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邵循正（字心恒，1909-1973）是治中国近代史、蒙元史的学术大家。1926年秋，他与二弟邵循恪一同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大学期间，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诗文和译作，体现出不俗的文学品味和外语能力，又陆续在学术期刊发表有关欧美国际法、社会学以及国际政治学说的多篇译、述作品，反映大学阶段专业学术训练的初步成绩（参详拙文《邵循正先生的几篇佚文（1949年前）》，《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1930年，大学毕业后，邵循正选择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史学部深造，专攻方向则转向了中国近代史。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邵循正1933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学位论文。这篇近二十万字的毕业论文，从追溯中、法、越南关系入手，对晚清中法战争的军事与外交作了系统、深入的研讨，虽然是他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第一部著作，却一鸣惊人，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被选入“清华大学研究院选毕业论文丛刊”并于1935年刊行，成为其成名之作。而邵循正的导师、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1895-1965），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首屈一指的研究专家，也是一位现代史学机构的优秀领导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将《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2000年再版
1929年，蒋廷黻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由南开加盟清华，出任历史学系主任，“一方面继续他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一方面则有意使清华历史系成为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学中心”（陈之迈《蒋廷黻先生的志事与平生》）。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之一《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在1931年刊行，“自序”指出：
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自序》）
他认定历史学“纪律”首先在于“注重历史的资料”，尤其“必须从原料下手”，且立志改变此前“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的研究状况，其第一步的工作，就是“用现代历史研究法，将史料选择编整起来”。这样一种由中、西一手文献入手的研究工作，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辑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单方面文件）来编的外交史资料”，后人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相提并论，称蒋廷黻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李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蒋廷黻（1895-1965）
入主清华历史系后，蒋廷黻提出明确的治系方针，“清华的历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而且，“除了兼重中外史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按1926年清华学校初设历史学系，首任系主任陆懋德已提出以“宜中西并重以资深造”为治学目标（《筹办历史系计画书》），但蒋廷黻将“兼重外国历史”的认识提升至更高的方法论层次，指出：“第一是外国史的本身有研究的必要，中国现在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了，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了。第二是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许多地方可资借镜的。尤其注意‘史学方法’训练，强调‘清华的历史学系一定要学生兼习西史，学到能领会西洋史家大著作的程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每门西史课程就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历史学系的概况》，1931年）。
关于“史系学生应该兼习的课程”，蒋廷黻也强调三点：
第一，外国文字不可忽略。在今日治学而仅能利用本国的文字是绝不足用的。除英文外，同学应于法、德、俄、日各国文学再学一种，这还不算专门文字如满文、蒙文等。第二，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也不可忽略。第三，哲学及思想：知一国、一时代的政治经济而不知其思想等于画龙不点睛。（《各系之组织内容与目的·历史学系》，1932年）
他从引领中国史学潮流的高度来打造清华史学系，直言“中国历史已成一种国际的学术”，“就全国各大学史系论，清华之史学系的新史学的成分最重，将来之成败全恃新史学之代表者能否一方面继承中国旧日的考据贡献，同时大规模的输进西洋的史的观念，二者缺一不可”。此处所谓“新史学”，在传统汉学考据方法之上，尤其强调运用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与方法，认为这才“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蒋廷黻通过“史学与社会科学交融”突破了传统“文史之学”的研究范式，他推行的社会科学化来源于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关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的主张（参看王宪明《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学”及马士的影响为中心》）。他不止一次表达中国史学在“考据”与“综合”两端的失衡现状——
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学在考据方面——审查书本史料方面——确乎有相当的成绩。这种学问是必须的，是我们应该继续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史学在综合方面是很幼稚的。
蒋廷黻希望清华历史系努力的方向“使我国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实际上，至1930年代初，学界已普遍觉察清华史学教研的气象焕然一新，“这个历史系的阵营堪称海内第一”。蒋廷黻本人也相信，若非战争爆发，该系“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据1934年入学的何炳棣（1917-2012）日后总结，“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的学风养成，最大因素即在于蒋氏之主政：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同学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炳棣接着坦白道，“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路的”。依此标准，邵循正或也是“这条大路”的同道中人。他由政治学系顺利转入史学系，师从蒋廷黻，所凭藉的优势，除了外语能力特别突出（兼通英文和法文）外，也在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专业的知识背景，具备不俗的社会科学素养。从早期发表的有关欧美国际法、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一系列译、著文章来看，邵循正对西方社会科学前沿知识的吸收、综合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这与蒋廷黻倡导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取向高度吻合。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二
按清华大学于1925年始设研究院，1930年代初院内“史学”相关的研究生方向，“因导师及设备关系，仅设有中国中古史及清史二门，前者由陈寅恪先生指导，后者由蒋廷黻先生指导”（刘崇鋐《历史学系概况》，1936年）。王信忠（1909-？）是比邵循正低一届的研究院毕业生，他感觉“当时蒋师提倡要以西洋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史，想创出一个新作风，因为那时的中国史学家，大都偏重于考据方面的”。他的清华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蒋廷黻指导下的研究生如何接受“治史的训练”——
蒋师本来在美国留学时，也是专攻西洋史的，回归后改而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说研究历史必须从史料着手，先搜集有关资料，不管是第一手或第二手，间接或直接，尽量的搜集；然后加以审核判断，才能动笔撰述，尤须注明出处，以供读者之审核。记得我们在清华研究院上他的讨论课时，他每星期指定十几册的史料或传记等，限我们一星期读完，下星期上讨论班时，各把自己阅读的心得和审核意见提出讨论，我觉得这种治史的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奠定我后来治史和写作的基础。（《我记忆中的清华，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
在蒋廷黻治下，历史研究所的学生负有“两个责任”：“（一）须知道中外古今学者对于其研究科（中古史或清代史）已得的知识；（二）作一篇毕业论文，在已得知识之上，又能有所发明。换言之，研究所要学生专门而又专门。”（《历史学系的概况》，1931年）“专门”以上，还追求“广大”，蒋廷黻以为“现在中国的史学界，如同一片莽原，我们都是开垦者”。他对历史系的学生这样说道：
中国史学界可作的事太多了。处处是史料，处处是问题，我尝说我们在史学界的人好像是垦荒的。可垦的地，必须垦的地，有如一个新大陆，全是日人所谓处女之地。我们做教员的并不是已经把这新大陆都开辟了，城市、铁路都修好了，我们只应领导同学去游玩了。不是的，教员们不过知道前面方向的大概，有了一点开垦的经验，而请诸位同学一道去占领这新大陆，一道去出汗，去受苦。
自主持系务以来，蒋本人做了许多“垦荒”的工作。他主张，“除兼重西史及社会科学以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在优先发展清史（近代史）的同时，积极拓展各门专史，尤其是西洋史与日俄史。在教师、课程、研究诸方面，蒋廷黻均有相当力度的改革，对于人才培养，更是煞费苦心。他在1931年说，“西洋各大学所立的外国史课程多注重其文化系统以内的国家。在中国的大学里，这个次第不能适用。所以清华去年加上日本史，今秋加俄国史，将来还须高丽、印度、缅甸、暹罗、安南各国的国史”。他鼓励青年学生努力去“占领新大陆”，同时，此种研究取向也配合了清华史学系的学科布局。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王铁崖（1913-2003）于1931年入读清华大学政治系，1933年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国际法学，是邵循正的老同学。他对当时清华史学科有一个观察：
蒋廷黻为安排清华历史系学科建设，培养一批中青年教师，就其所长，鼓励其分别专攻某一方向，填补研究空缺，如中外关系：中日（王信忠）、中俄（朱清永）、中法（邵循正）；专史:经济史（张德昌，梁方仲）；断代史：明史（吴晗）、清史（张荫麟）等。（“情况系王铁崖先生约在 70年代末见告”，参见张寄谦《邵循正史学成就探源——写在〈素馨集〉出版之际》）
关于清华特色的史学门研究生培养模式，蒋廷黻在晚年回忆录中，也有所交代：
就我所知，一九三〇年我们中国尚没有日本、苏俄、蒙古、西藏、泰国及越南历史专家，一旦我发现一个青年，认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话，我就说服他在研究院学习相关的语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
蒋廷黻谙知近代中外关系、边疆史地研究有诸多待垦的“荒地”，他十分注意留心人才，一旦发现兼具语言和研究能力的合适人选，就设法鼓励和推动他们出国深造，从事各项专史研究。当年有邵循正治中法关系史、王信忠治中日关系史、朱庆永（1909-1978）治中俄关系史、张德昌（1907-？）治中西关系史。可见邵循正作为蒋廷黻最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已成为布局清华历史学科的重要人选。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
王信忠于1934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翌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学成后返归母校任教。他与邵循正的学术发展路径极为类似，都是蒋廷黻学术计划的受惠者。他在晚年回忆：
蒋师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个深远的计划，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备受外患，内政也受极大影响，所以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先将中国近代外交史先研究仔细。因此他计划从清华史学系中遴选几位优秀学生赴日本、俄国、欧洲、美国等研究中日、中俄、中欧及中美等外交关系。史学研究所第一期毕业生邵循正兄被派赴法国研究，我是第二期研究生，被派到日本研究日本史及中日外交关系，此外又派了朱永庆兄赴俄研究俄国史及中俄外交关系，计划将来回到母校，合组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所以循正和我都于民国二十五年一起回国到母校任教。
蒋廷黻本人一生著述不多，他最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后改名《中国近代史大纲》）出版已在1938年，那是利用政治生涯空闲，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自定义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而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诚如李济所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蒋廷黻宣示史学研究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他在清华大学指导研究生所写的硕士论文，如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933）、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4），都是贯彻其的研究方法而取得、并为学界推重的代表性成果。
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之二”，1937年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刊行后，便有书评指出，“本著是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之一，是蒋廷黻教授指导下专题研究较早较重要的结果之一”，“不仅是中国外交史的记事文，对于相关的国际法原则，也有相当妥善的讨论”（瀛：《新刊介绍与批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4期）。本世纪初，张寄谦重新介绍此书，也指出“论文是遵循导师蒋廷黻的主张：研究中外关系史要尽可能地利用中国自己的档案、资料，在结合参照外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作得最成功的一篇”，并强调“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专著”（《邵循正的〈中法越南交涉始末〉》）。所谓“较早较重要”，“最成功”，乃至“第一部”，均应置上述学术语境中进行理解。
蒋廷黻作为历史系主任，为全面规划本系各段专史的发展，在邵循正研究生毕业后，考虑到他的语言基础和能力，决定派赴欧洲改习蒙古史，以填补清华历史系、同时也是本国历史研究的薄弱领域。张寄谦据此指出，“蒋廷黻对于邵循正学术道路的影响，不仅限于治学方法，也决定了邵循正学术上的发展前途”（《邵循正史学成就探源——写在〈素馨集〉出版之际》）。不过，邵循正这次选派出洋，也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即所谓“朱延丰出国案”。1933年11月，清华历史系在讨论该年资送优秀毕业研究生出国时，朱延丰（1906-1969）和邵循正两位毕业生的课程成绩和论文均为优秀，皆符合资送出国的条件，但是历史系最终只推荐邵一人留洋，引起朱的申诉。朱延丰比邵循正高一级，本系本科毕业,又留校任助教一年，导师是学界公认的大师陈寅恪，为何却输给了从政治学系转来的后者？有学者考察此案，据陈寅恪致梅贻琦信（1934年1月8日），证实“选派邵循正而非朱延丰是历史学系教授全体的意见，并非蒋本人独断”，“提出只派邵而不派朱的人并不是蒋廷黻，而是朱的导师陈寅恪，说明其中并不存在蒋个人感情的问题，也就无从论及徇私一事；同时也说明未派朱是考虑到其学术能力，完全是公正的”（参见梁晨《从朱延丰出国案看蒋廷黻对清华历史学系之改造》）。姑不论朱延丰“学术能力”究竟如何，从邵循正一方看，他在当时史学研究生中，无论语言基础、多学科知识，还是专业研究能力，都是拔尖的，以何炳棣归纳的“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这几条清华历史系人文通才教育的尺度来衡量，邵循正可谓标准的“清华制造”。在此意义上，也就可以理解蒋廷黻及历史系教授全体何以选择了邵循正，以及论者所谓“朱延丰出国案最终得以解决，不仅是蒋氏本人的成功，也是蒋氏改造清华历史学系的成功”。
三
1949年后，邵循正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多次的学术批判中，邵循正没有受过太严重的冲击。相反，作为民国而来的“旧派学人”，他很快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近代史研究领域，并且得到重用，成为十分活跃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赵庆云曾讨论建国初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新”“旧”学人并存的状况，如近代史所第一任学术委员会中有邵循正、罗尔纲、王崇武三位旧派学人，体现某种“兼容并包”色彩，参其《新时代的“旧史家”——以新中国“十七年”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心的考察》）。诚然，在史学观念与立场上，邵循正“从来不是帝王将相的鼓吹者”，他的基本观点与中共对于近代史的解释并无根本冲突，其早年所著《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批驳法国侵略，洋溢爱国情感，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亦属“政治正确”。但更关键的，在于邵循正能够主动自我“改造”，积极向左派史家靠拢，努力学习“革命”话语。他在北大的弟子兼学术助手张寄谦回忆说：
1949年以后，对邵循正在学术思想上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范文澜同志。两人在学识、观点上融洽互补。当你看到从来都是一目数十行翻阅书籍的邵循正，居然逐句地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时，不能不叹服大约只有类似范老这样人物的影响才会产生如此魅力。（《邵循正史学成就探源——写在〈素馨集〉出版之际》）
张寄谦编：《素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不少著述都提及毛泽东读过邵循正的文章，尤其对邵写作于1960年代初的《论郑观应》一文，评价颇高。查此说法，源自蔡少卿回忆：
1964年秋冬之际，我在北京顺义县天竺公社搞“四清”，一天下午遇到毛泽东女儿李讷，她上过邵先生的一门课，我是那门课的助教，且“四清”时她和我又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所以比较熟。她对我说：“毛主席也读过邵先生《论郑观应》等几篇文章，并称赞他，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真不容易。”（《我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秘密社会的过程》）
如此待遇，在“旧知识分子”出身的近代史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便是在整个史学界，亦不多见。蔡少卿还忆及，1961年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有“脱帽加冕”讲话，当年北大贯彻讲话精神，实行师徒“对号入座”，即选择一批青年教师，投到一些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门下，进行专业培养。历史系的党政领导要他去当邵循正教授的助手，并特别叮嘱：“邵先生是左派教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也是中国三大元史专家之一，你跟他去学近代史，必须像陈毅总理说的那样，恭恭敬敬地跟他学，要从端茶送水做起。”
蔡少卿：《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蔡少卿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至1960年代初，邵循正已经被党组织认可为“左派教授”，这是他努力进步的结果，而这种努力包括破和立的两面。有学者指出，“作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头面人物、也是老清华近代史研究学统最重要的继承者，邵循正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显著转型，他更多地疏离了早年所服膺和践行的蒋廷黻的史学传统，靠近了‘毛（泽东）—范（文澜）’近代史话语”（刘超《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除了前述自觉“补课”的行动，邵循正作为“清华学风”的正统传人、蒋廷黻的嫡系弟子及其学术衣钵的主要继承者，必须与以前的某些研究理念及学术师承关系“划清界限”。1949年后，蒋廷黻被贴上“反动文人”与“政客”标签，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已被打入另册。与蒋廷黻的师生关系，是邵循正背负的历史包袱。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中说：“1930秋-1933年底，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教授习中国近代史，毕业论文为《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邵瑜《邵循正年表》）按邵循正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除蒋廷黻外，有陈寅恪（清华大学）、洪业（燕京大学）、徐淑希（燕京大学）等人。此处故意避免提及业师蒋廷黻，而混言以相对安全的陈寅恪。
邵瑜：《欣欣此生──北大历史学者邵循正的求学、品格与生活》，新锐文创2021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清除“流毒”的另一标靶，是美国学者马士（H.B. Morse，1855-1934）。马士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蒋廷黻推崇的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标准版本”，也是他的研究试图超越的学术目标。在清华历史系有一个传统，读中国近代史的学生，两种书是必备的参考资料，一是蒋廷黻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册，一是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齐世荣：《深深地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邵循正很早在蒋廷黻的指导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著作，并深受影响。他在1950年代遭受的政治压力，也主要来自这一方面。张寄谦说：
对于他的批评侧重于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马士（H.B. Morse）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当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全国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影响，就是围绕马士等人。而邵循正私下说，马士的书，不是层次很高，还谈不到对他有什么影响。（《邵循正史学成就探源——写在〈素馨集〉出版之际》）
此处说马士著作“层次不高”“谈不到影响”，或是邵循正在特殊语境下为了“划清”过而言之。他在1956年促成《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的出版，目的恐怕也不会仅是“供批判用”。其所作“序言”首先说明“这部书在今天的中国翻译出版，是完全必要的”，学术理由有二：“一则因为它所引用的许多资料，现在看来，依然有不小的可以利用的价值”；“二则因为这部书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拿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说，虽然它们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史料的不断发表，而对于马士的论述做了若干的修改和补充，但就其最基本上说来，都是百变不离其宗的”。而后笔锋一转，又加但书，批评它为“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辩护的立场是“极为鲜明的”，“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最后总结说：
因此这部书最显著反映出英国官方的观点和赫德的看法。但不仅如此，这部书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替美帝国主义宣传辩护，因而实际上这部书曾经长期地成为美国大学中风行的课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序言》，1956年12月10日）
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后来再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新的“出版说明”实据邵序改写，比如“在此后几十年中，这部著作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参考书”一句，原话是：“此后几十年中，这部书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产阶级学者，成为最主要的参考物。”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些读者对于这篇序文的反应。有人在看过后，批评邵循正对待资产阶级学者采取的“客观主义态度”，似乎嫌他批判马士之流不够彻底，甚至读出皮里阳秋、明贬实褒的微意——“表面上好像要来批判它一下，而且有时也确实摆开了架势，但是在实际上，却对之爱不释手……事实上为资产阶级学者起了传播和推荐的作用”（李桂海：《为了批判，还是为了推荐?——评邵循正先生为“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所写的序言》，《光明日报》1958年8月9日）。
[美]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11月第1版
1956年，在北京大学科学讨论会历史学分会上，时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邵循正作题为《清除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和买办资产阶级观点》的学术报告，据会议报道的记录：
报告人在报告里举出大量事实表明，从“五四”运动以来，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即已和国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根株相连、沆瀣一气。他们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歪曲和诬蔑，以达到其反对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的目的。报告人着重指出屡在中国各港口海关税务局任职的美国人马士（H.B. Morse）所编写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一书的流毒，并揭露了现今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 K. Fairbank）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历史。报告人继而指出，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物，诸如胡适、蒋廷黻、郭廷以、张忠绂等的观点，实际上继承马士等人的说法，与帝国主义相酬唱，达到出卖祖国的目的。报告人也批判了陈恭禄生在解放前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反动观点。（《北京大学科学讨论会中有关历史科学论文的讨论情况》，《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该报告着重批判了马士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并一一点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宣扬买办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人物”如蒋廷黻、胡适、郭廷以、张忠绂等人反动观点，特别批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恭禄旧著《中国近代史》“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俘虏，这一本书是集马士、蒋廷黻等反动观点之大成”。可以说，邵循正在公开场合全面清算解放前“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流毒”，显示了一贯的反帝爱国立场。不过，与会的翦伯赞、严中平、石峻等学者还认为，这个报告“暴露较多，批判不够”。
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北大历史系有不少大字报的批判锋芒指向了邵循正。一封署“邵先生授中国近代史专门化课程综述”的匿名大字报有一个鲜明的标题——《以客观主义介绍客观主义》，历数邵循正讲过的四门课程，即“中国近代史史料学”“1840-1895的中外关系”“1840-1937的中外关系”“资产阶级学者有关著作介绍”，提出“一个总的印象”是：
客观主义相当严重，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观点运用是不够的，不能使我们看到近代中国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使我们看到的只是片断的史料订正、排列、各种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等等。邵先生偏爱“客观”的资产阶级治学精神贯彻到各门课程，而且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班的同学。（《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
文中还特别提到了马士，作者不满之处在于，“对于有些虽被邵先生简单批判的著作（如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言辞之中往往又流露出深为欣赏，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同学”。可见新时期新史家“转变”背后的种种曲折艰难。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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