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海派：海派之“海”

1840至1949年，共计1480余位在上海进行创作的画家构建了“海派”群像。

“海派”，这一在时空经纬交织下诞生的历史词汇，至今历120余年，经过巨大的时代波澜，海派的外延与内涵都已经发生变化。

近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与上海中国画院联合策划的“历史的星空——20世纪前期海派绘画研究”开展，展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契机，回顾百年来海派绘画求索的真正精神所系，也为海派绘画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灵感和启迪。此外，展览收集了十多万字的研究成果，首次全景式深度梳理海派美术研究脉络。《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将陆续刊发相关参与学者论文。

江寒汀 百禽图卷

“历史的星空——20世纪前期海派绘画”大展以“海派绘画”为契入口，跳出海派绘画本身的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的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史中来看待海派绘画，将艺术家、艺术作品放到他们的“宇宙”之中，尽力地还原艺术生产的历史场景，为我们对海派绘画的生存环境、时代脉息、社会网络等构筑起一个立体而丰满的观察视角。

吴昌硕（1844-1927）

吴昌硕题任颐王震合作缶翁肖像图轴

近来“海派”可谓是个很热门的词，上海人爱说“海派”，似乎展示着身处繁华都市的一种特殊的文化风范，也蕴含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或许还把“海派”视为了一种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然而，如果在纷繁的历史时空中寻找“海派”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海派的“海”本身就有着多元杂糅的来源，它是艺术旨趣，是文艺流派，是文化风貌，是城市特性，无论它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回溯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时空中，回到20世纪上半叶“五方杂处、八面来风”的上海滩上，或许才能一窥“海派”五光十色的生长面貌。 

任伯年（1840—1895）作为清末“海派巨擘”的任伯年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

缕析海派之“海”，“新”与“变”可以说是蕴含其中的一层重要含义，《清稗类钞》将“海派”讽为“力投时好，度越规矩”，可以理解为追逐时尚、不守规矩，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派，褒贬不一，究其原因，一边是以传统文人审美意趣为标尺，另一边则是新兴市民阶层的商业化、世俗化口味。《清稗类钞》写道：“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京师轿车之不按站口者，谓之跑海。海派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矩，为京派所非笑。”从中不难看出，“海派”一词是作为对艺术风格的评价出现在社会视野中。

任伯年，《清供》，上海中国画院藏

1840年上海开埠，既是长江港口又是海洋港口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上海的工商业建设、海内外贸易逐渐繁盛，外省籍的书画家们闻风而趋，纷纷寓居沪上，据20世纪初上海画家杨逸编著的《海上墨林》记录，上海开埠前后来沪画家的人数约有700余人。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之下的移民潮为海派绘画的兴盛带来了重要契机，陆续来沪的书画家们，置身于沪地浓郁的商业氛围之中，开埠城市的高消费生活，让相当一部分书画家迫于生计，“来游求教者每苦户限欲折，不得不收润笔。”（葛元熙《沪游杂记》）作品的商业化趋势逐渐凸显，功利主义倾向也随之滋长，众多移民沪上的画家以各自带来的传统和风格竞技于此，在平民化、世俗化引导的趋时风气下，书画作品的审美取向也因此很快发生了转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短短二三十年间，在移民潮、书画社团、润格制度、市场化运作等多重因素催动下，上海书画家群体逐渐成形，开始冠以“海派”之名。

日本艺术史家大村西崖撰写的《东洋美术史》

1925年，日本艺术史家大村西崖撰写的《东洋美术史》提出了“赵之谦是海派之源”的说法，中国艺术史家陈师曾、潘天寿先后编写《中国绘画史》，都对近代海派绘画现象予以关注，他们看到了其中的“新”与“变”的趋势，潘天寿还将“海派”分为“前海派”“后海派”，说赵之谦开前海派先河，吴昌硕则为后海派领袖。

赵之谦像

赵之谦 牡丹图

“海”也是多元融汇之海，这源于近代上海的移民社会，它也是生发海派艺术形式的土壤。清末民初短短二三十年时间，上海人口激增数百万，近代物质文明也藉由通商口岸、租界在上海迅速扎根。从乡村到都市，人们的生活样态和生活观念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改变。西方物质文明带来了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华洋杂处的移民社会充斥着南辕北辙的思想观念，错综杂糅的“海派”就在这样一种各方既有冲突又不乏融合的社会情境中孕育生长起来。

潘天寿 烟雨两部图

“海派”之名孕育于绘画领域，蔚然成风却与上海地区的新式京剧表演紧密相关。剧评家们敏锐地看到，上海地区出现的连台本戏，不仅运用新奇的机关布景，加入火爆的武艺表演，设置了夸张离奇的故事情节，甚至还加入了魔术和电影，往往一连演出几十本，令人眼花缭乱。紧张匆促的都市生活，使上海观众非常喜爱这种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热闹排场的连台本戏，“海派”的新潮表演切合了上海地区喜新趋时的风气，“海派”名称的并非因上海地域而叫起，但其名声却藉由时人对上海新剧的批评而日渐壮大。

“海派”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舞台是上海，“海派”之“海”从起初也就与上海密不可分了。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京海之争”为“海派”就是上海的地域文化特性敲上了印章，很多南北文坛的风云人物都卷入了这场文学论争，他们以报纸笔战的方式，引发了“京派”与“海派”的褒贬讨论热潮，凭借文学界的影响力和报刊媒介，“海派”一词迅速从绘画、戏剧、文学等有限的艺术领域扩大到了对地域文化特性的指称上。“京派”“海派”之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异常激烈，特别是以城市文化作为文学类型划分的标尺，对现代文学史也产生了绵远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著名论争，也为“海派”这一词语定型为城市文化类型的代名词，发出了时代的强音。

上海的报刊合力为海派绘画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受众群体的培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派之“海”还蕴含着流动。如此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流动离不开一套成熟的现代城市运行体系，海派的热烈生长在于它存活于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文化实践者们跻身于这个文化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社会空间中，绘画、戏剧、文学等等依托近代上海发达的出版业，通过大众传播、商业运行、社会交往等文化生产环节，进入到都市生活的角角落落。

出版业的繁盛也催生了新的文化思潮

在如此兴盛繁荣的出版业营造的上海社会文化公共空间中，人是流动的，人的身份是多元的，很多人既是艺术实践者，也是报刊主办人，或是出版商，或兼职担当行业社团、舞台剧院乃至教育机构的经营事务，他们以多重身份游弋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海派”之名也迅速从某种艺术表现形式或文艺群体流派，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标签化地概称上海城市文化特色，甚至有着被固化为一种文化风格的趋势。 

美术期刊

回望“海派”这一词语在历史时空中穿梭的身影，它肇始于艺术，但不仅仅流行于艺术，海派之“海”既是锐意取新，也是多元融汇，更是川流不息。海派的成形过程是与近代上海城市的形塑进程相辅相成的，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剪影。作为黄浦江边充分生长出的现代根苗，“海派”生机勃兴，身处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撞与交融，变幻出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新样态和新面貌，亦可以说“海派”的发荣滋长是对“中国何以现代化”这一近代中国核心问题的实践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