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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军编练的缘起与纷争:真的是甲午战败引发的么

甲午战时编练新军之议,始于北洋德员汉纳根。

以往诸多论著认为清末新军编练起于甲午战后,因甲午惨败,清廷决心改革军制,效法西式练兵,遂在战后大改革中编练新军,前因后果顺理成章。实际上,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湘、淮军中便已采用了洋枪洋炮。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两个多月,清廷即开始了新军编练工作,甲午战后此起彼伏的变法、自强之声更是促进了此项工作的发展,并最终在清末新政时达到了高潮。鉴于辛亥革命时新军的地位与作用,有人曾言是清廷一步步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北洋德员汉纳根的练兵计划

甲午战时编练新军之议,始于北洋德员汉纳根。汉纳根为德国陆军军官,受聘于北洋军中。甲午战起,汉纳根在大东沟海战中“奋勇效力”,获得宝星并加提督衔。10月23日,谕旨以汉纳根“久在北洋当差,果敢性成,打仗奋勇”,“平日训练有方”,命其来京供总理衙门面询事件。

清末新军编练的缘起与纷争:真的是甲午战败引发的么

汉纳根 资料图

28日,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敬信、汪鸣銮、张荫桓及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诸人在总理衙门见汉纳根与德璀琳。汉纳根针对日军已进入奉边、关外防务吃紧之际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接济宋庆兵力,并命宋庆毋与日军大战,以小战牵缀日军,且战且退,与后路接应部队相会;二、速购智利出售的战舰;三、赶紧训练十万新军,三者缺一不可。此当为编练新军的正式提出。

10月31日,汉纳根向总理衙门呈递详细的条陈节略,指出以现今清军的战斗力,“平内患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因日本早已明晓旧式军队不可恃,故自明治维新起专仿西法整治军队,“通国之兵皆经精练,号令听于一人,器械皆用一律”。汉纳根认为在冬天封冻期内应赶紧新练战兵十万人,前后分作两队,悉照德国军制,由一统帅主之,使号令、军械、阵法划一。并用一洋员为军帅,各营统将亦用一洋员为之教习。汉纳根以西法练兵之议得到了诸人的认可,翁同龢亦于奏对时力保汉纳根。

胡燏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广西按察使。1894年胡燏棻入觐,会甲午战争爆发。11月2日,谕旨命胡燏棻驻天津办理前敌粮台事宜,准其专摺奏事,并要他与汉纳根会同办理招勇教练事宜。11月15日,胡燏棻再次收到电寄上谕,要求其会同汉纳根一起募练新军,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操练,悉心筹划练兵章程,“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

11月26日,胡燏棻上呈统筹洋员汉纳根召募洋将练兵添船购械各节摺,其中练兵一节“以时势急迫,十万人未易骤集,当与汉纳根再三拟议,始定先练三万人,购备五万人枪械,并募洋将八百员,约需经费银一千余万两”,并指出有“筹款、购械、求将弁及约束洋将”四难,上谕著督办军务处与户部核议。然督办军务处在奏复时却否决了汉纳根的练兵计划。12月19日上谕:“督办军务处奏,洋队应暂行停办,留经费为购船置械之用。又奏,洋员汉纳根与臬司胡燏棻订购枪械,请饬部照数拨银。均依议行”。至此则汉纳根编练新军之事遂中止。

缘何汉纳根编练新军之事起初得到诸人的认可,现却骤然停止?总的说来,编练新军必须“权操于我”,但汉纳根却系洋人,再加上人员、经费等诸多原因,遂有此否决之议。

胡燏棻在奏摺中指出汉纳根建言献策的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从中牟利。他又援引唐安史之乱、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戈登洋枪队之事,恐事权过重,洋员过多,积久难以约束,练兵虽解眼前之急,亦当为日后长计。盛宣怀给在京门人王庭珠的信中写道:“汉纳根练兵之事,李高阳颇不以为然。张小传与汉纳根素有嫌隙,在高阳前极言汉不可用,用则后患无穷。”(笔者按:李高阳即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张小传,即张绍华,字小传,时办理粮台事)盛宣怀亦认为汉纳根所开洋员薪水、外洋军火运费及军饷等费超出了合理之范围,“是其筹办之初已不免有额外需索之病,则将来更何以善其后”。盛宣怀还在致张之洞的电文中指出:“汉欲独揽饷权,胡请停罢”。《翁同龢日记》所记:“胡直斥汉为贪利无厌,而汉已禀一切购定矣”,“此事全系胡燏棻簧鼓以致中变”。由此可见胡燏棻等人对汉纳根的排斥。

督办军务处之内部分歧也是汉纳根练兵计划中止的一重要原因。据马忠文分析,随着日军占据朝鲜全境,并渡过鸭绿江一路向北京进击,京师告急,这使恭亲王等加紧了寻求谋和的途径。在此背景下,翁同龢坚持由洋将汉纳根负责练兵十万的举止招致许多同僚反对,其中荣禄的态度最为激烈。早在督办军务处初议练兵时,荣禄就力争不可,“乃发电致胡臬,谓三万最妙,至多不过五万”。在致好友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信中,荣禄也表示自己对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三千万饷银,裁撤所有练军的奏议“大不以为然,力争之”,并与翁同龢“几至不堪”。马忠文指出,荣禄如此反对汉纳根练兵,“不仅为了防止洋人控制清廷军权,也是为了把练兵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他自参与神机营练兵以来二十多年未曾忘怀的宏伟志向”。若真如此,则后事之发展则真是如其所愿了。

另,张荫桓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与汉纳根的谈话:“余告以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若不予尔兵权,尔亦难教练,此中分际尚费斟酌”,可见张荫桓也是从军权问题出发看待练兵中止之事。从日后胡燏棻单独练兵可知,众人深知编练新军为救时之急务,并非不欲练兵,而由上可知,练兵大权旁落于洋人之手是众人均不能接受的,再练兵三万、洋将薪资及军械所需一千余万两又着实无从筹措。此外还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汉族地方官吏一直手操军权,如此十万现代中央军队练成,定会削弱这些官吏的实力,而胡燏棻即为这部分人的典型代表。综此,则汉纳根练兵计划不得不终止。

胡燏棻、袁世凯、张之洞的编练新军

就在汉纳根练兵计划中止后不久,胡燏棻便开始了自行试办编练新军的工作。1895年1月18日,胡燏棻上奏,谓汉纳根练兵一事因流弊滋多而停止,现今自己编练新军,按照西法操练已成三营,颇见成效。现值前敌紧急,新招募者习艺未娴熟,旧有者又积习难改,故奏请拟续行招募至一万人,由华洋教习随到随练,等到明春枪械配齐,再练一月便可调往前线。

清末新军编练的缘起与纷争:真的是甲午战败引发的么

胡燏棻 资料图

22日,督办军务处奏复,指出胡燏棻所练三营,步、马、炮、工各兵相辅而行,既杜绝了旧有积弊,且用饷较汉纳根为少,练兵又与汉纳根相同,但并未同意其续行招募至万人的请求,认为胡燏棻既谓新募之兵不足恃,而欲自成一旅,则训练必须精熟。练兵一万人,所需统将甚多,而统将又需由百练而成,固不能轻易从事,遂决定令其先练十营,共五千人。如此十营训练得力,“自可独当一面,已不为少”,真有实效,以后可再事扩充。此即为胡燏棻所练之定武军,“它是清政府寻找整军和军事革新道路的尝试”,可谓是清末新军编练之发端也。

至1895年12月,督办军务处奏请简派大员督办津芦铁路,清廷以胡燏棻曾先后条奏、履勘,派其督率兴办津芦铁路。胡燏棻的离去致新军编练暂无统帅。12月8日,督办军务处奏请派员督练天津新建陆军,指出中国军队自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后,“习气渐深,百弊丛生”,现讲求自强之道,必首重练兵,欲期有一强兵,必更革旧制。汉纳根练兵之事因故中止后,胡燏棻自练定武军十营,成效显著。今胡燏棻已被任命督造津芦铁路,故需一人接替其位。浙江温处道袁世凯为督办军务处差委,其人熟知兵事,所拟呈的聘请洋员合同及营制饷章甚属周妥,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命其以定武军十营为本,加募至七千人,照所拟营制饷章办理,并由督办军务处咨会许景澄,与德国商定聘请将弁。所需军械由去年所购军火内拨给,饷银由户部筹集核发,“务期养一兵得一兵之力,庶足以裨时局而振颓风”。

奏上,谕旨即令袁世凯督率创办新建陆军,并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务必严加训练,事事核实,以成劲旅。袁世凯小站练兵即始于此。

甲午战时,袁世凯被李鸿章派往辽东前敌营务处专办淮军粮台事。战后袁世凯回到北京,并在1895年8月2日受到光绪帝的召见,于练兵、变法诸事奏对得体。得旨,著督办军务王大臣差委。8月22日,袁世凯呈上其精心撰写的《遵旨而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摺》,共13000余字,涉及政治、军事及外交等方面内容,以变法图强为主旨,于练兵方面亦提出了12条意见。袁世凯小站练兵权的获得,荣禄的举荐与关照亦尤为重要,另也已有专文论述认为袁世凯“主要靠他自己的积极进取——比较进步的军事思想和才能,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执政大臣的赏识,而辅助于依托关系和采取非正常手段”。

袁世凯所练新建陆军直接隶属于督办军务处,听从督办军务王大臣调遣。受命后,袁世凯积极整合胡燏棻所遗定武军,将原有定武军共4750人进行扩编,并派遣副将、都司等人按照新定章制格式前往多地选募丁壮,共成7300人。他还创设了步、骑、炮、德文四所随营学堂,作为培养中下级军官之所。袁世凯制定了各队营制饷章,规定新建陆军步、炮、马、工程各队及督练处、营务处、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和教习处洋员的员额、饷银等事,还与德国、挪威的教官签订教习合同,并将各合同章程上报督办军务处。1897年12月,徐世昌亦受督办军务处咨调,赴天津小站袁世凯军营襄办军务,日后亦成为袁世凯的主要幕僚。直至1898年6月督办军务处裁撤,袁世凯新建陆军才改归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调遣,并续写着袁世凯的北洋史话。

除上述胡燏棻之定武军、袁世凯之新建陆军外,甲午战后,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练兵高潮。盖“倭事定局以来,内外臣工条陈自强之策,莫不以练兵为第一要义”。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则是张之洞所练自强军。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是编练新军的积极拥护者与实践者,其练兵事宜亦得到了督办军务处的诸多支持。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张之洞便提出了江南练兵计划,并奏请调汉纳根来江南帮助练兵。他认为“畿防日紧,运道尤危”,现在募集调遣勇营只是一时之计,必须在江南编练一支重兵。汉纳根练兵之议已中止,故拟调汉纳根来江南练兵一万人,“以备北省缓急”。他还提出了“欲用洋将必须令归外省督抚节制钤束,断不可令径达总理衙门及督办军务处,方能听用”,注意到了洋将的管束问题。但清廷以汉纳根“现在尚有经手购办枪炮船只等事未便调往”为由否决了张之洞的请求。

1895年7月19日,张之洞上《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摺》,提出各省勇营习气太重,必须改换面目,以求实际,打算急练一万陆兵,营制、饷项略仿德制,营哨官亦以德国将弁充任,拟从北洋调来德国将弁十六人,并电商许景澄添募二三十名德员,令德国将弁先在现有各营中挑选朴实精壮之勇,另编营制加紧练习,前半年编练四五千人,半年后便扩充至一万人。在所聘德国将弁来华后,张之洞就仿照德制,设步队八营二千五百人,马队二营一百八十骑,炮队二营二百人,工程队一营百人,另配有医官、枪匠等,共计二千八百六十人,饷费四十四万两。此即张之洞在江南所练之自强军。

从上可知,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之际,督办军务处便开始着手编练新军之事了。战后,在“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背景下,全国多地也展开了新军编练工作,这在晚清乃至近代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均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文/李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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