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宋之法》是历史作家吴钩通过撰写一系列宋朝司法笔记，从法理、制度、刑事、民事四个方面入手介绍宋朝的司法制度的作品。全书通过援引大量宋人记录的法律案件，与宋朝法条相互参证，还原了宋代司法制度及其实践。本文摘自该书。
拆迁这事儿，并不是今天才有，古时候也经常发生。特别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自发的城市化比较迅速的历史时期，人们在城市中见缝插针一样修建住宅、商铺、出租屋，侵占街道，造成城市空间的拥挤。这时候，政府往往就会要求居民拆迁。比如宋代，便是这样一个时代。
宋代时，原来的“坊市制”已经瓦解，政府不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市民获得了自由建筑房屋与商铺的机会（在坊市制时代，哪里可以建房，哪里可以开铺，都由政府严格规划好），如此一来，城市难免显得杂乱无章。同时，城市商业的兴起，又促使商民们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在当时，这叫“侵街”。由于侵街严重，汴京甚至出现“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杨侃《皇畿赋》）的仄逼局面。
因此，从宋代史书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拆迁”的记载。如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宋太祖赴宴归来路上，发现汴京通利坊的街道非常狭窄，便下令拆迁部分违章建筑，扩展了道路。又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宋真宗曾令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将侵占街道的违章建筑拆掉，不过因为当时“方属严冬，宜俟春月”，又下诏暂停了拆迁。
需要说明的是，以前的拆迁，通常都是政府行为。至于民间的房地产交易，是不能使用强制拆迁的手段的，只能买卖双方坐下来谈价钱，谈不妥拉倒，谈妥了就签合约。当然，一些权势人家倚势欺人、强拆民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这不是社会常态。而政府拆迁，通常也是出于公共用途，比如为了拓宽街道、修筑城墙。
那么宋朝有没有拆迁补偿呢？有的。中国自古承认私有物权，拆迁作为对私有物业的征用，当然必须作出合适的补偿。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正月，汴京又出现了一次拆迁，因为要开挖汴京新城的四面壕沟，需“移毁公私舍屋土田”。
既然要拆迁，就涉及补偿，当时朝廷便委任一个叫杨景略的官员，专门负责拆迁补偿。根据拆迁的补偿方案，对土地被征用的民户，政府“估值给之，或还以官地”；被拆迁的官营房、民坟、寺舍，则由一个叫“京城所”的机构安排“拨移修盖”。
从这次拆迁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宋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物补偿，即由政府另拨官地、另造房屋给拆迁户；一种是货币补偿，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多少钱，史料没有记录。
不过，元丰六年闰六月的另一次拆迁，则留下了政府补偿 标准的记载。
当时开封府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容市貌整顿，按照规划，城墙内侧三十步范围内的官私建筑物都要拆迁，以便留出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负责拆迁工程的是开封府的推官祖无颇。祖推官统计了工程涉及的拆迁户数目，并一户一户参验地契，再根据当时开封府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出被拆迁物业的估值。总共有一百三十家拆迁户，共补偿二万二千六百贯钱。算下来，平均每户可获得政府补偿一百七十多贯钱。朝廷批准了这个拆迁补偿标准，由户部拨款支付。
那么每户一百七十多贯钱的补偿到底是高是低呢？这需要参照当时汴京的物价与市民收入水平。北宋时，在汴京街边摆个小摊做小买卖的社会底层人物，一天有几十至一百文钱的收入，一百七十多贯钱是一个底层小市民五六年的收入；从物价的角度来看，北宋开封的房价，繁华地段绝对是“寸土寸金”，一百七十多贯钱肯定买不了一间像样点的房子。不过，这次拆迁的房屋都在城墙附近，属于偏僻之地，又是一般平房，房价毫无疑问要远低于市中心的豪宅，北宋前期，在开封府下辖的中牟县，一百贯钱就可以购买到一套很好的住宅了。应该说，每户一百七十多贯钱的补偿是参照时价计算出来的，虽然不高，但还算在合理区间。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显仁皇太后韦氏附葬于永祐陵攒宫。高宗诏令拆迁攒宫禁地范围内的“士庶坟冢屋宇”，并出资购买禁地内的“士庶田产山林地段”。这次拆迁，宋政府是有补偿的，并强调人吏不得骚扰拆迁户。这次拆迁没有留下具体的补偿标准记录，但申明了参照市价加倍支付。
史书对上一年即绍兴二十八年的一次拆迁，则记录了详细的拆迁补偿标准。这年六月，由于杭州“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宋高宗命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高宗说，这个工程需要多少钱，临安府请先做个预算出来，报给尚书省，从皇室的内藏钱中拨款；尽量不要拆迁“民间屋宇”，如有拆迁，务必“措置优恤”。
负责拆迁补偿的官员叫张偁，负责筑城工程的官员叫杨存中。七月份，杨存中向皇帝呈交了一个报告，大意是说：根据筑城图纸，臣等做了实地勘察、测量，划定了建设路线，现在要修筑城墙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官府的“营寨教场”，只有少数“居民零碎小屋”需要拆迁。等筑城完工后，“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高宗同意了这个筑城方案。
张偁也向皇帝报告了拆迁补偿措施：“所有合拆移之家”，如果是业主，则在附近官地中拨给一块同等面积的宅基地；如果是租户，则由政府盖造公寓，“仍依原间数拨赁”；城墙内外，只要是“不碍道路”的屋宇，则“依旧存留”。此外，政府对所有的拆迁户，都补偿“拆移搬家钱”，业主每一间房补贴十贯钱；租户则减半，每间房五贯钱，另外五贯钱给业主。这个拆迁补偿方案，高宗皇帝也批准了，“出榜晓谕，候见实数支给”，禁止经手的官吏克扣补偿款。
杭州在南宋成为临时都城，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得令人咋舌。不过这次拆迁的民房也是在城墙附近，造价肯定远低于市中心。十贯钱刚好可以在两浙地区建造一间民房，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平江府建造瓦屋营房，“每间支钱一十贯文”。但请注意，宋政府补偿的十贯钱，是搬家钱，而非全部的拆迁赔偿款，政府还在“侧近修江司、红亭子等处”划拨出“空闲官地四十余丈”，分给拆迁户，等筑城工程完工后，“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租户呢？政府也有安排：“赁房廊舍，候将来盖造，仍依原间数拨赁。”这么算下来，这次拆迁的补偿确实“措置优恤”。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租户也可以获得一半“拆移搬家钱”，表明当时政府对租户权益的重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市场交易的发达，私人物权已经发展出多个可相分离的层次，比如一个房屋的物权，可分为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典权，等等。租户能够获得搬家钱补偿，并且政府还承诺要盖公租房租赁给他们居住，说明独立的用益物权是得到政府承认的。
每个拆迁户补偿十贯的“拆移搬家钱”，是宋高宗时的补偿标准。到了宋孝宗时，宋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又有所提高。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因为朝廷要修建皇后的家庙，需要拆迁“韩彦直房廊”，即韩彦直建来放租的公寓，政府计划给每家租户补偿三十贯搬家钱。这套公寓应该位于繁华地段，所以补偿费比较高。但这个补偿标准还是受到了反对。臣僚说，有些租户，自己在原租地上添造了房子，如果只补偿三十贯，“似觉太轻”，请委派临安府官员“再行审核，稍与添给”。最后宋政府提高了补偿标准：添造楼房的人家，增加搬家钱七千文；添造平房的人家，增加搬家钱五千文。
《大宋之法》，吴钩著，一頁foli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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