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6日，瑞典学院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颁奖词写道：“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安妮·埃尔诺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作家。11月19日，2022上海书展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带来了安妮·埃尔诺的三部代表作——《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孩的记忆》。诗人欧阳江河、文学翻译家袁筱一、作家毛尖和这三本书的责编赵伟做客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分享安妮·埃尔诺作品的魅力。
恰好，一天前的11月18日是法国著名作家、意识流文学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安妮·埃尔诺也是普鲁斯特的“徒弟”，她在记忆书写上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但她的语言，她的写作观，又与普鲁斯特很不一样。我们能看到她在书里写：“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我父亲童年的那个时代，父亲的生活背景属于中世纪。”
从左至右：赵伟，毛尖，欧阳江河，袁筱一。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她的记忆书写
自1974年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空衣橱》问世，安妮·埃尔诺至今已发表二十余部作品，它们无一例外地书写她自己的生活，比如《一个男人的位置》写她的父亲，《一个女人的故事》写她的母亲，而《一个女孩的记忆》有关她自己的青年时代。
《一个女人的故事》书影
《一个女孩的记忆》书影
《一个男人的位置》书影
学界一般将她的小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为代表的自传小说，另一类是以《迷失》和《“我走不出黑夜”》为代表的“私人日记”。但安妮·埃尔诺不喜欢称自己的作品为“小说”，她更愿意称之为“文学”，她希望通过“文学”嫁接自己的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文学的作用就是为记忆找到一种形式。
“你会发现她的个人记忆中有对时代最真实的保留。”袁筱一谈到，亦有人指责安妮·埃尔诺只写个人故事，过于私人化，但她的写作并非自我暴露，而是勇敢的自我面对。“她的全人称自传从1990年代就是被研究的对象。法语中的‘我’更是一种无人称的第一人称，或者说跨人称的第一人称。她认为她的‘我’可以代表某种普遍性。她在写作中非常明确一点——当我看向过去的那个‘我’，看到的更是一个他者意义的我。”
“她的记忆体太厉害了，能把个人的记忆化成全体的记忆，化成所有人共享的记忆。”毛尖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写到安妮·埃尔诺满心欢喜地给父亲买了一瓶须后水，不料父亲打开后尴尬地问“这做什么用”。这一幕让毛尖想起自己在香港上学时给妈妈买过一罐护手霜，结果妈妈说这一罐东西还不如一瓶花生酱实在。“安妮·埃尔诺的年龄比我大不少，但她的文本特别具有召唤性，一下唤醒了我的记忆。”
“从主题上说，普鲁斯特也是构筑记忆的人。在这一点上，普鲁斯特对安妮·埃尔诺影响很大。”袁筱一称，《追忆似水年华》（又译《追寻逝去的时光》）出版一百周年时，法国做过普鲁斯特的集子，作家谈论那一部分就收录了安妮·埃尔诺的一篇。当时安妮·埃尔诺透露，最初读普鲁斯特时她只能找到第三卷，没能读下去，差不多到三四十岁才读完了这部巨作。“所谓记忆碎片，她的这个出发点和普鲁斯特是一样的。”
“被人活过的语言”
但安妮·埃尔诺并不认为普鲁斯特的语言适合她的写作。她觉得那不是“父亲用过的语言”，如果她使用普鲁斯特的语言来写父亲，是对父亲的“再一次伤害”。当被问及自己最接近哪个法国诺奖获得者，她的回答是加缪，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安妮·埃尔诺的出身。
安妮·埃尔诺1940年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一座海滨小城。她生于法国贫民阶层，父母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食品杂货店。为了让她脱离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父母尽己所能，节衣缩食，努力将她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然而，当安妮·埃尔诺实现梦想，上升到所谓的高等阶层时，她却与父母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永远地与那个她所出身的世界分离了。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安妮·埃尔诺写到方言是她祖父母唯一会说的语言。她的父亲总觉得方言意味着低人一等，但他自己也只能摆脱部分土语，讲讲不规范的大众法语。她的父亲和母亲之间，哪怕日常表达关心，言语中也常常带着粗话和辱骂。然而，在她婚后的那个家庭里，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只杯子，马上就有人会用苏利·普吕多姆的诗句说：“请不要去碰它，它已经碎了。”
这就是安妮·埃尔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差异。
作为诗人，欧阳江河最感兴趣的就是安妮·埃尔诺使用的语言——它不是天然的法语文学语言，格外与众不同。“她写她的父母，从头到尾都怀着愧疚，因为她融入了资产阶级，再也无法理解她的父亲和母亲。但后来她明白了，只有她父母使用过的那种语言，才是真正‘被人活过的语言’，是有呼吸的语言。这种语言不能通过普鲁斯特的语言传递出来。”
欧阳江河说，法语是优美的，精致的，然而过分文学化后也容易变成炫技的、自恋的、不真实的。但安妮·埃尔诺非常克制，她用的是一种给父母写信的“记事簿语言”，这种语言触及真实，触及疼痛，就好似在空中开了一束天光，照耀人的灵魂。
简洁背后的广阔
安妮·埃尔诺的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简洁。
据赵伟透露，安妮·埃尔诺在日常生活中有长篇记事本，她坚持每天都写。但当她成书的时候，《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女孩的记忆》篇幅都很短，基本不到一百页。“当她找到这种形式以后，日记中的东西就成为素材，只要赋予它形式，就能成为文学。”
毛尖将安妮·埃尔诺的文学形容为“幻灯片写作”，就像用一张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女性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几个时间点在她的写作中至关重要，比如1952年她目睹了父母的一次吵架，那一次父亲狠狠甩了母亲一个耳光，成为她记忆的起点；又比如1958年她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有了和男人最初的亲密关系。
在写那一次夏令营时，安妮·埃尔诺用了一句话就让袁筱一印象深刻：“外省某宗教学校的好学生，来自普通家庭，向往成为放荡不羁的中产知识分子”。
“就这么一句话，背后却有着大量的信息。”袁筱一说，“安妮·埃尔诺写一个东西用了4万字，换成我们可能要用40万字，但她仅仅4万字所承载的东西就非常丰富。我想文学的价值也在这里。看上去所占的文字空间很小，实际上给了我们非常广阔的空间，让我们追溯得更多。作家能够记录语言的另外一种状态，本身也是对语言的丰富。”
如果说普鲁斯特的语言像是精细的高像素，呈现了一个可放大一万倍的老欧洲，安妮·埃尔诺的语言则唤醒了另一个老欧洲。在欧阳江河看来，文学不是要接触现实，而是要接触现实感，文学也不是要展示真实本身，而是要展示真实感。拉康有一句断言：“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包含“写作本身是什么”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一个世界观，不光是风格的界定、流派的界定，而是关于写作的根本认知。
“没有根本的认知，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安妮·埃尔诺在这方面想得非常透彻。”
据悉，明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安妮·埃尔诺的三部作品：《羞耻》《年轻男人》《写作是一把刀》。《羞耻》讲述了在安妮·埃尔诺十二岁时发生的父亲与母亲的剧烈争吵，父亲差点想要杀死自己的母亲；《年轻男人》是安妮·埃尔诺2022年5月最新出版的作品，讲述了她在五十多岁时与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的经历。该作品最早构思于90年代，二十多年以后，她终于将这部作品完成，全书仅用了三十几页的篇幅，但文字的冲击力极强；在访谈录《写作是一把刀》中，安妮·埃尔诺谈论她自己、她的写作、世界、文学和社会，以及她像刀一样锋利的平实写作风格。这本书将是我们理解安妮·埃尔诺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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