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分析西方历史现代化性质的书。西方对其历史现代化性质的主流叙述是，这是一个科学战胜宗教的历史，这是一个资本替代上帝，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推动社会开放、和谐发展的历史。不同于这一主流叙述，该书依次通过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15个关于宗教狂热与金融泡沫的议题，分析了宗教疯狂与金融疯狂类同的机制。该书广泛运用了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学术成果，为这一机制的类同分析提供了依据。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西方现代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模式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质，及其文化根源中的宗教属性。
西方现代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模式，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而来的，迄今为止，仍支配着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体现在3个方面。在文化方面，在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文化交融嬗变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世俗文化，例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以及不同的宗教派别，例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经济方面，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形成的市场经济，例如：地理发现与世界贸易，市民社会与城市兴起，资产阶级革命与市场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不同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在这种战争中形成的现代国家与世界秩序。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与冲突，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分析宗教、战争对现代化的影响。该书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有助于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上，较为全面地认识现代化进程的性质。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作品《圣母的婚礼》
合理化、理性与西方社会行动模式的双重性质
我们把合理化与合理性（理性）作为理解该书分析群体疯狂的核心概念。人要为自己的行动提供理由，有个说法，社会需要构建话语体系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合理化的支撑。然而，话语体系表达的知识内容、思想观念未必是合理的与理性的，非理性的思想观念支配的极端行动是疯狂的。疯狂也会为疯狂构建知识体系，使其合理化。
科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科学的两个重要来源体现其理性的特征，一是人们通过实验对可观测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发现，二是通过数学、逻辑将经验系统化（模式化、合理化）为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可被质疑与批判，可被新的现实经验否定，科学就是实事求是。人的行动受到知识体系的支配，知识体系是系统化、模式化的经验，我们可以说人的行动具有模式的性质。科学知识体系支配下的社会行动模式是理性的、合理的。宗教也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该书指出，宗教学者也会使用数学和逻辑方法将宗教知识系统化、模式化、合理化，为宗教生活提供说法。但其构建的知识体系是不允许被质疑与批判的，不接受现实经验检验的，宗教塑造的社会行动模式不仅非理性，而且具有对抗性。
西方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科学与宗教斗争的过程，还是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斗争的过程。人们需要通过科学的知识体系将世俗生活合理化，这就产生了功利主义哲学：理性的人应该按照科学方法生活，在从外部世界到人自身感受的因果链条的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人的感受（效用）成为人通过行动控制与改造外部世界的目的。满足人效用的控制与改造外部世界的行动就是生产，其成果就是创造的财富，财富的功效就是增进效用。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萨伊、约翰·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学者（区别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者），边际革命的众多学者，构建了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社会行动是由家庭与企业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中的交换关系集合而成的。新古典经济学论证，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供求均衡的市场经济是理性的，使得稀缺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20世纪，市场经济是理性的观点受到挑战，该书运用了这些挑战的学术成果，在如下3个方面分析了资本疯狂与宗教疯狂类同的非理性机制。
第一，市场经济要以货币为工具，才能以交易方式将个体行动集合为社会行动。凯恩斯指出货币的名义性质，通过分析实体经济与货币（名义）经济的关系，说明市场的供求均衡未必能够使得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例如失业。明斯基则在这一关系上分析了金融的不稳定性。该书不仅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分析金融泡沫，也在话语与现实的关系上分析宗教疯狂非理性的原因。
第二，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分析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的基本方法。囚徒困境表明由个体理性的行动构成的集体行动非理性。期望效用理论是冯·诺依曼在博弈论上的重要贡献。资本主义与宗教都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观。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的，期望效用理论研究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思维方式。对期望效用理论的经验实证发现，人们的决策并不总是符合逻辑规则，进而引发行为经济学深入到心理学与生理学上，用逻辑思维与情感思维的矛盾解释人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该书也运用这些成果分析两类群体疯狂非理性的原因，例如具有情感内容的故事更容易导致非理性思维，引发群体的疯狂。
第三，人际关系构成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着不同的社会行动模式。市场经济现实的社会结构不是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经济学论证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理性的，其意义何在？实际上，其意义是体现自由主义的信念：任何家庭与企业都不能具有控制市场的势力，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也不能具有控制市场的势力，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不仅值得追求，也是社会进步理性的原因。该书通过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成果说明，在个体决策充分分散的基础上构建的社会行动模式是理性的，反之，人对人的影响与控制，容易导致非理性。该书通过4P（发起人、公众、政客、媒体）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模式，分析两类群体疯狂中的影响与控制机制，以及上述两个非理性原因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是什么？西方中世纪主流的社会结构是由打仗的人（贵族），念经的人（教会），干活儿的人（农民）组成，他们行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构成了传统的社会行动，宗教的知识体系为这种行动提供合理化的支撑。贵族的政治势力、教会的文化势力都是垄断势力。西方的现代化是中世纪非主流的市民阶层反抗贵族的政治垄断与教会的文化垄断的结果，形成了西方现代的社会结构：政客、学者（媒体）、资本家、工人（公众）。他们行动的关系也就构成了西方现代的社会行动。社会的现代发展需要科学与生产结合，劳动与资本结合，经济学不仅要为这种结合所形成的社会行动提供合理化的知识体系，还要提供理性批判，社会才能正常发展。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没有发起人，因为没有人有影响社会的势力，也就没有人物故事。历史总是有人物故事的，不同人的故事叙述着不同的命运。资本与上帝的发起人，都要通过叙述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知识体系或历史观，为其推动的人们命运的变化提供合理化的信念。该书对资本疯狂与宗教疯狂机制的类比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现代化的合理化构建与理性批判，面对人物故事的历史结局，是失败与无能的。
首先，资本家是西方现代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的发起人。资本家作为发起人的正当性，是他们通过资本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从事推动社会变革的事业，例如：铁路的建设、互联网的建设等。资本这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势力，不仅需要知识上的支撑，也需要政治上的支撑，从而将发起人对社会变革的预期卖给民众，调动社会资源参与他们的事业。然而，资本推动的社会变革，可以是理性的社会发展，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疯狂。该书指出了理性批判在金融泡沫上的失败：学者不是运用逻辑思维对社会行动进行理性批判，而是利用其生产知识的势力与大众的情感思维，经由媒体以理性的名义将资本发起的疯狂合理化，政客的腐败则是无顾大众的命运，在这一合理化而非理性化的游戏中随波逐流。
其次，发端于希伯来文化的宗教，叙述的是通过信念解决社会矛盾对抗性的生活模式，其思维方式不同于世俗生活的功利主义。我们可以在如上现代经济学分析市场经济非理性的3个方面，认识宗教行动模式的对抗性。第一，在话语与现实的关系上，上帝与人的约定成为教徒未来的期望与生活的目的，这一约定不容置疑，并塑造了教徒被选的优越感与使命感。遵守约定将被祝福，违背约定将被惩罚。这一奖惩机制支配所有人的命运，但不接受普通人生活经验的检验。第二，在人际关系上，人性使得人会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先知们作为历史发起人，将复兴人与上帝的约定，更新历史，例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宗教的这种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知识体系，使得人们期待出现新的历史发起人，或自觉成为新的历史发起人更新历史，改变人们的命运。发起人还可运用这一知识体系动员大众，参与他们更新历史、改变命运的事业中。第三，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模式上，虽然耶稣号召所有人要相爱宽容，路德否认教会垄断人与上帝沟通的权利，加尔文力图使得宗教成为普通人自我引导日常生活的方法，但宗教未必真能发起惠及全人类的慈善事业，却可发起对抗事业。该书指出，诸如只有少数人能被上帝提到天堂的末日叙述，不仅会导致宗教狂热事件，也会导致社会分化。再例如，犹太复国，伊斯兰国崛起的信念，导致当今世界出现地缘政治冲突。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不同的思维方式，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失去批判宗教对抗性的能力。然而，宗教的对抗性未必不能以资本的形式复活。
《群体的疯狂》，威廉·伯恩斯坦 著，王兴华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
讨论
该书实际上将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判定社会生活科学性与理性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与理性，是以将价值观排除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为代价的，正如罗宾斯所述。然而，人是目的的，人目的的价值观构建不能脱离情感思维。休谟正是在知性与情感的关系上分析人性的。斯密也是从这一关系出发，在内心道德世界的构建与外部财富世界的创造两个方面，分析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斯密认为，上帝与资本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斯密的上帝（看不见的手）是人道德生活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是个体认知能力理性发展的社会意识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知识体系将社会行动合理化的一个必要观念，这一观念引导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在规则上积累为正义的法律制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社会需要通过资本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资本也需要合理化与理性化。该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性标准，社会能够探索到矫正资本疯狂、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吗？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真的是通过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非对抗性机制发展出来的，并在情感与知性、道德与财富的关系上，使得全人类和谐发展吗？
（本文选摘自《群体的疯狂》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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