗在飘扬着，阵风吹来，有时使人打寒噤，小孩们偎依着大人，看见美国兵的汽艇，在江中纵横飞驰，激起汹涌的浪花，使得可怜的小木船左右摇晃，木船上女人们显出极为尴尬的样子，小孩们拍着手笑道:‘妈妈!多好玩啊!’大人们沉默着，也注视着汽艇过处所激起的浪花。”
进入八月，入晚黄浦滩边，充满乘凉客。“以二十元一张门票入公园者亦不少，高级人士则入水上饭店，饭店及公园旁人力车三轮车林立。水上饭店设有靠江之特别座，晚上凉风吹来，夏意全消”。江上小划子懂得利用时机，大声叫喊:“江上白相啊?二千元，包来回”。生意很好。
夜花园及冷气舞厅中，入夜也是生意兴隆，“爵士乐声紧张热烈”。“屈臣氏汽水厂之日出一万八千打‘可口可乐’业已打破纪录，每日改出二万打以上。”一瓶可口可乐当时售价大约为六百元，但如果坐在夜晚的娱乐场所里饮用，一瓶索价四千五百元，还要另付小费。但尽管如此，还供不应求。与数百里外之苏北炮火连天，可以对比，上海有些阔人，真能“自得其乐”。
夏夜的上海，依旧是偷偷热闹着的。北京路圆明园路口每夜十一点钟以后必有一馄饨担来，“挑担者伉俪两人，均苏北人，男子主炊事，其妻则敲两竹片四处招徕生意，若干固定性之顾客闻声思食。”
到了北四川路上，深夜仍有“耍东洋姑娘吗”“阿要看模特儿”的兜搅。在中山公园，路灯稀疏，草地上多风，树丛下墨黑，散步的老夫老妻说:“此地灯光太暗”，诗意的年轻情侣则谓:“此地可惜人太多”。（文/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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