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如何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今年，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终成完璧，收录百种国人走向世界的文献。其中有本《初使泰西记》，记录了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美欧的情况。时光回到1868年2月25日，“龙抬头”的第二天，在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带领下，大清国第一支外交使团从上海虹口码头登船出发。
使团三问
今人看到此想必有三个问题：使团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一个外国人做主使？使团成员的构成如何？
《北京条约》后，各国使臣陆续进驻北京。由于当初签约时有觐见皇帝和派遣使节的约定，有些公使就纠结于这两件事。“中国的”赫德（Robert Hart）也时时建议总理衙门派出使臣和领事。1866年，他曾带领斌椿等人成功游历欧洲。觐见同治皇帝被清廷以皇帝尚处于冲龄为由暂缓，派遣使臣则被总理衙门“以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无须遣使，驳之”。1867年，《天津条约》快到十年修约的日期。为了筹备修约事宜，加之鉴于“第十余年来，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总理衙门王大臣奕?上奏试办外交使团，为期一年。所以这支外交使团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各国情况。
组建外交使团最重要的是主使的人选，但当时外交人才难得。这个时候，蒲安臣出现了。蒲安臣1861年被林肯任命为驻华公使，到北京后积极执行“合作政策”，与总理衙门大臣合作愉快。他还让丁韪良（W. A. P. Martin）翻译惠顿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给清政府使用，清政府用这部书获得了一些外交胜利，交情因此加深。1867年，蒲安臣任满即将回国。在奕为他举行的离别晚宴上，文祥提议他代表中国出访列强。蒲安臣自称以为这个提议只是句玩笑话。但是第二天蒲安臣就被告知清政府是认真的，请他展期离开。最后双方达成共识，清政府聘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今人或许认为请一个外国人做主使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为什么高傲的慈禧太后就同意了？事实上，总理衙门已经准备好了理由：“向来西洋各国，互相遣使驻扎，不尽本国之人，但使诚信相孚，原无分乎区域。”赫德带领斌椿等人游历欧洲成为这些大臣的举例。当然，即便关系如此，制约之法仍然必要。“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复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不能见效，即令辞归。”这样，蒲安臣成为使臣就没有名实方面的障碍了。此事可见当时某些“腐败昏庸”的清政府高官的决断力和“以夷制夷”的功夫。那么，当时中国就没有能做使臣的大臣么？其实不然，只是当时风气未开，都不愿意出洋。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还被他的湖南老乡送了一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对联。可见当时官僚士大夫是怎样看待出使这件事。
左为蒲安臣，右为美国驻中国全权大臣印章
有了主使，使团其他成员的挑选就容易多了。为了照顾英、法两国的感受，清政府聘请了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和法籍海关税务司德善（E. de Champs），并专门为了这两人创立了新的官职，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左、右协理”，暗寓蒲安臣帮办之意，当时英文译成秘书。中方的首席代表是志刚和孙家榖。两人均由司员考取总理衙门章京，为了“壮观瞻”，获赏赐加二品顶戴，职务与蒲安臣同。在出使过程中，他们只是扮演蒲安臣与总理衙门的中间人角色，直到蒲安臣在俄国去世。蒲安臣在介绍使团成员的时候，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同去的还有同文馆的英文学生德明、凤仪（曾随斌椿去游历过）；俄文学生塔克什讷、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另有书手亢廷镛、王纶秀、严士琦、庄椿龄，弁兵数名。出行费用从“总税务司赫德处支用，覆实开销”。
从左至右依次为：庄椿龄、桂荣、联芳、凤仪、德善、孙家榖、蒲安臣、志刚、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讷、廷俊、亢廷镛。
使团计划“由陆路到上海上火轮船，经日本过大东洋到米利坚；由米利坚渡大西洋到英吉利，过海到法阑西；往北顺路到比里时、荷阑、丹麻尔、瑞典、俄罗斯；往南回路到布路斯；再南仍经法阑西到西班牙、意大利；由地中海经大南洋，顺广东、福建、江浙中国海面，自天津回京”。
到达新大陆
当时，香港是中国与世界海上交通的枢纽。去美国有两条路：一是向西，经过马六甲海峡、开普敦，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东海岸；二是经日本横滨，横渡太平洋，到达金山（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才在淘金者口中变成旧金山）。使团选择的是第二条路线，由于上海没有直达旧金山的邮轮，只得去横滨换船。出于商业和军事的双重目的，美国国会拨款成立了太平洋邮轮公司（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开辟太平洋航线。1867年1月1日，该公司开通旧金山—横滨—香港航线，航程30天左右，每月一班。1872年因需求太大改为半月一班。
使团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到横滨换乘“中国”号，经过30多天的航行，在愚人节这一天抵达旧金山。此时还没有今天著名的金门大桥，只能“合船歌舞”庆祝。很多人在码头迎接使团，华侨六大会馆的司事前来拜见，蒲安臣担心美国民众反对他代表中国的情形也没有发生。在旧金山期间，使团参观了造船厂、织毡作、铸洋钱局、农场、水银矿等处，还参加了两场宴会。4月26日，赴广东新会华侨建立的冈州会馆宴会。只见堂中悬挂对联两副。一副为：圣天子修礼睦邻，化外蛮夷，浑若赤子；贤使臣宣威布德，天涯桑梓，视同一家。另一副写的是：沐清化以食德天朝，作客多年，漫云戴月披星，无关圣泽；捧丹书而停骖旅馆，相逢异国，怎不荐芹献酒，共叙乡情。宴会中，华侨首领抱怨了当地政府对华人的各种歧视，希望使臣能够保护他们。这些诉求后来反映在“蒲安臣条约”。两天后，加州州长举行盛大的欢迎晚宴。州长致辞中有一句颇有意思：“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代表最古老的政府。”
现在的冈州会馆
在旧金山逗留了一个月后，使团再度登船，沿着加州海岸，经巴拿马（运河尚未修），过加勒比海，看到了在古巴种烟叶的粤省“猪仔”，于5月23日抵达纽约。当时的纽约“街市喧阗，楼宇高整。家有安居乐业之风，人无游手好闲之俗”。稍事停留，使团便乘火车抵达华盛顿，入住邦街的“梅豆伯欧力田”客店（即宾夕法尼亚大道的Metropolitan Hotel）。先拜会美国国务卿华尔特（William H. Seward），后到白宫向美国总统朱文逊（Andrew Johnson）呈递国书，行执手礼。因为当时外国使臣觐见大清国皇帝的礼仪尚未确定，所以出使前志刚和孙家榖已经得到指令，不主动觐见出访国君主，以免外人要求在觐见时使用相同的礼仪。
在进行外交事务之余，使团像今天的中国人那样参观了国会大厦，乘船到弗吉尼亚弗农山庄（Mount Vernon）拜谒了美国国父华盛顿墓。当时很多士大夫都读过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华盛顿建国后将权力交出仰慕不已，此后他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完美。此外，使团还抽空去了趟纽约赴工商界晚宴。
纽约工商界宴请使团请柬
经蒲安臣连日往美国国务院商议，拟成《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与华尔特商量出条约的英文部分，由柏卓安口译出不通顺的汉文，再由志刚译成汉文部分。7月25日，双方画押、盖印。该条约共八条，内容为：中国保留领海权、自行管理内地贸易、向美国派驻领事、双方民众在对方国内信仰自由、自由迁徙、可互派留学生和设学堂、不得干预中国内政。第三、四、六条是基于旧金山华侨的请求，保护他们的利益，其他各条皆有所指。从条文和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这份条约尚属公允。
至此，美国之行的主要任务完成，使团返回纽约，准备前往英国。由于听闻英国君主前往瑞士养病，蒲安臣决定先回家省亲，此时已经是阳历八月。他们首先访问了在奥本（Auburn）家中休假的华尔特，参观了当地的监狱、孤儿院、农具、自来水设备。接着向西北行460余里，参观尼亚加拉瀑布。这一观光项目至今仍是华人新英格兰旅行的不二选择。参观完尼亚加拉瀑布后，使团沿路返回，抵达蒲安臣在波士顿的家。他本非波士顿人，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与人合伙在此开了家律师事务所。据说蒲安臣请人做了一面大黄旗，镶蓝边，中绘一条长三尺、宽二尺的龙，出门时，以为前驱。使团参观了海口炮台、天文台、织布作、造船厂。蒲安臣花费15500美元的巨资购买了一处位于哈佛和麻省理工之间的房产。顺便透露下，蒲安臣还是旗昌轮船公司的股东。
在美国停留了四个多月后，1868年9月9日，使团在纽约海口登船，往英吉利国进发。
英伦之行
经过十天的航行，使团抵达利物浦，旋即乘火车到达伦敦。由于英国当时正在大选，各大政党忙于选举。加上刚刚发生了扬州教案，各大报纸大肆报道，各政党人士自然避免与使团接触。
交涉无门，困居雾都客栈，“如小说中鲁智深在赵员外家住，真个闷煞洒家”。于是，使团只好寄情参观和社交。万兽园、泰晤士河隧道、蜡像堂均让他们大开眼界，尤其在蜡像堂见到林则徐，“惜觌面不能共语，以问安边之方”。另外，还有些外人来访，或谈开矿，或谈洋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政府亦知开矿能得大利，反对开矿实际上并不是迷信风水，而是顾虑到游民易聚难散，影响统治。李鸿章的“老朋友”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也来访，他正在指挥工程兵建造要塞加强泰晤士河的防御。
直到11月20日，使团才在温莎宫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距离使团到伦敦差不多过了两个月。而实质的外交活动直到1869年1月1日新政府上台个把月后才开始。好不容易等到新政府上台，使团于是向新外相柯勒拉得恩（The Earl of Clarendon）交涉。因为扬州教案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 H. Medhurst）采用炮舰政策，调军舰胁迫地方官，所以使团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约束这种行为，将来发生交涉只准派军舰保护，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但英国外交部选择避而不答，只是文字上表明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使团在英国等于义务吸霾一季度。
羁留欧陆
见与英国无事可商，使团便在1869年的第二天离开伦敦，从多佛乘船望法国进发。1月13日到达巴黎后，使团入住位于香舍丽榭大街的旅馆。此时的巴黎已是比较干净的城市，还安装了煤气灯，当然使团是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的。虽然由于土耳其和希腊发生冲突略微耽搁几天，但是使团很快在24日就向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拿破仑大帝的侄子）递交了国书。仅止于此，法国政府并不打算给使团什么政绩，只见志刚的日记不断地出现“几月初一日，在法都巴里司客寓”的记载。除了与传教士辩难，旁观马车、聚跳、观象台、教场操兵、反对选举不公骚乱、电报、照相、热气球，听意大利妇女弹洋琴，见了一位中国基督徒茶商，使团就这么在巴黎待了近八个月。据孙家榖追忆，是蒲安臣“欣羡法邦繁华”，可见使团行动的主导权所在。
志刚在巴黎留影
不知何故，中秋节后第二天使团即往瑞典进发，而不是按原定计划先访问比利时、荷兰、丹麦。一路跋山涉水，一周后使团便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很快就向瑞典国王递交了国书，旋即掉头南下，先后访问了丹麦、荷兰。使团在这三国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无非是见君主、递国书、参加外交宴会。因比利时国君在伦敦，于是改道北行，先访问普鲁士和俄罗斯。
11月20日，使团抵达柏林。跟法国一样，普鲁士君主很快接见了使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使团赴宫中8次，或赠照像，或会宗亲，或赠票观剧。直到1月4日才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志刚对他的印象是“其人身长语慢，好深沉之思”。忙于准备对法作战的俾斯麦显然不打算与大清国的使团做多少深入交涉，只是说些愿两国和睦的外交套话。
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1870年1月31日），使团按例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恭贺元旦。是日傍晚就从柏林出发，乘火车去俄罗斯。两天即到达俄都圣彼得堡。此时的圣彼得堡正值天寒地冻，在向沙皇递交了国书的第二天，蒲安臣即得肺炎，因医治无效于2月23日身故。为了表彰蒲安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清廷赏给他一品衔并银一万两。蒲安臣去世后，使团事务由志刚负责。曾与俄方商议设电报线、黑龙江居民售米、恰克图商贸、阿古柏事件，但双方未能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只是将商议情行写入备忘录。4月20日，使团离开圣彼得堡，往西欧而行。
此后四个月，使团先后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无非是访外部、递国书等例行公事。其间，使团参观了庞贝古城、解释天津教案，亲历了普法战争。鉴于普法战争的进行，使团急忙购得船票，于9月4日从马赛港出发，踏上了回家之旅。
1870年11月18日，使团回到北京。大清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水陆行程12.6万余里，访问11国。与第二年出发的日本岩仓使团相比，蒲安臣使团取得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面对各国的例行公事，使团没有将重心转到细心考察上，只是一般性质的游历，未能造就中国的“明治维新”。虽然如此，蒲安臣使团毕竟开始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培养了几位外交人员，为接下来派出使臣做了必要的准备。（文/启微）
*特别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蒲安臣档案的便利借阅。
延伸阅读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
三谷博：《黑船来航：日本开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
志刚：《初使泰西记》，光绪丁丑林华斋书坊本。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
Anson Burlingame and Edward L. Burlingame Family Papers, Washington D. C.: Manuscript Division and Photograp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Claudia Wolski, Amerikanische Politik in China, 1861-1870: Anson Burlingame und die erste chinesische Gesandschaft in den Westen, unter Berucksichtigung ihres Aufenthalts in Berlin (German Edition). Brockmeyer, 1994.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12.
Samuel Soonki Kim, Anson Burlingame: A Study in Personal Diplomacy.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66.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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