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农历八月，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新出版的上海《文虎》杂志（第2卷第15期）刊登有《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作者钱南扬在文中讲起四十年前的一桩往事：“清德宗光绪二十年，慈禧诞辰，嘉善令婺源江峰青出灯征联，以为庆贺，厥后集刊为《莲廊雅集》二卷。时清军新败于日，故书中多诅咒日本之谜。”钱氏从《莲廊雅集》中录出十一条灯谜，皆有檄讨、咒诅日本之意，如“将日本挖去心肝（字一）：‘呆’”，“拿获日本将放倒，左边抽了筋，右边穿了骨（字一）：‘相’”等等。
原是为庆贺慈禧太后诞辰而作的猜谜雅会，居然出现“挖去心肝”“抽筋穿骨”等语，若在太平盛世，恐被认为是犯了忌讳。由是而知，清廷败于日本，实为时人所无法接受，文人儒生借灯谜雅集来泄愤，正让人想起葛兆光所说：“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实上，在晚清民国云谲波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对待灯谜（或称灯虎、文虎）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文人游戏到保存国粹，再到主张抗日的宣传工具，近代“隐君子”们因谜结社、创办谜刊的行为背后，反映文化风气与士人心态的几番转折，兹借晚清所见文人日记、谜集与《文虎》半月刊等报刊史料，对之稍作梳理，以期对晚清的小儒群体及民国中下层知识分子有更新的认知。
钱南扬《诅咒日本之灯谜》
晚清民国的文人游戏与谜社结立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猜灯谜应属节庆性活动，尤其是在正月十五元宵佳夜，清人陈维崧《元夜》词云：“更夹路香谜，凭人打。”在古代小说、笔记中，元宵节的猜谜、射虎活动更是比比可见，著名者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经作者巧思营构，吉庆的游戏成为悲剧的预言，至今令读者津津乐道。猜谜雅集多是节日的偶发之会，但在清中叶以降也逐渐成为中下层文人的生活日常，乃至形成惯例，出现各种谜社。
（清）孙温工笔画《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86年2月2日），时任松江府娄县（今上海）县学教谕的常熟文士姚福奎，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一位新朋友：“晨，新任华学何庾香来拜。……庾香，淮安山阳人，甲子举人。”何庾香，名绮，时任华亭教谕。让姚福奎始料未及的是，何绮的到来竟让自己渐渐成为一个“隐君子”：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886年2月27日）：竟日谈天，庾香说灯谜……颇妙。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87年10月13日）：午后，松丈偕陈叔铭、庾香、子研及予同出西门……啜茗时，叔铭谈一灯谜，颇妙。
姚氏日记的稿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其中光绪十四年至十七年的记录有阙，未详其事。然几年之后，在姚福奎被擢升为常州府学教授即将离沪时，何绮与友人吴光绶（廉石）作灯谜赠别，可见他们的猜谜活动持续数年：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二日（1892年4月8日）：午后，庾香偕廉石至……廉石戏成灯谜四句赠余，每句射一古人，谜云：“‘贤哉姚广文’：‘娄师德’”，“‘别有广文馆’：‘郑居中’”，“‘从此往毗陵’：‘离娄’”，“‘毗陵桃李满’：‘常遇春’”。颇有趣味。首、三、四句，庾香俱猜着。
在到常州府学后，姚福奎也时常通过书信与何绮交流灯谜：“接似泉信、庾香信，并灯谜数百条。”“连日猜庾香寄示灯谜，属其不要露底。猜着几条，绝妙，俟寄松询之，猜不出者乞其注明。”姚在日记中录有灯谜近60条，其中有猜经典文句，也有猜人名、地名，还有的颇具市井气息，如“‘女不二字’（市招）：‘只此一家’”，“‘无贵贱一也’：‘仕商赐顾，真不二价’”等等。这些灯谜的主题似无严格限定，其目的主要在于娱情。而除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外，据顾震福《灯窗漫录》记载，姚福奎还与何绮、吴光绶等数人结立社团，名曰“隐社”。
隐社的成员及灯谜作品基本保存在《日河新灯录》一书中。此书共收录包括姚福奎、何绮、郑熙、姚洪淦、吴光绶等二十四人在内的四百余则灯谜，后被雷瑨编入《娱萱室小品六十种》而得以传世。虽然隐社具体成立于何时、采取怎样的活动形式，现已不易察考，但与之相似的灯谜社团及谜集在近代并非少有，姚、何等人集会的风雅场景因而不难想见。单就《中国灯谜辞典》的著录统计，清道光至民国年间先后出现75个灯谜社团，且可谓遍布全国：北京有“北平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上海有“苹社”“大中虎社”“虎会”，淮安有“商旧谜社”，扬州有“竹溪后社”，武汉有“寅社”“消闲社”，厦门有“萃新谜社”，甚而台湾地区也有“瀛社”“复旦吟社”“高山文社”“滩音吟社”“桃竹吟社”“鹤社”等多个团体。参与这些社团的不乏近代知名文士如高步瀛、孙玉声等，而且他们的活动还结出文献成果，即谜社集，传世者达十余种，如《北平射虎社谜集》《隐秀社谜选初编》《商旧社友谜存》等，为近代文献中的一项独特景观。
纵观道光以降诸谜社，大多仍是将猜谜视为一种消闲遣闷、智斗自娱的游戏活动，但因是结社，组织、发起者往往标榜风雅，谜社集会的场所也经过精心择选，在当地具有某种纪念或标志意义。如扬州一地，许幼樵在史可法祠内组建谜社，“春秋佳日，骚人墨客咸集于此……招致社中人，谋尽日之欢”，而阮元的嫡孙阮十三则在阮氏家族“文选楼”中设立谜社（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话》），有远绍前贤之义。史可法与阮元虽和猜谜活动不甚相关，但作为地方的“卡里斯玛”式人物，他们的品性、道德超凡，其祠堂、故址能为谜社活动酝造古雅氛围。相较之下，民国上海地区的谜社则有弃雅静而取繁闹者，如苹社，其社团成员选择在繁华的“新世界”“绣云天”等游乐场中雅聚，除内部活动外，每月十五还向游客开放；大中虎社的社址坐落于“大中楼”旅店，社员也常在“大世界”游乐场、法国公园等公众场合举行大会（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这些社团别具一格，具有半公开的性质，不仅反映当时沪上所具有的新时代气息，也推动一时一地的谜戏风气，继以吸引更多的“隐君子”。
当然，大多谜社内部的成员规模往往是稳定的，并且基本属于同一文化阶层。如姚福奎、何绮所结立的隐社，成员多为地方小儒，再加上他们的弟子辈等。说是社团，其实也可视为姚、何二人的“朋友圈”。谜社社员因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而相聚在一起，反之，也会因社团而被同人视为一个集体，出现各种并称，如上海“苹社五虎将”（谢不敏、蒋山佣、王毓生、陆澹庵、徐行素，见郑逸梅《梅庵谈荟》）、南京“金陵五虎将”（周左麾、姚壁垣、郑季申、华金昆、孙云伯，见程一夔《金陵岁时记》）以及厦门萃新谜社“三十六天罡”（李绣伊《厦门灯谜杂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谜社成员可能先后参与、组织多个谜社，而他们的迁徙、宦游亦推动地方猜谜风气的扩散、辐射，何绮及其同乡后辈顾震福即典型之例。
借由姚福奎日记可以推知，淮安人何绮对于隐社的结立当有重要贡献，顾震福《灯窗漫录》云：“（何绮）任教职后，与松江文彦创隐社……丈不恒返淮，返则必张灯招射。”他还在《商旧社友谜存》序中提到：“何庾香（绮）年丈自华亭教谕返里，张灯于五云堂。（余）得读所著《蜨阶闲事》，于廋词一道始渐知途径。”是以上海隐社与淮安五云堂谜社看似相距甚远，实则联系密切；而深受何氏影响、同为淮安人的顾震福，其社团经历更为丰富：“壬子侨沪，入苹社。返里，设商旧社。比寓燕市，射虎、隐秀、丁卯诸谜社又先后追随。”（顾震福《跬园谜稿》自序）也便是说，自民国元年（1912）始，顾震福先后参与上海苹社、淮安商旧社、北京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等，无怪乎上海人吴莲洲称他是“虎坛中之健将也”。顾氏《跬园谜稿》书前有包括高步瀛、钱南扬等在内的三十位名家题辞，一代才女冯沅君更在其书后题跋，足见淮安谜士在当时谜坛上的影响。张瑜称赞顾震福道：“先生更踵起扩张，由淮而沪而燕，前喁后于，如响斯应，宣传之效，不为不宏。”近代谜社林立，与这些虎坛健将的奔走呼告不无关联，而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猜谜也从纯粹娱情的文人游戏，转被赋予国粹的艺术文化价值，并且有了跨越社团的报刊阵地。
跬园谜稿书影
从文戏到国粹：《文虎》等谜刊的创设与经营
或受谜社结立风气的影响，今传世谜集除谜社集外尚存有多种，如《灯谜丛录》《文虎》《二十四家隐语》等。这些书籍大都强调猜谜的游戏性质，如《灯谜丛录》书前序云：“游戏之作别有匠心，然而制为灯谜，尤具奥妙。”光绪八年（1882），李光耀为《二十四家隐语》作序道：“国家承平无事，士子正业外，多借杂艺以陶写性情，如词曲酒令，与夫游戏文章，比比皆是……此外有所谓灯谜者，殆古廋辞、歇后之类，历朝相沿，愈出愈新，至当代算极盛焉。”今之读者，见晚清文人自称因“承平无事”而游戏灯谜，难免为之叹惋。然到民国之时，包括顾震福在内的部分谜家已留意到灯谜的传统文化内涵，开始将之视为国粹。
顾震福《跬园谜稿》书前有民国二十年（1931）张瑜所作序，他特别称赞顾氏搜罗故友谜作的行为：“其眷念故人、保存国粹之深心，始终一贯。俾后人读之，启发心思，挹注智识。由渐而远，以融于科学；由学而仕，以敷于政治。”在他看来，猜谜具有启发心智之效，进而有利于国家科学、民主的进步。原因在于，谜语的主题包罗万象，而猜谜的过程又需相当的智识：“夫谜之为物，源经孕史，旁及百家，方言科学，无不具备。小之启智发幪，大之警世训俗。折冲坛坫，战胜朝廷，不仅以怡悦性情、交换知识为能事也。”此论一出，猜谜便不再只是封建王朝的文人游戏，而是与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浪潮紧密贴合。但与此同时，民国诸谜家也面临三个“新”问题，即如何看待新的谜语题材、开拓新的谜语研究，以及拓展新的受众群体。
因缘际会，近代报刊业的蓬勃发展，为此三问题的解决助以东风。当时出现许多载谜报纸，除了流行颇广的《申报》，漱石生、孙玉声主编的《大世界报》设有《文虎台》专栏，记录当时上海苹社在大世界游乐场中的活动盛况，此外还有《北京白话报》《小小日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金刚钻报》等等。1931年初，原上海大中虎社所办刊物《文虎专刊》转型成为面向大众的灯谜杂志《文虎》半月刊，连刊16期，一时颇具影响，而后武汉寅社也刊发《文虎周刊》《文虎半月刊》等全国性的灯谜刊物。在今天看来，这些灯谜专刊的出现，标志灯谜本身的发展、谜社的活动以及谜家的研究都步入全新阶段。
首先，从谜语题材上看，晚清时已有谜家强调制谜不能泛滥无归，然多以经史为矩矱，以保证儒家话语的纯洁性。如光绪三年（1877）“拈花道人”在谜集《文虎》序中讲，要制谜，“语必经典，方供文人学士之赏。今则谚语俚言，纷披满纸，屠沽市井，主客喧嚣，谬字支词，互相夸许，风雅扫地尽矣”。俗语、俚语、谚语及市井题材均被斥于风雅门外。十三年后，平湖李仿白从《群珠集》《玉荷隐语》《十四家谜选》以及《申报》等十余种谜集、史料中辑录佳作，编成《精选文虎大观》，此时他已将门槛放低：“谜语与经义往往相背，愈背愈佳，侮圣言之讥，吾知不免。”李氏所排斥的仅为下流俗语：“过用淫亵语者，亦概从删。”只不过，其制谜仍主要取材自传统的经史典籍，虽为国粹，可如何能够启发民智？
入民国后，谜语的题材愈加丰富，广东番禺人林汝魁讲：“新时代中多少新谜材，翻新花样供人猜。”（《跬园谜稿》书前题辞）其中，谢会心的《科学谜话》尤能反映时代思想的进步，其自《文虎》半月刊自第一期便开始连载：“现今科学昌明，文化日进，古籍旧书，类多放弃。为迎合潮流计，所有谜语，又不得不换新面目。……爰搜讨各种科学，择底挂面，凡若干则，请分期刊载，俾得贡献海内诸同好者。”谢氏所谓科学，包括生理医学、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若干学科在内，如“‘阑干曲折’，射‘十二指肠’”，“‘斜阳返照’，射‘膀胱’”，“‘国债’，射‘公生数’”等等，面貌大异于《文虎》《精选文虎大观》等传统谜集，用灯谜国粹之旧瓶装科学思想之新酒，确具识见。孔剑秋为《文虎》第一期题辞道：“今之时代，一闷葫芦之世界。”在时人看来，“未来之事黑如漆”，宛如难解之哑谜。他们发行《文虎》杂志，自言欲解时代艰辛之谜，倘若谜语题材不能与时俱进，令读报的猜谜者开阔眼界，又如何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最终“打破此闷葫芦，揭穿此哑谜儿也”？
其次，就谜语研究而论，《文虎》杂志上的文章对谜史、谜格等多有阐发，实为近代谜学之渊薮。在此之前，道光年间苏州人顾禄所作《清嘉录》是较早厘析灯谜源流及技法的作品：
《国语》，秦客为廋辞于晋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谜之缘始也。……考灯谜有二十四格，曹娥格为最，次莫如增损格。增损格即离合格也。……余外复有苏黄、谐声、别字、拆字、皓首、雪帽、围棋、玉带、粉底、正冠、正履、分心、卷帘、登楼、素心、重门、闲珠、垂柳、锦屏风、滑头禅、无底囊诸格，要不及会心格为最古。
在“二十四格”外，“拈花道人”还有“十八格”之说：“然即以巧而论，十八格中当以色意为上，俗所谓滑头禅也，而梨花、夹雪、卷帘、曹娥诸格，往往有字无意，味同嚼蜡。”此类“格法”总结，仿自诗话、文话，虽其名称含义有的不甚明了，却可见灯谜技法、内涵之丰富，值得深入探寻。是以发展至民国，以钱南扬为代表的新式学者视灯谜为俗文学、口头文学的重要材料，对之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钱南扬《谜史》自春秋书写至清代，并对谜语类书籍作有综述，是较早的灯谜研究专著。而与之同时期的《文虎》杂志，每期也刊有各种谜话，由诸多名家撰成，论说灯谜的发展、体制及地方风俗等，如第一期中有程瞻庐《吴门春灯话》、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话》、舒舍予《昭阳谜话》、陈亦陶《槐簃谜话》等等。除有文献辑佚价值，其成果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通史的论说模式外，关注地方的谜史发展细节，如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黄文虎《台湾台北谜字之概况》、陈觉是《香港灯虎近讯》、许双手《暹罗春灯谈》等文章，不但开创地方谜史的书写传统，总结各地谜社的盛衰、活动，有的还将目光投向域外，或彰示港台地区文化与本土始终血脉相连，或突显中国古典文化的海外影响，其宣扬国粹的意图灼然可见。二是深化灯谜的体制、技法研究，曹书衡《文虎体例》、谢会心《评注灯虎辨类续编》等，从“法门”“格式”等角度对灯谜的各种体式如“曹娥”“苏黄”“卷帘”等加以阐解，示读者以学习门径，如：“曹娥：底句以拆字法构成，胚胎于蔡伯喈题曹娥碑词，旧为离合格之别名。”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虽然人人读书识字、游戏猜谜，但多不知晓灯谜中的种种门道，也很难理解“曹娥”“苏黄”“卷帘”之义，相关知识亟待普及宣传。
再者，就谜语受众而言，《文虎》等杂志的主编、主笔有意扩大同好的规模。当然，他们也是为了持续地吸引读者，以便更好地将报刊经营下去。“拈花道人”曾表示制谜也有一定的“门槛”，他批评使用俗语、俚语者道：“推其故，皆因素不读书而徒骛虚名，以致贻笑大方。”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此类声音逐渐低弱。顾震福曾将灯谜带进新式高校：“先生曩授北京女高师校，春宵游艺，出文虎教射。”其女弟子冯沅君在总结谜史时，将谜家分为二派：
自魏晋以来，派别有二：一文言派，一语体派。文言派之始，有用四言诗者，有用七绝句者，嗣则以成语或故事扣之，底面吻合，如天造地设，一字不可移易，诚工巧矣，惟非胸有积轴不能作、不能射且不能解。语体则概用白话，长短不拘，近今儿童读品中之小谜语即其支流，又方言里谚中有故作歇后语，上句似谜面，下句似谜底，尤其通俗，尽人能道，尽人能解。故传授易而流布广，于是民间谜语颇占优势，而文言古典之谜遂未免落伍矣。（《跬园谜稿》书后跋）
冯氏的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文言、白话之争。她夸赞顾震福等人在“语体派”占主流的情势下仍“张灯结社，以高雅廋词相号召”，正是“冀以延国学之一线者”。《文虎》等杂志又何尝不然，倘若弃绝“文言”，何来“国故”“国粹”之说；但若坚守“文言”，又如何响应白话潮流，起到启发民智之效，甚至其自身的经营生存也会成为难题，这些报刊、杂志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它们既连载各种文言谜话，意图保存国故，也通过时兴题材来向读者宣扬民主、科学思想；而为保证销量，它们故意设置悬念，在下一期中揭晓本期谜底，鼓动读者参与互动——这一办法似乎再普通不过，可沿用至今，恰恰证明了其实用性与有效性。除《文虎》杂志外，如《油花杂志》还开辟“读者文虎擂台”这一专栏，目的无非吸引读者、增加销量。结社意味着成员组织具有“边界”，而报刊杂志等媒介无疑可扩展其交流互动的规模。遗憾的是，自30年代起，战乱连年，谜刊少有长命者。人人但求安身立命，哪里还顾得上猜谜，并与报纸、杂志互动呢？
在1919年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后，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倡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国故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近代谜刊、谜集的风靡出版，或正响应此思想潮流。然而，随抗日战争的爆发，灯谜也在经历“从文戏到国粹”的性质转变后，再次被赋予新的使命，即成为主张抗战的宣传工具。
以谜为戈：“隐君子”的救国愿景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文章开头的1931年秋。钱南扬在《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的末尾处写道：
甲午迄今，且四十年，然徒托空言，不求实际。时过境迁，积久淡忘，以致依然故我，受人侵略。倘人人能如中山先生之发愤图强，积四十年如一日者，则日本虽强，尚敢正觑我乎！
江峰青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所作的灯谜诅咒，不仅没有产生效果，甚至当时人们的群情激愤也渐渐被民众淡忘。钱南扬在四十年后重提此事，想来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前人的行为，而是提醒时人勿忘国耻。是年6月，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出《解决满州问题方案大纲》，7月又在长春制造万宝山事件，其野心昭然若揭。倘国人再不警醒，恐有亡国之虞，《文虎》杂志刊登钱氏之文，也是期待它能产生激越人心之效。
然而，就在钱文刊出短短数日后，日军便发动“九·一八”事变。于是乎下一期《文虎》杂志（第2卷第16期），刊出《合作的抗日文虎》。其谜为孔剑秋所制，与甲午后诅咒日本的灯谜异曲同工，如“‘日本小鬼形’（幼学）：‘月乃太阴之家’”，“‘家家户户点红灯’（常言）：‘一致对日’”，“‘归来时重相见’（社名）：‘反日会’”等等。孙剡溪、吴莲洲、李敬何三人为之提笔题识，并对钱南扬的文章作出回应。其中，孙剡溪不啻严词斥责日军之野蛮非人，也直笔揭露当时民国政府之疲软懦弱：
日本藉口中村事件，及炸毁南满铁路，竟于九月十八日（按：原文误作“八月”）悍然出兵，不宣而战。将我东省内沈阳、长春、营口、安东、葫芦岛等地方，任意蹂躏。霸占我领土，虔刘我人民，毁坏我建筑，侵犯我主权，种种罪恶，非一枝秃笔所能形容。全国民众，怒目切齿，必欲秣马厉兵，杀尽倭寇而后快，虽牺牲一切身命财产有所不顾。无如我国政府伈伈倪倪，忍取不抵抗主义，乞怜国联，时近两月，未能彻底解决，徒令吾辈寒士，气愤欲死。昨阅本刊所载钱南扬先生之《诅咒日本之灯谜》，私心窃慰，纵然纸上空谈，不禁起了虽不得肉，行且快意之一种感想。
孙氏的文辞激昂慷慨，令人仿佛见其目眦欲裂、发尽指冠之态。尽管他也意识到，以灯谜形式泄愤确实如同纸上空谈，可总要一泄心头之恨。吴莲洲与李敬何二人的态度与之相近，但特别强调灯谜可作口诛笔伐之宣传工具：
倭寇鸱张，时非娱乐，乃有闲情，造作廋语？得无为识者齿冷耶！然吾侪文人，虽情殷杀贼，而手无寸铁。惟借此毛锥，为口诛笔伐之具，稍抒胸臆不平，当亦为爱国者所应有事也。（吴莲洲）
文虎一道，虽属游戏，不过为遣兴怡情之助，然历稽往史所载，时寓主文谲谏之义。际兹倭寇侵暴，得利用此时机，作宣传工具，对此暴日之横行恣肆，纵未能声罪致讨，而口诛笔伐，亦足稍洩胸中郁愤。（李敬何）
合作的抗日文虎
虽然在晚清儒生及近代知识分子看来，灯谜与诗、古文辞毕竟地位不同，然在家国危难之际，它们都是舆论场上的戈矛，是恢弘士气的鼓槌，可成为提不起枪的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与此同时，这些灯谜也许真的被文人视为“诅咒”。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言：“离合之法，则萌于图谶。”《后汉书·五行志》载：“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用离合法拆解得“董卓当死”，似此类谶语，亦为娱情灯谜之前身。知识分子期待语言可具有魔力，也隐约表现出其内心深沉的无奈。
或许是因时局的每况愈下，《文虎》杂志难以为继，自此之后便彻底停刊，可在上海及其周边省市地区，以抗日为主题的灯谜集会及报刊文章仍时时可见。
1932年1月8日，《申报》（第21105号）刊有《抗日文虎征射》一文：“当此国难之时，岂复有闲情逸致提倡娱乐？然而文虎一事，极能印人脑际、引人兴趣，则借此毛锥为口诛笔伐之具，以声讨倭寇，要亦文人应有事也。下列文虎，倘荷海内同志投射，请于一星期内填就寄至本报……备有薄奖以酬。”谜题有“灭倭乃民意（五言唐诗一句）”“扶桑必灭（四子一句）”“打倒日本（新名词一）”等十条。同年3月，《松江民众月报》刊登《本馆举行抗日文虎会射中之抗日文虎》，亦记有谜题以及参与并射中谜底的成员姓名。1934年2月，《教育新路》刊载江苏灌云县第一民众教育馆近讯，提及当地有抗日文虎会活动：“三日下午一时起，举行抗日文虎会，备有灯谜二百条，均含有抗日救国的意味，颇能激发民众爱国之思想。给奖方法，凡猜中一条者，即抽幸福券一枚，凭券领取奖品。”据其记载，奖品有该馆自制的锦标“智斗扶桑”大镜框、热水壶、毛巾、手套、香皂、信笺、文具等等，“颇极一时之盛”。即使这些活动不能像钱南扬所期待的那样，使得人人警觉，如中山先生一样发愤图强，也至少可以唤醒部分民众的心中热血，哪怕只有寥寥数人，想来也会令谜家不胜欣喜。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讲：“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灯谜作为春秋廋辞、隐语的衍生形态，从本质上看，既是钱南扬所说的“口头文学”，同时也是一种“游戏文学”——谜家通过解构经典文本来创造意义，宛如游戏一般，但其目的却不仅限于此。从文戏到国粹，再到可用以救国的宣传工具，灯谜在近代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价值。这一过程既反映世事的白云苍狗，亦折射谜家曲折的心灵历程，他们的惆怅、激愤与执著不应被时间掩没，他们的声音也应被重新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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