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点校本出版拾零

《周书》修订本，中华书局，2022年11月版

《周书》是记述北魏东西分裂之后西魏和北周政权的纪传体断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由前辈史学大师唐长孺先生负责整理，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出版的第一种。从计划伊始，到1965年完成点校，制版付型，再到最终出书，绵历十余年，其间种种因由，通过留存下来的书稿档案，才得见鳞爪。

1958年，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后，中华书局随即正式启动整理二十四史计划。在同年10月拟订的计划中，整理二十四史被分为标点集注本和普通本两种系列，分别供专门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需用。在集注本中，鉴于清初李清所撰《南北史合注》芜杂疏陋，而后出考订以及石刻文字等资料大多为其所未见，南北各史的纷乱脱误又较其他各史更甚，故而有新编《南北史补注》的设想。不过二十四史的集注本始终未能落地实施。在同年最早的一份《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图一】，便已经确定南北朝各史分别由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承担，其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和《隋书》五种史书的标点整理者都是“拟约武汉大学”（《隋书》后来因武大、山大都未接受，另做了安排），预计完成时间则都是1959年11月。

图一：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

这一时期的点校整理分头在各高校展开，实际开展工作已经晚于计划的完成时间。1960年底，武大历史系内成立了校点小组，由唐长孺任组长，姚薇元为副组长，组员中还包括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正式开始点校工作。初步的整理计划是“先搞《周书》……其余三史，俟《周书》完成继续搞下去”，这也就使得《周书》成为“北朝四史”中最早整理的一种，而规模较大的《魏书》《北史》在此阶段一直没有着手。由于校点组也是第一次进行校史工作，标点和校勘的体例还处于摸索之中，加之时间和任务紧迫，初期也遇到一些困难。在1961年1月赵守俨所拟回复武大历史系《校点〈周书〉小结》的信中，赵先生特别强调：“各史的校点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是要求早日完成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保证质量，力求使这个校勘标点本成为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较高的校勘标点的要求。校勘工作的四个方面（引者按：指版本对校、本校、他校、吸取前人成果），需要非常认真细致才能做好。”这封回信中还提到总结出的校勘工作十条具体原则【图二、三】：

1.   凡改底本处，都要有校记简要说明根据和理由。改字需审慎，凡不易肯定或底本可通的，都不必改。

2.   底本未改字，但别本或它书的异文有参考价值的，或某家之说言之成理的，都可做一条校记。

3.   别本或它书有误，底本不误者，不入校记。前人虽有说，而我们认为不妥甚至错误的，校记也不必提及。

4.   各本间虚字的出入；它书及本史的另一处文字歧异，而文义无殊者：都可以不写校记。

5.   与它史及类书比勘，着重记其人名、地名、官名、时间的异文及文义较有出入者，史实的不同不入校记。前人对史实的考证也按这一原则处理。

6.   各本对校是最基本的校勘工作。凡版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校勘记只说据某本改即可，不必再牵涉别的书。某家说作某字是、应补应删某字，而我们取校的本子正有与他的说[法]相合的，至多在“据某本改”后面加一句：某家说作某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可举些旁证，但应力求简明。

7.   凡前人的校勘记或读史札记之类已发现的问题，校勘记引用时，一律指明这是哪一家的说法。

8.   殿本“考证”作为前人研究成果之一，只采其可用诸条并入新写的校记。即使以殿本为底本，也不再附印“考证”。

9.   校勘记对于采用各本、各书、各家之说的称谓要一致。可以用简称，但要避免前后不同。将来出版说明中请开列采用书目，并附注简称。校勘记文字的写法也请做到基本上一致。

10. 校勘记以一卷为单元，将来附印在每卷之末，以便读者检查。

今天回看这些原则，依然堪称是校勘整理古籍的重要经验，也基本上被今天的修订工作吸收。

图二：赵守俨回信中提出的勘工作十条原则（1961年1月6日）

图三：赵守俨回信中提出的勘工作十条原则（1961年1月6日）

这一时期书局和校点组还有一些书信往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4月石泉先生的来信【图四】。石先生在信中说：“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一个教师，从去年年底以来，在我系参加了由您局组织领导的校点北朝四史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走过（湾）[弯]路，进度很慢。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希望找到些多快好省的办法，以求提高新版本的质量，又能加快工作进度。……按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度与工作状况（例如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副组长姚薇元先生因课忙，始终也未参加这一工作……），能在年底以前完成北齐、北周二书（约四十万字）就算不错。”石泉先生还在附件中提出三条建议【图五】，其中第一条建议悉数删除《魏书》《北齐书》《周书》中原本已残缺、复经后人补足的部分，还各书以原貌。但因这一点关涉过大，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三书的既有形式，各书的残缺配补情况又有其复杂性，后来书局在征求专家意见后便没有采纳，只是在点校本的校勘记中做了阙卷和后人补足情况的说明。

图四：石泉先生来信（1961年4月12日）

图五：石泉先生信后所附建议

由于古籍校勘程序复杂，最初是将对校、本校、他校等步骤分开来做的。在1961年5月赵守俨出差武汉、济南的工作汇报中提到，“武汉大学校点的北朝四史，暑假前可完成《周书》、《北齐书》的本校和与《北史》的校勘，估计再有七个星期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从7月8日书局收到的卷十一《晋荡公护传》校勘记初稿来看【图六】，校点组确实也是先做了本校和校《北史》工作，而《册府元龟》因为卷帙庞大，翻检不易，通校工作是准备放在后面补做的。

图六：中华书局1961年7月8日收到的《周书》校勘记初稿

但由于校点组成员的教学、科研任务都比较重，一直不能集中精力进行工作，又受编写魏晋南北朝史教材的任务影响，时做时辍，《周书》在武大一直未能完成彻底点校。1961年底，书局便有了借调校点者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在赵守俨所拟“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图七】中提到：“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武大为了教材任务，北周、北齐二书不得不暂停。……武大担任的《周书》功亏一篑，《北齐书》也做完对校，并初点完竣。就进度来说，借调唐长孺先生也是可以考虑的。惟鉴于他正在编写教材，在系里担负的教学任务较重，……拟作为第二步进行。”这一次借调动议主要针对承担南朝各史的山东大学，促成次年王仲荦先生被调进京。1963年，由于经过四年工作二十四史点校进度仍很迟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指示各史的整理需争取在第二年内完成，最终在7月15日由教育部正式发文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四校（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图八】，借调唐长孺先生来京整理北朝四史，发文上的计划时间是“1963年内完成《北齐书》、《周书》，1964年内完成《魏书》、《北史》”。此时《周书》已接近于完成，需补作的工作并不多，而《魏书》《北史》尚未进行。

图七：赵守俨拟“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1961年12月11日）

图八：教育部“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发文（1963年7月15日）

1963年秋，唐先生和他的青年教师助手陈仲安来到西郊翠微路2号大院中华书局办公，由此开始了三年翠微校史时光。到1965年，《周书》整理完成，拟待发稿，在书局还保留有一份《重编周书目录的几项原则》【图九】和相应讨论记录。这份文档由唐、陈二位拟订，由古代史组提出在座谈会上讨论。《原则》中说“令狐德棻《周书》目录的本来面目已不可见，大致宋本比较接近原貌，但其总目与分目已互有分歧，南本以下多有更动，殿本增入更多，皆意为升降。今天重订目录不必拘牵各本，应该从读者便于翻检着想，大幅度地增加人名”。并将列传部分为正传、附传、附见三个层次，分别按不同格式编入目录。在讨论记录页上还能看到郑天挺、王仲荦、宋云彬、卢振华、冯家昇等各史负责人和书局赵守俨、肖项平的发言要点，讨论底本旧目、新目的关系，附传、附见两类的升降依据以及各史与此相关的特殊情况等。从点校本出版后的目录看，《周书》在付型时并没有完全采纳《原则》中的意见。

图九：《重编周书目录的几项原则》

《周书》付型之后，由唐长孺先生撰写过一个出版说明，本拟在次年即可出书。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少专家学者遭受错误批斗和不公待遇，书局也停止业务工作，集中搞运动，校点工作被迫停止。这也就使得二十四史点校本在“文革”前实际只出版了前四史（最晚的是1965年出版的《后汉书》），三年翠微校史的成品则以付型未印的《周书》《南齐书》《陈书》为代表，整理工作陷入停顿。

1967年5月，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指示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要求一两年内完成，并表示可以用前一阶段参加工作的“旧人”，点校工作又有了短暂恢复。在5月8日至12日间，书局出差至武汉大学，和当时的领导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以及“文革”中一系列群众组织了解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三位的情况：“我们和各组织联系过以后，由他们分头和自己组织的成员商量。五月十一日我们（有）[又]与各组织负责人联络，询问各组织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把这三个人调出来工作，也一致认为这三个人够不上反动‘权威’和四类干部。”并与三位先生商定了以5月17日为行期。

唐、姚、陈三位先生来京后，被编在负责北朝各史的第一组内。这年《周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序言（由第七组出版说明组负责）。按照这一阶段的计划，序言被分成二十四史总序和各史出版说明两种，前者重点要交代“封建史书的反动实质，对于各史书有共同性的反动立场、反动观点，加以批判”。在1961年10月21日出版说明组给书局“革命联合指挥部”的信中提到《周书》出版说明事：

我组接受的《南齐书》、《陈书》、《北周书》三部：前两种的原校点者未参加此次工作，体例可由我组来作；《北周书》系唐长孺同志校点，体例由他作比较合适，驾轻就熟，当然，由我组来作也无不可。又，《北周书》的出版说明已成初稿，因改作编校体例，所以搁下来没有修改。

这一阶段所写《周书》的出版说明初稿，目前还存有1967年9月29日、10月28日、11月3日、11月7日、11月14日、1968年1月3日等不同时间的草稿，篇幅不断删省，最后删到了两千五百字左右。据资料较为丰富的9月29日草稿前附的贴条说：“这篇说明初稿，是在唐先生提供的初稿基础上写成的。原稿资料丰富，写的太长（一万言），考证引证素材太多。我做的主要是简化改写工作。”这篇“出版后记”的草稿虽然最终也没有采用，唐长孺先生提供的较长材料也已不存，但里面还是有一些正式出版后的点校本所没有的内容，比如提到在存世宋本（即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百衲本七个本子之间，《周书》点校本底本最终选择武英殿本的理由【图十】：

在这七个本子中，我们选择了殿本作底本，原因是：南、北、汲三种本子流传不广，也没有胜于他本之处；局本即以汲本为底本。所以，这四个本子，就都不加考虑了。余下三种，论时代宋本最古；百衲本在宋本的基础上有所改正，声名很大；殿本在清代很少人敢非议，清末以来所有石印本、翻刻本，几乎全据殿本。百衲本出版后，由于张元济在诸史跋文中，一方面吹捧宋元旧本，另一方面又列举了不少殿本的缺点错误。因此殿本声誉大为低落，百衲本身价则大为抬高。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曾试行把宋本、殿本、百衲本进行了对校。现以经过比对的第一、第二两卷为例：在这两卷中，此是彼非、此非彼是的异文共25条。其中宋本错而殿本是的18条；殿本错而宋本是的6条；宋本、殿本同错的一条。如以百衲本和殿本比较，殿本是而百衲本错的14条，殿本错而百衲本是的7条。所以，单就这两卷的比对情况看，这三个本子，以宋本错得最多，殿本错得最少。此外，宋本和百衲本的古体、别体字较多，殿本一般都已改作通行体，排印也比较方便。因此，这次校勘《周书》，决定以殿本作底本。

图十：1967年9月29日《周书出版说明（初稿）》局部

由此可见点校者对于底本的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前期试校时对文字正误情况统计的，而在《周书》点校本出版说明中，只简单提到“在上列七种本子中，殿本刻误和古体、异体字较少”，大为简省。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思想路线和组织上的混乱，整理工作受到政治的干扰很严重，各史进展不大。随着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为期半年多的短暂恢复也旋即告终。

1971年，在毛泽东的批示下，点校工作再度恢复，并又一次借调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到京工作。6月21日书局刘德麟所拟初步计划中提到：“借调人员中以白寿彝、唐长孺、王仲荦为主，中华书局配备较大编辑力量，先修改、补写《南齐书》、《陈书》和《周书》的出版说明。……如以七月初开始工作的话，估计《南齐书》等三史的出版说明八月份能写出，年内即可出书。”在9月份向出版口汇报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时，也说：“这三史是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付型的。现在对于标点和校勘记通篇检查了一遍，发现点错的地方只是个别的，主要问题在于校勘记比较烦琐。为了利用旧版，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对于点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拟在出版说明里向读者交代清楚。这三部书，争取在国庆节前发厂挖版。在挖版期间，撰写出版说明，于十月中旬发排。”由于“出版说明”在撰写时又经反复修改多次，发排时已经到了年底，排出后又经审定，等到《周书》实际见书，已经是次年了。

回顾自1960年开始工作后，点校工作先是受限于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不能集中精力，体例也还处于摸索之中；1963年后各史点校学者在京集中整理，才有了较快进展；但1966后风云变色，政治翻覆，因为一篇《出版说明》，《周书》等三史迟迟不能出版。等到正式出书，已然是七年之后。《周书》篇幅不大，出版过程竟也充满波折，点校二十四史期间种种甘苦，恐已非身历其事者所能切实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