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身体还给情感：“智能穿戴”的社会学想象

智能穿戴设备正在日渐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许多人日常运动、饮食、睡眠、工作的追踪者和监测者，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人和老年人中收获了许多忠实粉丝。不可否认，智能穿戴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个体借由这些技术设备可以更好地优化管理自我生活，而且这些技术设备生成的数据图像还可以成为研究群体表征、社会互动和商业消费的重要依据，在未来甚至可以发展为一种“数字遗产”，成为人们追溯历史的重要素材。然而，我们时常也可以听到一些人诉说智能穿戴设备的使用结果与目的背道而驰的情况。比如，某人想用智能手环监测睡眠质量，结果偶尔出现的不太理想的“科学数据”反而加剧了他的睡眠焦虑，以至于出现失眠甚至身体健康变差的情况。又比如，许多青年人使用运动app来记录自己的跑步状态，每当跑到一定路程时，运动app就会自动提醒运动者“您今天已经运动多少公里，消耗多少千卡能量”，并提醒运动者休息，但是运动者自己可能会觉得状态尚可无需休息。

这种数据与感觉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社会学想象，让我联想到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外在技术手段来感知和监测自己的身体？为什么科学数据与自我感觉之间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不是我们不能仅凭感觉去认知自己的身体呢？又或者我们感知自我与世界的情感能力在下降？如果是的话，能不能避免呢？

在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会依靠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感觉是每个人生活的一种基本能力，它在个体情感与身体之间搭建起一座相互联结的桥梁。比如，农民在一整个秋季的劳作之后，会明显感受到自己身体上的疲乏与劳累，但是他却从不担心身体会垮掉，因为他相信万物蛰伏的冬季以及冬日里的暖阳会治愈身体上一切的疲劳；但是如果村中有一位族长离世，亲人们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种力倦神疲、身心交病的感觉，甚至整个村落都会陷入一种悲伤的氛围，以至于所有人都感觉需要仪式治疗和休息。自我感知的能力并非天生遗传，而是后天习得和社会化的一种结果，它需要在一个相对固定而熟悉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中养成，它是一种不可言传和不言而喻的个体知识，但却是支撑个体行动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人们会用语言、肢体和声音等各种形式来表达和呈现自己身体上的疲劳、疼痛、愉悦、快乐和悲伤，有时甚至连味道也可以成为人们观察和判别身体变化的一种方式，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衰老是一种味道”。

不仅如此，人们还喜欢注视和观察周围的人，习惯在茶余饭后谈论自己所观察到的他人的身体状态。如果某人身体受伤，人们会表现出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并祝愿他早日回到身体的健康状态，这是个人的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集体情感。情感捕捉身体的能力无法用科学解释，却总能够八九不离十地反映出身体的好与坏，从而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和潜在危害。赫尔曼·施密茨说，情感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充斥着整个家庭和社区，像天气一样准确地预报着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整体性氛围和共同体中成长，并不断养成一种认知自我与他人身体的情感能力。情感指向身体，身体也指向情感，两者始终纠缠在一起。今天，身体逐渐远离情感，情感认知身体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这无疑是智能穿戴设备受人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社会学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即传统社会中工作与生活是在同一个空间，技术习得与情感培养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在现代社会中，工作与生活是分离的，工作不断挤占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技术、法律、媒体、契约等编织了我们的大多数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以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完全看不到自己和他人的存在。情感的灵活性需要不断练习，然而作为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没有时间去感受自我，没有时间去观察他人，没有时间去关心附近和周围，更没有时间去建立关系，我们都成了“视而不见”的人。工作和生活的分离以及社会联系的弱化必然导致情感能力的下降，让我们的感觉不再敏锐，感情逐渐淡漠，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情感，情感与身体之间的桥梁开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在这种境况下，许多人误以为身体是麻烦的源头，于是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担心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神灭形消；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技术的帮助，寻求现代医学的帮助，不断去体检，不断用各种数据量化自我。智能穿戴设备呈现出的仅是一系列数据，但这些数据却成为我们判断身体健康与否的标准，我们成了数据的被监测者，成了数据的奴隶。一旦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就会搓手顿足、惴惴不安。在青年人中间，虽然许多人可以借由智能穿戴设备和数据构建一个边界清晰的“网络共同体”，实现一种无需身体参与的虚拟互动，但是它们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个人的存在性焦虑以及本体性安全缺失的问题。简言之，我们用科学数据来自我管理和控制身体，本质上乃是一种压抑情感的理性化体现，不仅无助于身体健康和个体社会化，相反还会加剧个体焦虑和不安。

科学数据并不一定能够真实反映个人的情感和身体，更无法保证个人日常生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今天之所以许多人感到情感弱化，需要用技术监测身体，用数据衡量健康，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遮蔽和压制了个体的情感，“狗屁工作”和“无意义的内卷”占据了太多原本属于情感活动的时间。其实，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己，渴望关心他人和被他人关心，我们并没有丧失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比如，一些人经常会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智能穿戴数据，分享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构建一份自己的社交形象，另一方面其实是在传递一种渴望与人交流互动的信号。又比如，一些人习惯去查看身边人的个人数据，看某某人今天走了多少步，今天看了什么书，其内心很可能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人，是一种交流的渴望。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许多情感是自然的，如爱、怜悯、仁慈等，这些自然情感应该是团结人而不是孤立人的，更不应该为个人带来麻烦和焦虑。自然情感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可以被所有人使用，我们不用思前想后、忸怩不安，因为公开表达强烈的情感，不但不会引发尴尬，还是慷慨真诚的象征，也是社会联系的象征。如果我们不断减少表达和流露自然情感，或者只是用一系列数据来表达自己的身体而将情感锁在一个不该属于它的茧房中，结果既伤害了身体也伤害了情感，既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最后只能留下一个异化的关系和社会。

意义无法同社会互动相分离，情感和身体亦是如此。福柯说，被社会驯服和改造的身体可以帮助个人获得某种幸福、纯洁和智慧，换言之，将自我投入到人群与社会中是获得幸福与智慧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天，虽然我们生活的城市社会不是滕尼斯语意下的那种共同体，也不具备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社会中的那种相似性，但是这些并不代表人们之间不能展开互动和交流。涂尔干在其代表作《社会分工论》中告诉我们，分工具有团结社会的道德属性，我们不应该忘记他的这份真知灼见。为此，笔者倡导以一种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来融入周遭社会和环境，即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局内人的视角参与到日常生活场景与空间中，细致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体会那些隐而不见的生活细节，并逐步建立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将会掌握许多不可言说却有助于理解他人与社会的隐性知识，通过对这些隐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我们将可以寻找到一种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契合关系”。在这种“契合关系”状态中，存在性焦虑将会大大减少，本体性安全将会大大增加。当然，在观察他人身体与情感，读取他人心智与行为的同时，我们也要真诚地向他人开放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将身体和情感还给社会。只有在这种生命的参与中，我们才能重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重建情感与身体的统一。

参考文献：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赫尔曼·施密茨：《身体与情感》，庞学铉、冯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莫里斯·布洛克：《人类学与认知挑战》，周雨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III》，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信睿电台：《智能穿戴：“量化自我”的愿景与“自我管理”的幻觉》，2022-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