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伊万诺夫-拉茹姆尼克对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战果进行过清点，他总结道：对俄国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是一个战斗的世纪。“这一史诗般的世纪之战使俄国的知识分子拥有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场战争锤炼了俄国知识分子，就如同火焰炼铸了钢铁。”
在世界诸多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采用的多为intelligentsia——即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译音。而俄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并非俄人原创，而是来自拉丁语的“ìntellegentia”。它之所以采用俄语音译的方法进入世界语境，这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活动和影响所造就：19世纪的俄国优秀知识分子代表把崇尚道德伦理，富有怜悯心、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对社会生活激烈批判、具有强烈的济世救民的责任感这一内涵深深烙进了知识分子概念中。他们鲜明的个性、独有的气质、积极的活动，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intelligentsia一词的“诞生”提供了语境，随后，它便以俄化的形式，带着它在俄所获得的意义进入西方的各种语言之中，被用来表示之前已经存在的“受教育的阶级”、“有教养阶层”和“自由职业者”所不能充分表达的语义成分。
俄国知识分子也以其多样化的面貌、对道德的极度重视、对人民强烈的崇尚和责任感而载入史册，树立了一个典范、一个极好的参照物。
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被誉为知识分子脊梁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第一批真正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苏马罗科夫、克尼亚日宁、诺维科夫、拉季谢夫、卡拉姆津。”（俄罗斯知识分子究竟诞生于何时？对这个问题中俄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参阅李小桃：《也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俄罗斯研究》，2009，No.4，第11-20页）。
19世纪时，俄国知识分子已形成三种类型：学者型、社会实践家、批评家和思想家型。
学者型知识分子
学者型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作为一个有着学者头脑的诗人，罗蒙诺索夫首次在俄罗斯文化历史上将“文学”阐释为理性的思想工具和武器而并非单纯是为了消遣娱乐。为了把社会引入理性的方向，他不遗余力：一边在科学院里忙碌，一边大量地翻译和写作，同时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莫斯科大学就是在他的呼吁和策划下开办的。
除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外，罗蒙诺索夫也认定自己有责任帮助政府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他通过颂诗进谏，故他的称赞带有一点教喻的成分，以让政府做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罗蒙诺索夫的诸多思想在后来的专家治国论者、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得到再现。
以文学和出版为舞台的社会实践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把发展教育视为改良社会的捷径。他对俄出版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在18世纪最后25年的出版物中，其中的三分之一（约上千种）是在他的印刷厂里印刷的。他出版的图书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同时，他还主办了三种讽刺性杂志，并亲自执笔为杂志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他还在16个城市开书店，在莫斯科设立了图书馆和数所学校，把赚得的钱财投到教育和慈善上以回馈社会。
从后来诸多的办实业、投身教育等社会事业的俄国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不难发现诺维科夫的身影。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1744—1818）和他创办的杂志
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俄国知识分子在世界知识分子之林中，以鲜明的个性引人瞩目。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是俄社会历史发展之路的特殊性和俄文化独具的特质所致。他们的卓尔不群集中体现在——
道德至上
“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俄国理论家费多托夫把这种道德因素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把它视为以思想-理想、真理-真和真理-公正的融合为前提条
件的“理性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美学上的装饰”（费多托夫：《俄国的命运与罪孽》，彼得堡，1991年版，第70页）。
俄国知识分子拥有一个自己的“道德的王国”。在这里，道德是对一切事物、行为进行评判的唯一标准。在他们眼里，公平、真理就是道德的基本内容。自19世纪以来，评判俄国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不是看他从事的职业，而是道德因素：是看他是否具有救世情怀，关心祖国的命运。
俄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的这种态度与其来源组成及生活的环境有关。俄国知识分子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生长在一个有着浓郁宗教氛围的国度，而且他们中一些人就出生于神职人员家庭，东正教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中。也因此，以赛亚·伯林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以一个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迹近世俗教士，献身传播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有如散布福音。”（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56页）
对道德的强调使他们有时过于看重道德因素而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即“重远而轻近”。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事件相比，知识分子更关心的是俄国命运的普遍性的问题。
社会结构上的无根性和思想的漂浮性
俄国的受教育阶层的形成是在彼得时代开始的，但其真正的完成则应该是在18世纪中后期。如果说，在过去“受过教育的人”和“贵族”几乎是同义词。则从19世纪早期起，随着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社会出身亦越来越复杂，他们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贵族阶层成员，并且在这个阶层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一些人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地位，依靠著文、翻译、教书等劳动来养活自己。
对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和性质， 美国研究者刘易斯·科塞认为：“19世纪的俄国知识阶层在社会根源上是异质的，是教育和对社会问题的持久关心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被排斥在一个主要仍然受中世纪庄园秩序的原则所统治的社会之外，他们中既有来自社会金字塔‘下层’的，也有来自‘上层’的。那些来自‘下层’的是教士、商人、工矿主、贫穷的侍从的后代，有些是自由了的或逃亡的农奴（即无身份者）的后代。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团体或任何一个阶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固定的位置，因此，他们身处这个正式的社会，却不属于这个社会（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75页）。
如果说，家庭出身的多质性造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上的无所适从和与社会各个阶级的断裂，那么，文化上的分化则在精神上加深了这种趋势。
被誉为“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
俄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欧式教育，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受过教育，且绝大多数是受剥削的文盲,但他们却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守护者。于是，相同的一种文化却把“民族分裂为一小部分受欧式教育的精英阶层与众多的工农大众”，把他们和人民大众分隔开来，沦为人民大众眼中的“异己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了自己民族文化的“陌生人”（М. С.卡甘：“俄罗斯知识分子问世及特点”，《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经验批判》，叶卡捷琳堡，2001，第17页）。这一点，路标派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是一群孤立无援的患者——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路标 自深处》，莫斯科，1991年版，第88页）著名诗人布洛克亦有同感：在俄罗斯社会中，“不仅确实存在两种思想，而且存在两种现实：人民和知识分子，两种彼此之间根本不了解的人。”（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莫斯科，1963，第57页）
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脱节、与百姓深深的隔膜，导致知识分子把人民神秘化，这种倾向并进而升华为对人民的膜拜，这也正是19世纪60—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民粹运动的思想根源所在。虽然民粹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它对俄国社会和俄文化却有着难以忽视的巨大影响。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建设更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逐步树立了自己独特的“人民”概念以及对革命的崇拜和一系列相关的价值观（这一点也在народник 术语上得到了体现。其实，俄语中，народник一词本身原意是“人民派”，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并没有人民中的精粹之意，由我国早期翻译家译成“民粹派”引入后，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俄国，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固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以人民的身份为人民讲话”， 即使这种斗争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弗兰克著，徐风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俄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结构上的无根基性、思想和政治的漂浮性令他们深感失望和无助，同时又激起他们强烈的斗志，加剧了他们身上的激进倾向。屠格涅夫曾以“莫斯科的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来喻指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孤独和勇敢，确是非常贴切。
思想和行为上的激进倾向
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平民化有极大的关系。
平民知识分子是指来自非贵族阶级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等级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当时，他们就被称为разночинцы，意即不同阶层成员的群体。
如果说，在汉语里，平民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其来自平民阶层，而俄语里的разночинцы则突出的是他们不属于某一等级，是以自身的文化知识获得某种谋生的职位或者称号的人。
19世纪30年代中期，进入到大学学习的出身于军官、官吏、商人、农民和神职人员家庭的年轻人逐渐增多。他们希望通过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对他们来说，“学习是通往幸福的道路”。然而，当这些贫寒的俄国青年人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完成学业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处境——生活无着，精神无靠：他们找不到施展才华的位置，且俄国需要的是执行指示的官员，不要自下而上的“合作与创造”；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与自己观念相吻合的职业——不能从军、做官或者经商，而退回到从前也已经不可能。如此，他们既不能加入其他的阶层，又无法再回到自己以前的阶层中，从而陷入了“无根”的地步，被边缘化，他们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一腔热血化为满腹不满。
与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相比，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先天就有激昂的斗志: 接受了启蒙思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对自己轻而易举地获得的物质上的富庶和较高社会地位感到羞愧，进而生发出在人民面前的忏悔意识和“罪孽感”；而平民知识分子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和较高社会地位却需要靠自己顽强的拼搏，要与种种阻力做斗争。他们必须事事、处处都为自己去争取，这决定了他们对不平等的社会的仇视。
在贫困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双重困境中，尤其是后者，对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来说，更为痛苦，于是，虚无主义便应运而生——为了把“从一无所有变为拥有一切”，需要先否定一切，破坏一切，把一切翻个底朝天。
由于与人民大众相似的血缘，贵族知识分子已有的忏悔意识和“罪孽感”，在平民知识分子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平民知识分子认为：像自己一样的“文明的少数人”是被人民用血汗和劳动来养活着，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而“多数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他们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要为社会的进步服务，以“偿还”多数人的付出。“俄国的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样一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在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自己以前所属阶层的脱离，对国家政权的“背离”，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上陷入了无根的地位，这种情形又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的思想因而充满极端和激进。
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
倾向在行为方面的表现就是好走极端，这也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俄罗斯民族就是一个渴望“赤裸裸的激情，渴望脱去一切衣服，一丝不挂，撕下所有假面和装饰，只要万物光秃秃的真理”的民族（Вл·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这个民族的一切美德和不足，都与此民族性格有关。“要么全部都要，要么彻底不要”（Всё или ничего），就曾经数度在知识分子中风靡。
虚无主义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长久不衰，从19世纪中期的“打倒一切”，到白银世纪的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通通从当代生活的客轮上抛下去”，到当代知识分子宣称的为俄罗斯文学举办的“葬后宴”等都不难看到这种极端主义的痕迹。对此，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一旦行动起来，就会在善良与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向极端。”（德·安·沃尔科戈洛夫著，张慕良译：《斯大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在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上，这种极端主义更是不断再现，每一次更替都是对前面的彻底否定、全面批判。著名思想家费多托夫认为：“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与前辈脱节，每十年就开始一个新纪元。……这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是一个自相残杀的坟墓链。”有感于此，费多托夫百感交集：“俄罗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一百年就是其不断自我毁灭的一百年。” （费多托夫：《俄国的命运与罪孽》，彼得堡，1991年版，第68页）
在进入20世纪之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伊万诺夫-拉茹姆尼克也曾经对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战果进行过清点，他总结道：对俄国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是一个战斗的世纪。“这一史诗般的世纪之战使俄国的知识分子拥有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反抗力量；这场战争锤炼了俄国知识分子，就如同火焰炼铸了钢铁；这场战争把俄国的知识分子铸造成了一种在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伊万诺夫-拉茹姆尼克：《俄国知识分子史》，莫斯科，1921年版，第318页）
以这种姿态，俄国知识分子走进了20世纪。
（作者为西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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