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于明清易代的相关情报最初得自两个渠道，其一是来自赴日商船船员的口述，即所谓“唐船风说书”。《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一则署期为“申八月四日 正保元年（1644）”，另一则署期为“酉六月三日”，内容是唐通事询问当时明朝灭亡及清军入关等一系列大事的基本情形。可见清军入关仅仅数月，消息即传至日本。而日本证实这一消息，则是由于上文所述日商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抵清朝境内的偶然事件。日本为答谢朝鲜送还漂流人一事，派遣橘成税、藤智绳等二人到达朝鲜东莱府。二人向朝鲜官员透露，德川幕府当局认为清朝送还漂流人是向日本夸耀武力，而关白叔父甚至“欲赴援南京”，对马岛宗氏则居中弥缝周旋。其实日使系由对马派出，不免有虚张声势、市恩朝鲜之嫌，但德川幕府高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清朝攻占北京反应激烈，当是事实。而二使所递书契则甚为傲慢，“全无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使得朝鲜当局十分为难，认为事涉不敬，难以原样“报知北京”。但橘成税、藤智绳二人态度强硬，以书契系“皆出于道春之手， 岛主亦不得改一字”（道春即林罗山）为由坚拒修改，反而借机向朝鲜东莱府使闵应协探问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当得知朝鲜臣服清朝之事实后，即出言威胁，“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实际日使不过虚张声势，回到对马之后，似乎并没有向德川幕府当局报告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专门为清朝与朝鲜缔交之事诘问对马岛主，“此处则南、北京消息连续相闻，而岛主素与朝鲜相厚，一不通报，是何故耶……以漂民之事言之，则清国送于朝鲜，朝鲜转送于我国，朝鲜与清国，果非相好而然耶？大明时朝鲜为藩邦。即今贵国之于清国，亦如是耶？”此事可见日本对于明清易代之情报，已开始经由多个渠道极力搜集，而不仅仅是经由对马倭使至釜山打探。
《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其中一则对于李自成事迹的记载颇异于中国史籍，兹引其局部并试译如下：
起义大将名为李自成者，乃陕西下辖延安府人氏，祖父官至兵部尚书，父亲在其幼年时期亡故。李自成二十八岁之时，正值崇祯七年，当年饥荒，大量百姓未能上缴赋税，因此延安府米脂县官衙逮捕百姓，加以为难。李自成见怜，代为缴纳逋赋，百姓悉免于罪。但崇祯八年又饥荒大作，米脂县衙因上年李自成代为缴纳逋赋，此次又勒令其缴纳。李自成回复：“上年鄙人顾虑百姓不便，因而出银缴纳，此次鄙人家计艰难，难以代为缴纳赋税。”职此之故，县衙将李自成逮捕入狱，朝夕摧残。当时受恩之百姓商议，李自成身陷囹圄，莫保朝夕，皆因怜悯我等，出银纳税之故，于是皆疾视县衙，一致欲救李自成出狱，以报恩。乃集合百姓约四五百人攻取县衙，决然救出李自成。并因此人数渐增，乃成大势。
米脂县李自成行宫中的李自成蜡像
李自成《明史》有传，其他中国传世史籍亦不乏记载。综合各种记载可知，李自成出身贫苦，其父祖未尝为官绅。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充当驿卒为生。崇祯元年（1628）很多驿站被裁撤，他因丢失公文，失业回家。同年冬季李自成因不能偿举人艾诏之欠债，被后者告至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治其死罪，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李自成杀死债主艾诏，并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至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不久便被参将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总之上引风说书所述与中国史籍记载出入很大。这份风说书末尾所署日期是“申八月四日 正宝元年”，即公历1644年，这一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关节，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南明建立等山河变色之大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可以想见，即便是当时的人们，在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也是惶然不知所措，难以知晓诸多大事发生的前后始末。实际上，在“大明兵乱传闻”这则风说书后，有按语曰：“虽一直向唐人各各相询，然因他们是远离北京之人，十人便有十种说法，全无一致口径。”并且，在这则风说书后，又有一则署期作“酉六月三日”（1645年6月26日），亦题为“大明兵乱传闻”。其中提及：“日本宽永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义军大将名为李公子者攻陷北京，崇祯自杀。”由此，可知李自成又被称为“李公子”。结合上一则风说书，可知明末民间曾广泛流传李自成不仅出身贵胄，而且仗义疏财，迫于官府淫威才被逼上梁山。
姑不论上述传闻真实如否，它起码反映了李自成在明清鼎革之际，一时确为民望之所归。 《华夷变态》所记的李自成，与后来《明史》塑造的“流贼”，形象上判然有霄壤之别。这并不是说李自成真就是所谓“李公子”，的确是堂堂大明兵部尚书之后。不妨先看看清初官修正史《明史》卷三○九《流贼·李自成传》的一段记载：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这段史料实际说的是李自成部将李信加入李自成义军的经过，而清初以布衣加入明史纂修行列的著名史家万斯同，在其私撰《明史》卷四○八《盗贼传·李自成》中对于李信事迹所记较详：
河南举人李岩者，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阉党，思湔其丑，尝出粟千石活饥民，饥民德之，称李公子。会红娘子蹋绳妓也，重信，掳信去，强委身事信。信乘间归，囚于官。红娘子来救，破囚，饥民之德之者，同时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杀令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岩。
这位李信，就是广泛见诸明清史籍记载的传奇式人物——李自成部将制将军李岩。 根据各种史籍记载，李岩颇具远略，在李自成部将之中可谓人中之龙。 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本来已被督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逼得走投无路，仅带少数部众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正是李岩在危急关头投靠李自成，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行均田免赋，编童谣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才使得河南饥民如大旱之望云霓，纷纷投入李自成麾下。实力大增的李自成军也从此一改流寇杀掠之作风，而决意问鼎中原。但李岩似乎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李自成进京之后，便对他日益疏远，山海关之战大败后农民军自北京仓皇撤退途中，大顺丞相牛金星向李自成进谗言，言李岩有异图，李自成乃“令金星与岩饮，杀之”。李信的人生经历，是正统史书讲述功臣宿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类故事的极好注脚。李岩以贵胄之裔而见疑于官府，不得已投身事“贼”，胸怀远略却不遇明主，终于在小人攻讦之下含冤而死，所幸他有一位红颜知己红娘子，从而给他悲苦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暖色。 行文至此，如果把他的故事与上引风说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后者所述，其实不过是将李岩事迹改头换面，加到李自成身上，但不见红娘子的事迹，并且年代稍有提前。实际上，根据中国史料记载，明末的江南地区曾长期将李自成与李岩误作一人，对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有曰：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间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
计六奇出身明末南直隶的无锡，根据他的记忆，李自成起兵时，在当时江南地区就已经将其误作贵胄公子，而非草莽匹夫出身，并且在李自成入京之后，这种传闻仍然广泛流传民间。 而赴日本的商船多从江南滨海地区出发，将此传闻带到日本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继续追询下去，会发现历史的真相更加邈远难求。上引史料中屡屡提及李岩原名李信，乃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对此，清代学者俞樾一再力辟其非：
余因有李栩事，存疑一条，已刻入《壶东漫录》矣。疑李精白为逆案中人，海内之所切齿，故一闻有以李氏子从贼者，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实则李精白之子是李栩，而非李信，在修《明史》诸公亦未知此耳。惟李精白止见魏忠贤崔呈秀传，不知何处人，杞县乎？颍州乎？此事迄未能定。光绪辛巳岁，汪柳门侍读主讲西湖学海堂，与余时相过从，余以柳门前官少司成，因问：“有前明进士题名碑乎？”次日以刻本数册见示，盖非全者。余初不知李精白何科进士，随取一册，信手翻览，即见“李精白”三字，乃万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进士，河南颍州卫军籍，直隶颍州人。然则杞县李信诚非其子矣。且以河南颍州卫军籍中式，则世以杞县李信为其子，其传讹亦非无因。数载之疑，一朝而释。夫李栩以贵游子弟，毁家抒难，为国捐躯，是亦一奇士。观其降箕之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余因为考论之，如此庶足慰彼九泉乎？
俞樾仅仅指出李岩非李精白之子，李精白之子另有其人。而明末曾亲身参加大顺军的河南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则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康熙《杞县志》中附有一篇《李公子辨》，也断然否认李岩是李精白之子，更认定杞县举人李岩实为乌有。顾诚曾依据上述史料，撰文主张李岩是封建史家出于丑化李自成的需要而捏造的人物，其说一度产生广泛影响。可是2002年河南博爱县唐村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的“李氏家谱”被发现，其中明确记载了李岩事迹，无疑又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目前看来，李岩实有其人当无疑义。
与李岩相比，李自成的事迹则争议较少。可是《华夷变态》卷一收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其中亦有费解之处：
孤谓，天命无常，任人自为，故不惜他兵费饷，御马牵车。君涉道路，与朱天子共镇山河。集兵聚众，业已四百余万。南面称孤，挺刃横行，改元年、上尊号，谁得而非之？乃犹服诸侯之服，名诸侯之名。然所行所为，皆里节制，但不奉昭代律令耳。岂欲比明公忠于朱皇帝之职分也？顷者，接明公谕，中间致抚剿之说，陈布阵之法，度费支之用，既井井昭明勤王之事，明公真朱家第一人也。第职业有不克逮者。明公远引往事，近授昭代，如某某兴废以谕孤，孤岂不知。然屯辈或以夷狄乱华，或以土司召衅。乌而合者，翼而奔；鼠而窜者，徐而毙，时势不同，而攻取之术非也。今以屯概孤，谬矣。孤之始末，明公虽知，然未得其详。孤本山东人，父业履，母织衽。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逃兵二百余人，奔小路，走河南，慨然有戏犹之志。不意为众获，孤述平生品行，遂推孤为盟主。而不自量力而追捕之，孤遂与二百余人挑戈接战，决屯首领，因归帐中，计招募义兵，一日数百余人，十日之外，连归几万，会云雨聚，若天之所使，神之所翼，而招携所到，无往不附，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然初无图大之志，与天子抗礼。乃众公不亮，数上征伐之议，驱策百万之师，仓忙之际，无以逃命，始安志触天子之怒，勤明公之力，耗有限之帑金，杀无辜之赤子。孤虽死罪万，亦由众公激云也。众公太孤媚主，不能佐朝廷，今日欲图孤，明日欲抚孤，聚讼盈庭，无有定准，是诈伪先自朝廷。孤即欲仆戈统甲，放马归牛，安知不为笼络之计？众公既抚孤，而议伏兵襄侧，列阵河南，孤是以有太行之役。且命数下罪，师复诡名，捣我巢穴，入我心腹，孤是以有半路之师。去年八月，孤以用兵劳苦，稍出安息，于武官小偶，一卒不残，一人不杀也。而众公议率诸将，（双）〔？〕我士卒，乱我大军，孤是以有平复之役，何往不由诸公激者哉。今明公鞠躬尽瘁，何啻武侯；战胜攻取，何亚淮阴；爱人养士，岂言吴起；牡垒兵法，奚孙膑如，（北）〔此〕数长谁可当之？而独事利害，计之得失，何明公不能逆睹也。夫孤自起兵二十年，少者壮，壮者老，当时岂无议灭孤而朝食者。而势有不可，恐大师一动，安危倚伏，稍有败乱，即孤乘胜之余，谁敢当者。雷震风疾，天下可席卷而（府）〔附〕矣。即来谕云，其动精兵二十万，饷四十万，集兵某处，结某地某山某水，何以即死，降者免戮，战者依法。呜呼，将安用此诡词耶？孤虽驽心，尝窃读兵书云，上将洩者一军役， 中军洩者罢金鼓。今以万难度云事，而明公洩言，所谓愚将军、散士卒而已，非所以愚孤也。孤之略步兵六十万，马四万匹，与明公会猎于襄江。此太行之左，法河南之右，前向武当，复皆广水。东南西北阵伍俱齐，旗帜金鼓号令森严，兵有纪律之先，（鍑）〔复〕何敢侮明公而夸口哉。至于抚孤一说，更有可叹。降兵有叙，越次者无一年之赏，无一米之施，或头领愿降者，仅一官半职而已。且明公以饵诱头领也，掩耳盗铃也。呜呼！孤即愿降，岂爱一官半职而已被诱哉？能割荆襄一带以属孤，自此以往，奉昭代律令，万明朝（朝）历朔，有逆事即为外援，无事即为内镇，至便也。给赏虽小必加，罪过虽微必罚，至当也。所谓独（座）〔坐〕穷山，放虎自卫，此之谓也。明公若奉之，奏之朱天子，得孤无异心，彼此两休，何待战服？如不我允，以孤为矫妄云谈，孤好自此绝矣，孤武自有奋矣，孤与明公议自有对矣，明公又何辞为？呜呼，大丈夫处世，不为明帝明王，即为首君尊肇。俛首求活，虽妇人女子不肯，况堂堂英雄，时有血惟哉？
根据该书末尾按语，可知它是李自成写给史可法的书信。此书是由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持至日本，来历不明。谢国桢曾提及：“李自成覆史军门书、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日本书、郑锦舍檄文……等数篇，皆为中土所佚。但有人疑李自成覆史阁部书为伪者。”细阅此书，确实有与多数史籍扞格难通之处。 如其中李自成自述身世云，“孤本山东人，父业履，母织衽。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不见于中国任何传世史籍记载。并且按语中有南明建立后“随即檄召三边总制吴三桂歼降流寇，生擒元凶李闯。当即割肝祭庙，大快敷天”等语，无疑与书信内容自相矛盾。根据信中“能割荆襄一带以属孤，自此以往，奉昭代律令，万明朝（朝）历朔，有逆事即为外援，无事即为内镇，至便也”等语来看，则应是李自成为清军所迫放弃大顺旧都西安，南下襄阳、邓州之后，其时约在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二三月间，当时李自成迫于清军压力，确实有通过南明军阀左良玉（时驻军武昌）与史可法通书谋求联合抗清之可能。可是李自成若在北京为吴三桂所擒，被“割肝祭庙”，自不可能复书史可法。 但该信确与李自成南下襄邓后的历史情境若合符节。 至于李自成自述“孤本山东人……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或出于一种自我标榜和谋求和解之策略亦未可知。信中李自成自述“然初无图大之志，与天子抗礼。乃众公不亮，数上征伐之议，驱策百万之师，仓忙之际，无以逃命，始安志触天子之怒，勤明公之力，耗有限之帑金，杀无辜之赤子”，这是说崇祯十三年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有问鼎之心，亦甚合情理。信末按语提到吴三桂擒获李自成之事，在南明境内确曾广为流传，以至于史可法不得不上书弘光帝请颁诏以稳定人心，其无非反映了南明建立之初朝野急于复君父之仇的普遍心态，为此甚至不惜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在笔者看来，该书即为时人伪作，其史料价值亦不容等闲视之，至少其中有相当多的公道话，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对李自成有同情之处，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李自成这样一个乱世枭雄提供了不同于官修正史立场的新视角。
（本文选摘自《风说书的世界：东亚视域下的明清鼎革》，陈波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