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其他波士顿人》：数字里的美国梦

《其他波士顿人：美国大都市的贫穷与进步，1880-1970》，[美]斯蒂芬·塞恩斯托姆著，温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348页，68.00元

如果你了解美国城市史，你一定知道斯蒂芬·塞恩斯托姆（Stephan Thernstrom）；如果你想了解美国城市史，你一定要知道斯蒂芬·塞恩斯托姆。在史学界，那些能够对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新解释的学者并不多见，那些能够开创新研究范式的学者也算得上是圈中顶流，而塞恩斯托姆几乎都做到了。在《其他波士顿人：美国大都市的贫穷与进步，1880-1970》（The Other Bostonians: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他将目光投向美国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试图用最可靠的数据告诉我们，这种流动性究竟有多高。

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传奇总是津津乐道，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星巴克之父”霍华德·舒尔茨以及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都是美国穷小子变成精英的典型。他们的经历，在不同的年代里提醒着一代代美国人，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4-1899，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大多描写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成功）的故事永不过时。事实似乎真的就像劳伦斯·塞缪尔说的那样，在美国，“任何怀有果敢精神的人通过辛勤劳动都可以登上胜利的顶峰”。美国社会乐于标榜自己的社会流动性更高，以此来说明美国是一片人人都能找到机遇的乐土。可是，这样的看法到底是真是假？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4-1899）

关于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总是不时地成为美国学界的热点。与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不同，塞恩斯托姆并不致力于建立某种研究模型或者分析框架，也不是只盯着当下不久之前的一段时间，而是运用史料尽可能客观地、从长时段的视角呈现美国社会流动性究竟是高还是低，为“缺乏历史深度的调查”（《其他波士顿人》中译本第4页，下同）赋予历史深度。《其他波士顿人》是截至七十年代，史学界对美国社会流动问题最为详尽全面的研究。在这里，塞恩斯托姆梳理了将近一百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与波士顿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们，相比欧洲国家，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的确更高，劳工阶层子弟有更多机会挣取比父辈更多的财富或是到达更高的社会地位。社会科学界对同一时期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桑巴特在1906年就注意到，普通的美国工人认为自己有很大的可能从自己的阶级中脱颖而出。

这不是塞恩斯托姆第一次用详尽的数据展示城市社会的肌理和风貌，早在1964年出版的《贫困与进步》（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中，他便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马萨诸塞州海港小城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作为研究对象，从职业和财产变迁入手探讨这座城市的社会流动性，回应了关于霍雷肖·阿尔杰的迷思。他想告诉我们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想靠着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究竟有多少希望。与《其他波士顿人》相比，《贫困与进步》的材料更为有限，研究对象尚不足三百人，而且其中大约半数人的资料未能贯穿始终。更重要的是，纽伯里波特的人口在十九世纪末停止了增长，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流动性如何变化已然不可考，对于该地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完全成了一段死去的历史，不要说由此观察整个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连了解当地社会的后续变化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贫困与进步》的出版，还是被史学界视作“新城市史”（The New Urban History）创生的标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有受到计量方法影响而产生的种种“新”史学中，新城市史位居概念最模糊、定义最不明晰之列。新城市史的形成，与传统城市史关系不大，而是得益于新一代美国历史学家致力于自下而上重写美国历史的努力。凭借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本无法为历史研究所用的材料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新城市史家希望借助它们重建历史上普通城市居民的日常经验。他们最常使用的材料就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手稿和数据汇编，最关心的议题包括城市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性、族裔和种族差别，以及阶级的形成。《贫困与进步》引起了许多年轻学者的效仿，通过计算机分析统计数据回答微观层面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研究一时之间蔚为大观。从该书到《其他波士顿人》，塞恩斯托姆的研究技术日渐成熟，选题的确定、史料的抓取、数据的分析、逻辑的建构，都有不少可取之处，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客观公允。

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对于新城市史家来说，可靠的、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无疑是研究的基础，塞恩斯托姆当然不会例外。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对波士顿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其实就是对男性职业变化轨迹的研究，是以纵向的社会流动为主，同时兼有横向的空间流动为辅的研究。为此，作者依托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十年一次的人口与经济统计，以七千九百六十五名波士顿男性为样本，将职业分为高级白领、低级白领、技术工人和低级体力劳动者四个类别。作者在1880年人口统计中选取姓名，追踪他们及其后代在1910年的婚姻登记、1930年的出生证明和1958年的城市名录（City Directories）以及相应年代的完税证明中留下的信息，同时以爱德华·劳曼1963年对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和贝尔蒙特市的访谈为参考，将这五个时间节点的样本置于1880-1970年间的人口统计中，梳理出职业变化的轨迹，以此来判断不同群体的波士顿人，在其一生中可能会如何改变自己的境况。塞恩斯托姆不但运用了大量前人所不常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孤立地利用这些材料，而是将它们相互关联起来，形成数据网。作者将上述五个样本的信息录入电脑，在超过两百万个案例中通过姓名发掘代际关系，再将职业筛选出来。作者特意在附录中说明样本来源、抽样方式、损耗和稳定率等问题，足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学习。

在波士顿这样人口众多、来源多样的大都市里，社会流动性对于背景不同的人，显然是不一致的。经过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思潮的冲击和各类社会正义运动的影响，那些长期被史学家忽视的因素逐渐浮出水面。塞恩斯托姆意识到，家庭出身、阶级、族裔和宗教信仰都会影响一个波士顿人的机遇。父与子之间、本土白人与外来白人之间、职员的儿子与工人的儿子之间，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中，眼前有不同的选择项。作者发现，“爱尔兰人攻下波士顿的政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并没有惠及移民一代，而是造福了他们的子女……样本证据可以让我们从中分离出1860年代和1870年代出生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在爱尔兰人攻下波士顿的政治之后展开的，而且可以将他们的成就与其他群体的记录进行比较”（149页）。整体看来，移民二代改变阶层的机会小于长期居民，移民一代更低。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俄国裔犹太人移民的第二代在社会阶层的跃升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甚至超过了东北部其他地区的白人移民；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表现平平，非裔美国人身陷社会经济泥潭、难以脱身。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塞恩斯托姆的结论只能说是中庸甚至平庸。他既没有颠覆过去的研究者们得出的美国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基本结论，也没有完全否定相反的观点，而是以“有却不多”的态度将二者调和起来。不过，他将大量个人层面的材料加以串联、整合和比较，从而发掘出个体经验背后的共性和意义。这样的研究方法既可以在历时性中呈现城市人个体命运的变迁，又可以在共时性中揭示城市不同群体的特征。

但是，塞恩斯托姆的研究以数据为基础，数据的多寡优劣直接决定了研究的可靠性，这是新城市史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本书在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引用了城市名录作为参照，但名录里收存的信息主要来自波士顿市，对于周边的市县郊区则很少涉及。倘若作者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类似纽伯里波特这样规模不大的城市，或是纽约市这样行政辖区很大的城市，名录基本够用。但波士顿地区向来以碎片化著称，郊区化进程启动较早，萨姆·巴斯·沃纳发现，早在1900年，波士顿中产阶级“将要居住的地区，是城市的32倍之大”（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3）。新城市史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孤立地看待研究对象，研究者将流动性与城市中的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只是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描绘了特定城市中某个群体是否存在纵向的社会流动，却没有将这种流动性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没有考察其间的关系。本书也不例外，我们很难看到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对社会流动性差异做出解释，似乎走进了这本书，就是走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数字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史学思潮变动的冲击之下，随着族裔、性别、阶级等成为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维度，随着文化现象日益受到重视，社会流动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可以多角度解释的问题，单独依靠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已经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流动了。

与《贫困与进步》所得出的悲观结论不同，《其他波士顿人》揭示了近一个世纪里波士顿的社会流动性，发现波士顿人从蓝领变成白领、从体力岗位变成技术岗位的可能性比纽伯里波特更多。作者并且在本书最后一章里，以波士顿为出发点讨论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流动性。不过塞恩斯托姆承认，社会流动性虽然存在，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流动的空间其实非常狭小——在纽伯里波特，劳工阶层子弟“向上的职业流动仍然没有让他们摆脱工人的身份，而他们的财富虽然有所积累，但距离真正的富人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贫困与进步》，223页）。即便是在数据更乐观的波士顿，“1880年至1968年间，波士顿居民职业模式的一致性令人印象深刻。一开始是作为体力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男性中，大约四分之一在中产阶级岗位上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做白领工作的人，有六分之一后来下滑到了蓝领岗位”（268页）。蓝领变成白领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要想成为“高级白领”也就是进入公司管理层，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与塞恩斯托姆差不多同时，彼得·奈茨1971年出版的《1830-1860年间的波士顿平民：一项关于城市增长的研究》（The Plain People of Boston, 1830-1860: A Study in City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探讨了内战以前波士顿普通大众的社会流动性，其结论与《其他波士顿人》相仿。奈茨比塞恩斯托姆悲观，他笔下的波士顿，在1860年内战爆发前夕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高度隔离的居住模式。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更是指出，高社会流动性是意外而非常态。所以比起霍雷肖·阿尔杰，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中的结论更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投错了胎。说得再简单些，要想变得富有，还是得有个好爹才行。

可他们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在美国社会产生广泛的回响，直到今天，美国历史仍然常常被解读为一个良性循环——普通人有足够的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甚至从底层跻身精英行列，这样的社会流动性创造了财富、自由和正义，从而又为更强的流动性提供了支持。可研究显示，尽管美国梦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从经济底层跃升到顶层的可能性如今变得更小——就在塞恩斯托姆研究的年代里，美国人的可能性还更大。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发现，美国人高估了人们从经济阶梯的低端攀升到高层的可能性，欧洲人则低估了这样的可能性。数据显示，美国人以为百分之十二最穷的孩子会上升到顶层，但实际数字大约是百分之八；法国人估计百分之三十五最穷的孩子会被困在目前的阶层，而实际数字是百分之二十九。美国精英阶层正在关上大门、收起梯子，曾经这些大门向他们敞开，曾经他们借助这些梯子坐在今天的位子上。小布什政府把税收激励和政府津贴给了石油和钢铁公司，新能源和医疗卫生企业则从奥巴马政府受益。托马斯·皮凯蒂发现，在2009-2010年间，百分之九十三的收入增长流入了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钱包。连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伦·克鲁格也不禁慨叹，不平等塑造了美国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这正是马克思预见的未来，他写道，资本主义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塞恩斯托姆对社会流动性问题的回答，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但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过时，这段距离因何变得遥远，同样是值得追寻的方向。他的学术生涯告诉我们，以发掘过去为目标的史学，其实从未远离当下。历史对于后来者，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可对于当事人，历史却可能是爱国者的鲜血，可能是流亡者的热泪。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何等希望将他们的故事翻找出来，讲给后人听。《其他波士顿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仅仅是作者发掘失语者声音的努力，以及为了这种努力而尝试的方法，就值得我们一再拿起这本书，因为他让我们感受到怜惜的力量——怜惜那些淹没在数字后面的普通人，更怜惜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不竭的奋斗和不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