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以下简称《遇见黄东》）是一本小书——口袋书的大小，全书13万字；《遇见黄东》是一本新书。言及此书的“小”与“新”，非为总结此书出版信息的要点。《遇见黄东》的“小”，在于书中那些在多呈“失语”状态的小人物：为洋人服务的家庭佣工、珠江口的引水入等等。本书的“主角”黄东是一名男仆，俗称“事仔”。有关“事仔”黄东的研究，应是属于“微观史”的范畴吧，因此，是“小题大做”的“小”。书中的部分内容在作者程美宝早年发表的若干篇论文中有涉及，此番收录成书，不仅增添了新的材料，而且使用了新的论述方法。对“小人物”的研究是近来较为新颖的史学著作题材。此书中有“新意”，读之有“新趣”，方可谓别出心裁。
程美宝多年以来一直关注近代地方文化的研究，尝试以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研究区域文化（见其专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其摭拾中英文献，从官方文书、私人文集乃至于民间歌谣，纵横涉猎，不拘一格。《遇见黄东》一书，从大英图书馆出发，在“班克斯书信”中“邂逅”黄东之后，从英文文献入手，追寻“事仔”（仆人）黄东（也自称黄遏东）始而在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服务，继而在布莱克去世之后，携带其在广州雇请画工绘制的植物画册前往英国并将之交给布莱克的父亲船长老布莱克（John Blake）的历史沉迹。黄东在英国逗留了至少七、八年的时光，帮助老布莱克整理了这批植物学资料，并且结识了英国的各色人等，比如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Joseph Banks）、多塞特郡第三任公爵约翰·萨克维尔（John Sackville）、具有艺术素养的知识女性德莱尼太太（Mary Delany）等等。在为萨克维尔一家服务时，黄东据说还被送到了附近的学校读书，由此掌握了较好的英语技能。身为“事仔”的黄东因其独特的际遇，甚至获得了由著名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其绘画肖像的机会，至今他的肖像仍被悬挂在萨克维尔家族的大宅内。作为个体的黄东在多位研究者的合力挖掘之下，其面貌已经逐渐清晰，而作为群体的“事仔”们、“做厨”们、“水上人”们，他们的形象如何能鲜活起来呢？
使他们的形象鲜活起来，即是从事“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这涉及到了史观、史料及史法等史学研究要素的统合，而史料的撷取乃由史观及史法所决定。程美宝在本书指出，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文献的‘缺失’，何尝不是在说明一个史学和史料的问题？”（《遇见黄东》，第311-313页）因此，研究普通人的历史，需要“更新”史观与史法，才能拾掇零碎的片段，串之以时空的经纬，使之为人所见，使之为人所知。关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程美宝在本书接近尾声的部分讲述了她的看法：
本书从黄东的故事出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讨论仆人、厨子和引水人，为的是一直向“下”追寻，从有名到无名，从个人到群体，将黄东这个看来“特殊”的故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脉络中去理解，变相回应所谓“特殊性”和“普遍性”或“是否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第317-318页）
“特殊性”“普遍性”或“是否有代表性”这些都不是问题，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以为程美宝在此不是否定了黄东的个案存在“特殊性”，而是认为要在固有的思考方式之外寻找“新”的研究路径。因此，别出心裁在于史观的舍旧从新，也在于史法的推陈出新。“自下而上”的历史，或曰“普通人”的历史，有何治史之法呢？鄙之不揣谫陋，下文将略陈“普通人”的历史之研究方法在《遇见黄东》一书中的呈现。
一、从社会史出发
在西方史学界，首倡研治“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学者，究竟是何人，难以稽考。其原因之一，在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究竟何为，史学界并无定论。从源起之时而论，“自下而上”的历史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开始为法国史学界所议论。这些早期的倡导者都是社会史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基础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目前学界追寻到最早指出社会史研究应有“自下而上”的眼光之人，是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他在1932年的《法国革命历史年鉴》（AHRF）上撰文纪念已故的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马蒂厄（Albert Mathiez），文中指出看待事件的角度应是“自下而非自上”（d'en bas et non plus seulement d’en haut）。（AHRF，第51期，第209页）乔治·勒费弗尔在文章中指出，涂尔干有关宗教社会功能的研究对马蒂厄有很大的影响，说明马蒂厄思想的重要源泉是社会学的理论。同一年，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同样在撰文纪念马蒂厄时提到了“自下而非自上的历史”（histoire vue d'en bas et non d’en haut）。（《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第18期，第576页） 勒费弗尔和费弗尔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到马蒂厄在群众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除了说明马蒂厄是史学研究新路径的探路人以外，也表明了这一路径是彼时法国社会史研究者的共同选择。
如果说法国社会史的传统之下对普通人历史的关注发端于大革命史的研究，那么英国社会史学界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则肇始于劳工史的研究。因此，学者们一般是将E.P.汤普逊（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英国群众史研究的开端。（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第5章）汤普逊本人曾经亲自撰文探讨“自下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在英国历史学界的发展脉络，指出劳工史研究的重要转向之一表现为“从劳动机构到劳动者文化”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社会思潮带动下，汤普逊所引领的史学转向得到了多方的呼应。1968年，美国历史学家杰西·雷米什（Jesse Lemisch）在发表有关美国独立运动的论文时，主张“自底层而上”（from the Bottom Up）的历史研究法，正是汤普逊所倡导的史学方法在大西洋彼岸引起的回响。
从社会史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的说法，“自下而上的历史不是，也不应该是，仅仅描述那些迄今隐形的穷人和被压迫的人民：它应该挑战有关过去的各种主流叙事。”（Lynd,2014年，第xi页）因此，社会史的这一转向不仅是要将人民的历史纳入到了研究主题之中，而且是把历史书写为人民的历史，即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林德笔下的“人民的历史”，注重大事件、大转型背景下的群像塑造，与进步主义史观所追求的线性前进的叙事模式紧密契合。“人民的历史”注重大事件的转折性作用，而事件的历史，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话来说，这是“个人规模的历史”，在他看来，它反映的是“个人时间”。然而，他也指出，社会史是“节奏缓慢的历史”，有如“深海暗流”掀动了人们的生活。（《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文版第1卷，“第一版序言”，第9-10页）由此可见，在社会史框架之下，以个体或小群体人群为对象来研究“自下而上”地观察社会变迁时，有可能面对这样的理论难题：如何将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进行融通，使短暂的个人时间能成为较长的社会时间的刻度？
二、黄东的姓名及身份认同
程美宝在《遇见黄东》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将个人时间放在社会时间的尺度下来衡量，即从更长的时间（历史背景、社会语境等）及更多重的关系维度来探讨个体的经验。其中，个人是如何在社会中自我定位的——即其自我认同，就是个人时间在社会时间中的呈现。
有人可能会问，黄东的人生经历有着“个人时间”的向度，这是无疑的，他作为一名普通人，其人生经历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大致是波澜不惊的。以往的人物生平研究，多聚焦于历史事件中的个体，通过事件的波动来勾勒个体的“意义”。像黄东这样缺乏“事件性”的普通人，为了清晰地凸显其“意义”，他在社会时间中的刻度可被视为“事件时间”。
如何将普通人的“个人时间”视为“事件时间”呢？在此首先要澄清的是“事件”的多重意涵。显然，黄东的人生经历并不能与“兴风作浪”的政治事件相关联。不过，假如将“事件”的视为“进程”“延续性”“结构”“可能性”，那么，黄东的个体经验，无疑是以“事件”来构成的。有论者指出，“可能性”是作为结构主义对立面而出现的，因为这里的“事件”不是结构主义学说之下的刻板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恒久关系。（Donald Bloxham，2020年，第258页）这种“恒久关系”，忽略了时间的进程，其本质上是非历史的。事件的“可能性”意味着研究者无需强调因果律——他们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对事件“意义”的钩沉。所谓“意义”，从个人时间的角度来观察，指的是对历史人物的经验呈现——如果人物的经验是一片空白，那么时间就会毫无意义，历史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发掘个体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要呈现历史人物自己的“观点”，让他们的言行在历史中“生辉”。
黄东肖像
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最直接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出自他们本人之手的文献。诸如日记、书信、游记等一手文献，可以视为“自我”经验叙事，可被归类为“自我文献”（egodocuments）。近年来学界关注个体的历史，“自我文献”成为研究者重点发掘的史料类型。然而，像黄东这样的“事仔”，还有以珠江为居所的水上人，他们都属于历史上的“失语者”，并没有留下出多少第一手“自我文献”。书写他们的历史，需要利用各种“平行”文献。所谓“平行”文献，在此指的是历史人物同时代的各类相关文献。程美宝在书中用到的“布莱克档案”、清宫档案、外语学习教材、外国人游记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均可间接地用于对“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分析。其中，“布莱克档案”的利用至关重要，这批档案最为引人瞩目的部分，是布莱克在广州雇佣画师绘制的植物写生画册。这套植物写生画是布莱克行动的结果，表达了他的愿望与想法，可以被看作是布莱克的“自我文献”。
“自我文献”未必仅呈现单数的主体，其创造者可以为复数。在广州为布莱克绘制植物写生画的画师麦秀（Maak Sow-u），其名字出现在了布莱克的工作笔记及其书信中。笔记中“麦秀”二字用中文书写，旁边用英文简介了麦秀的身份、年龄、身材，中英文字体的写作者就是不同的人物。黄东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布莱克档案”中，他大概为布莱克的博物图册写下了图注，毛笔字的笔迹应该是他本人留下的。因此，“布莱克档案”中的博物图册成型，是集体参与的结果：“图是麦秀画的，但图上的中文字是黄东写的，拉丁字母或英文字则出于多人之手，可能包括黄东、布莱克和老布莱克”（《遇见黄东》，第36页）。这批“自我文献”中呈现出来的“自我”是复合的，18世纪下半叶全球博物学知识塑造及流动过程中，类似的复合型“自我文献”在在多见：博物画、来样定制的工艺品、被重新包装的文学及戏剧作品等等，均在此列。
布莱克档案中记录了“麦秀”这个名字的一页笔记（局部）
黄东的“自我”不仅表现在编写中文图注的时候为自己“留名”，写下了“黄遏东”之名，让“Whang at Tong”之名的“正确”汉字写法有了“确证”，而且还表现在他对“遏”字的选择。以“遏”为名在当时并不通行，清时“粤俗呼人遇单名者必冠以亚字，葢仄音也”。（邱炜萲《五百洞天挥塵》卷7）作为一个“不守规矩”的读者，我不由猜想，“遏”字很可能是黄东为了不与他人雷同而选用的与“亚”字粤语发音相近的字（粤语字典中“遏”字标音为“aat”）。在一份“橘橙”以及一份“槁树”的英文笔记中，黄东的英文名写作“Whang al Tong”，“al”音更接近于粤语的“亚”音，可能是布莱克对黄东名字的英译。而在一份“高梁粟”的笔记中，黄东自己的签名是Whang A Tong——“A”在此应是“亚”的音译。那么，是否可以推测，黄东是在到了英国以后，才改“亚”为“遏”的呢？“遏”这个近音字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遏东”二字并用，也差强有可解之意。如果上述猜想虽不中亦不远的话，已足见黄东其人做事自有主张，其主张的背后，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旁人因其名而定其位——不愿他人时时以对待下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人名前加上“亚”字的惯用法，即通称“亚乜”的人名叫法，往往会被外国人认为是指仆人。（卫三畏《汉英韵府》，第583页）黄东避免使用“亚”字，除了是希望自己的大名不与他人雷同以外，也应是不愿意自己的身份被刻板对待。究其缘由，很可能是到了英国以后，他置身于异国文化之中，会觉得自己应是更多样化的一个人吧。黄东对于“黄遏东”这个“大名”显然非常在意，在英国的时候，他都是自称为“黄遏东”。证据之一就是，他与英国的各色人士交往，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多种18世纪的英国文献中。彼时的汉英对译没有标准的拼写规则，故此“黄”与“东”二字的英文拼写各个不一。而“遏”字则都被拼写为at，这大约是因为英文单词at的读音近似于“遏”的粤语发音，使用这样一个“现成”的词汇对译“遏”字，可以让英国人觉得较为方便记忆。考虑到黄东具有较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at这个词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挑选的——仿佛这样的翻译也能表达出了“遏东”之意。“布莱克档案”的图注中，“遏”字的英文释义为“of the”，约可理解为“在”，故英文使用了at这个单词（《遇见黄东》，第41页），大概也有兼顾遣词达意的考虑。实则“遏”字并无“在”之意，此处释义，也可看作是黄东本人的“创见”。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名称中显现着语言的基本规则，据以表达自我及指称（address），凡此种种。”（本雅明《单向街》英译本，2021年，第121页）黄东在图注中写下自己名字的汉字，并向人介绍说“黄”是yellow，黄色之意；东是east，东方之意；遏是at，在之意。他的此番解说，既是文字的初步对译，也借机表达了自己的身份。
简言之，“布莱克档案”实质是多位作者协力的成果，黄东的“主体性”也由此得以呈现。程美宝在书中征引了多种文献，论证了黄东参与“布莱克档案”的不同写作阶段——既有在广州与布莱克的合作，也有在英国与老布莱克的合作，黄东的自我呈现是进程式发展的。黄东名称的“他译”与“自译”，都是其身份建构的拼图组件，在其身份建构的进程中，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确定自己的名字为“遏东”而非“亚东”，是否表明黄东本人藉此而缓解自己的身份焦虑呢？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当然要比一个带有阶层区隔意味的俗定名谓，更能“提升”自我认同。有研究者指出，新移民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初步采用的应对策略就是改名——使用更符合当地通用拼写习惯的名字。（Andreea Deciu Ritivoi， 2002年，第154-155页）如是，黄东在英国期间以at对译“遏”，并将“遏”释义为“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英语的发音及“姓名+来源地”的称谓习惯。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也为我们理解一个早期的跨国流动人士的心态，提供了观察的视角吧。
三、作为群体的“事仔”
在18世纪的中英交往史上，黄东这样的能够留下（哪怕是间接的）“自我文献”的“小人物”毕竟是少见的。那么，缺乏“自我文献”的其他人群，该如何书写他们的历史呢？对研究对象身份认同进行分析的方法，在这个层面的研究上依然有效。研究的对象具有“群体的”特性，即这些人是具有一致性的。人们生活在同一时空下并非构成一致性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群体内身份认同。
诸如“事仔”、“引水人”等等广州体系时期的“小人物”，由于要通过旁人的材料——即上文提到的平行文献——来观察他们，因此，对他们群体特性的发掘，实质上是考察他们在这些文献中是以何种关系维度被呈现出来的，通过考察他们与不同群体间的关系而得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人群间的互动关系来凸显特定群体的主体性。在本书《“沙文”与“做厨”》一章中，程美宝探讨了广州外商所雇佣的中国仆人的工作情况，以及围绕这些中国仆人所产生的中外公私交涉。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和澳门生活的每户4人左右的洋人居所，便至少要雇佣11-12个中国人当家佣”（《遇见黄东》，第155页）。这些佣人“主要来自广州近郊地区、澳门所属的香山县的乡民或水上人”（《遇见黄东》，第156页）。塑造这些家佣群体一致性的，除了他们是同乡、有同样的职业等因素外，还有一点是他们与外国雇主的关系。与外国雇主的交往，为这些中国仆人提供了更清晰的观照对象，加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对于研究者而言，可通过反观其身的方法，即解读外国雇主的文字，从中勾勒珠江口“小人物”的自我认同。
程美宝在书中提到，“受雇于外国人的‘servants’，又会称自己为‘事仔’，与‘事头’共事”（《遇见黄东》，第148页）。“事头”可以是买办，也可以是直接雇佣“事仔”的外国人。这些中国仆人以“事务”（business）将自己与雇主联系起来——相对于“事务”而言，“事仔”与“事头”乃其两端，虽有“头”、“尾”（彼时粤语中亦有称仆人为“跟尾”者）之分，却不强调其中身份上下之别。此中情状，较之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与其中国仆人的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被认为是撰写于明末的《拜客训示》，反映了作为雇主的传教士与中国仆人间的关系，其时仆人称传教士为“老爷”。根据相关的研究，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拜客训示》抄本极可能是若干不同差会的多个传教士前后承继合力创作的成果，写作的地点包括了岭南、杭州、北京等地。（参见李毓中和张巍、内田庆市等人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拜客训示》所反映的，应是明末清初传教士及其中国仆人间关系的普遍情况。“事头”与“老爷”，俱为仆人对雇主的称谓，不同的是两个称谓背后隐含的身份自况。广州“事仔”的自我定位，以“事务”来与雇主建立联系，对于事务而言，事仔与事头处在相对均衡的位置，事仔会认为自己对事务有更多的参与感。程美宝还引用了裨治文编纂的《粤语文选》中“买办类”的对话，来说明广州洋行中流行的中国仆人称谓，是中国仆人为了表明受雇于洋人绝非“作践自己”，可见其自我身份之定位，与其观照对象有关。《粤语文选》中的对话，指出商行中的佣工一共有9人：三个事仔、三个管店、一个看牛、一个看门、一个做厨。裨治文强调这9个人其实都是服务于1名洋商的，而我们从其“工种”称谓可见，各个岗位的命名是以洋行内事务为核心展开的。而《拜客训示》中的佣工事宜——包括有“管堂中事”“厨房的事”“买办的事”“库房的事”“茶房的事”“衣服帽房的事”“看门的事”，则围绕着传教士的日常生活展开。一则对事，一则对人，同样是受雇于洋人的家庭雇工，他们自我身份表达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样的名谓变化，或许可以为研究微观层面之下社会关系的变迁提供观察的视角。
“事仔”一名，后亦有写作“侍仔”的，其粤语读音同而其意有异。“侍仔”多指在食肆或旅社中服务之人。究其源头，应是衍生自“事仔”。然而“事”“侍”二字涵义相去甚远，当年以“事仔”之名自矜的佣工，未必会接受“侍仔”之称。1862年出版的《英语集全》，其编者唐廷枢谙熟广州商事，此书可谓当时“商务粤语”之大全。书中“事仔”出现了两次：一处在“家人”分类之下，与家政服务群体相关，“事仔”的英文对译为“servant”或“boy”；一处在“商船户”分类之下，与商船服务有关，“事仔”的英文对译为“cabin boy”。这也许表明“事仔”一词的使用范围在扩大。卫三畏在1874年出版的《汉英韵府》中，“事仔”一词指三种职业从事者：仆人、店员（shop-boy）和侍应（waiting lad），大概反映了同样的趋势。“事仔”对译为waiting lad，或可证明“侍仔”一词源自“事仔”。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粤语中对男性家庭佣工的称谓又发生了改变，“伙计”一词开始出现，其意与北京官话中的“底下人”“跟人”及沪语中的“相帮人”相同。“伙计”一词用以指男仆，是旧词新用。在更早的汉语文献中，如王士性的《广志绎》，其意原指店员，亦可指合伙人，“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清末民初的粤语借用了“伙计”一词以指男性家庭佣工，也可被视为这些仆人对自己身份的表达。即认为自己是雇主的合作者，而不是附属于雇主，其展现的思路与“事仔”之得名如出一辙。同时，需要指出得是，这样的转变不可能由雇工们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的，其中必须有雇主的认同与参与。此番人际关系之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反映，因此，我们将“事仔”“伙计”这样的称谓置于历史语境中，不仅可以看到“小人物”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而且为审视社会关系的转变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视角。
界定一个群体的身份，除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定位，也可以经由其掌握的社会知识来进行考察。程美宝在本书中对广州贸易时期为外国人服务的仆人、厨子的历史状况，使用了“19世纪出版的中英文词典，以及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和帮助中国人学习英文的书籍”，从语用的层面展示了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方法的应用场景。她进一步指出，对相关文献的探索，可以“用来猜度在洋人家庭工作的中国仆人有可能具备什么知识的线索”（《遇见黄东》，第167-168页）。对中国仆人所具备知识的探讨，不仅是为了展示他们掌握的资讯或技能，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从知识结构的转变来呈现出人际关系的转型。广州“事仔”们予以洋人的印象之一，就在于他们的能干——即掌握了足够的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一般而言，家政服务的职业技能培训也许并不困难，各个地方的人均能习得。“奇怪”的是，直到19世纪末，来华的洋人仍乐于雇佣广府人为自己服务。一个在上海的外国人说，“在华外国人雇佣的家仆及跟班多为广府人”。（J.D. Clark, 1894年，第91页）19世纪最后10年，青岛有一个小小的外国人群体，这600名洋人雇佣的跟班仆人中，既有山东本地人，也有来自宁波、广府的人士。山东的雇工每月薪酬8-15元，广府的“事仔”15-20元。（《海关十年报告》，1904年，第100页）广府人对这一职业的“垄断”，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青岛的例子看来，薪酬要求较高的广府“事仔”仍能在此地找到工作，说明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与其薪水相匹配的。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哪怕广府“事仔”不谙北方官话，作为跟班会给洋人雇主带来不便，并且他们的薪酬明显高于山东本地的佣工，但洋人仍乐于雇佣他们，也可见雇主与他们相处会使得“事务”完成更有效率。
人际关系的探讨，除了经济效益（如更好的职业技能、更丰富的职业知识等所带来的）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维度。程美宝在书中探讨了“事仔”与“事头”之间的情感联系——“事仔”强调的是自己的尊严，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洋人们，则跟这些时刻在身旁的仆人产生了类似友谊的情感关联。书中举了一例：旗昌洋行的大班罗伯特·福布斯的“事仔”阿豪（Aho）看到了福布斯夫人的微型肖像，说肖像看起来“像50岁的女人，福布斯太太不会超过28岁！”（《遇见黄东》，第177-178页）雇主和雇工之间的轻松对话，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应是比较融洽的。阿豪能熟练地运用此类客套话，知道恭维外国女性的巧妙之语，并在男雇主面前恭维女主人，说明他对洋人的文化是有所知的，也表明了他和福布斯之间存在着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际关系，代表着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感，并且会导向新的社会秩序。在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看来，人际关系是“可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able），这与现代性的建构有关。（勒费弗尔《现代性导论》，英译本，2011年，第221页）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不仅可以表达身份关系，并且具有时间性，从而为衡量身份认同提供对照的刻度。
从“事仔”称谓的内涵及变迁，到“事头”与“事仔”之间的玩笑话，这些看似“枝末”的研究如何凸显其“意义”呢？有论者担忧诸如此类的研究有“碎片化”的倾向。我阅读了《遇见黄东》之后，觉得这样的忧虑大可不必。我们从“事仔”的职业看到了人际关系的转型，这意味着“小人物”们同步参与了社会的转变，他们也是动力所在，而非在历史长河中的随波逐流者。如果说时间之河中的朵朵浪花是碎片，那么历史其实就是由碎片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小人物”们参与了历史长河的时间性塑造。在“小人物”研究中寻找“意义”的路径之一，就是寻找他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共时性”。
四、共时性与差异性空间
所谓社会变迁中的共时性，不能简单地诠释为同时发生之事。从社会行动者的角度看来，共时性体现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各方共享的“事件”的密集程度。依据时间社会学的研究，对于个体而言，其承担的社会角色越多，那么其感受到的物理时间节点的距离会越短。同样的，不同群体间共享的社会变动要素越多，那么他们之间的时间距离感也会无限缩小，“共时性”由此而产生。
近年来，常见史学作品使用“相遇”（encounter with）、“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y）等等概念，就其中的时间性问题而言，它们共同探讨的核心概念就是“共时性”。发掘跨文化交往历史的共时性现象，有利于摆脱论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单一中心论，并真正从互动关系来看待“关系史”。在“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时期，中外官商共享的元素非常多，比如范岱克（Paul Van Dyke）的研究表明，所谓“广州体系”是中外各方合力之下形成的（参见范岱克《广州贸易》）。因此，对清朝夷务管理体系的研究，若仅观察其治理的层面，因其单面向的局限，是难以达成具有共时性的关系史的。
在《遇见黄东》的论述中，程美宝从物质文化、翻译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口岸史中的共时性问题。“番鬼”银元在广州流通甚广，乃至于有专门的书籍教人辨别银元的真伪，相关的知识亦被转化为歌诀。广州水上人（疍家）的歌谣中常见各种“外国事物”，这些“身份卑微”的人也参与到了广州口岸文化交往共时性的塑造之中。我们看到，从“番鬼”银元成为交换的手段，到相关知识的完善，到造假行为的持续发生（乃至于有官方参与其中），再到银元辩伪的知识在疍家女口中传唱，广州口岸的各种人群均参与其中。一个近代国际口岸的形塑，是诸如此类“合力”的成果。“共时性”在其中的体现，不仅在于社会行动的一致性，而且在于其交互性。程美宝在书中引用了英商怡和洋行的档案，其中有一张中国打铁匠的手写单据，上列各种零件的名称，包括了英语词汇的粤语音译。这些词汇后来未必能够通行，但打铁匠“娴熟”的翻译行为，还有外商对此类手写单据的认可，恰好说明口岸城市内的“共时性”乃是体现在不同人群间行动的“交互性”之中。
粤海关
需要指出的是，寻找“共时性”，不是为了确定同质性，共时性的存在不等同于消除差异性，反而是因为有着差异性，才有必要厘清共时性。不同的特质之间产生了交互（比如翻译），所谓文化的“遭遇”（confrontation），意味着孤立状态的特质不复存在。因此，打铁匠对零件名称的粤语翻译或者《红毛番话》之类的商务英语教科书，不应仅被视为本地社会对外贸环境的因应，而要认识到，这些是多方交互的结果。根据亨利·勒费弗尔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交互的途径是多种的，并且交互的进程在达成共识之余也会产生“差异性”（difference）。差异性又把我们引回到了社会的空间向度上。具有差异性的空间，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产物与特征。亨利·勒费弗尔说过，差异性出自于均质化社会的边缘：城市的角落、棚户、被禁止的游戏等等。“或早或迟，现存的中心及均质化的力量必须寻求吸纳所有的这些差异性”。（《空间的生产》英译本，第373页）近代广州的“小人物”如此“出彩”，正说明广州作为一个差异化的空间，有着更显著的社会要素再生产能力。比如，很多人会认为，珠江上成千上万的疍家小艇拥挤在一起，密集的程度让通行其间几不可能，夹杂着人声、锣声及各种声音，大概是人们所能见证的最为混乱的场景了。程美宝在书中告诉我们，正是这群人，参与制订了珠江航道的引水规程；也是这群人，塑造了珠江上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还是这群人，创作了韵味十足的歌谣。那么，我们大概就能理解，亨利·勒费弗尔所说的，这些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建设及规划，实质上也是一种秩序的体现。作为广州的居民，我一直以来常听到有人抱怨广州市容的混乱。如果把这种现象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也许可以认为，这样的混乱场景应是差异性空间的依然在发挥作用并进行空间再生产的呈现吧。各种“小人物”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广州城市核心的再创造进程之中，在清代城市人群的分层之中，水上人的地位是低下的，但他们没有被隔绝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之外。这样一种可参与性，是营造共时性的要素。
空间的差异性，可以在比较中呈现。除了与中心位置的均质化空间进行对比外，也可以与其他城市的空间进行对比。19世纪后期，某位瑞典的环球旅行者在目睹了珠江上千帆万樯云集的情景后，感叹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场面，“也许，只有通往伦敦的水道差可比拟”。（《新月刊》英文版，1857年，第347页）这位作者的本意是为读者提供可以参照的图景，其中又暗含了伦敦与广州两大贸易港口的某种同步进程，空间的差异性中蕴含着共时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讨论过了广州与伦敦市场的关系）当伦敦作为广州的对照者时，此处的共时性就是全球化图景的展现了。我们是不是也就能看到“小人物”的意义了？他们也是这幅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啊！
程美宝在书中，多次讨论了时间性的问题。或许有读者也留意到了，《遇见黄东》的最后一部分是“序曲”。以“序曲”压轴的别出心裁，体现在多个方面。“序曲”的旋律出现在终章，回应了本书的主题——从“小人物”观大世界。回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引申与深化。程美宝在本书终章讨论的历史时间，特别是在“漫长的18世纪”之下，“传统—现代”叙事方式所造成的认知的缺口。历史事件的宏大壮阔之下，是缓慢的潜流，潜流在推动着洋面的浪涛奔涌。珠江口的“小人物们”在日常的劳作中，已于不自觉间为大世界画下了布局。“序曲”是多种乐器的协奏，对于听众来说，可能难以一一辨认。然而，设若“序曲”的作者是历史的研究者，那么，作曲人应该对各种乐器在曲中的表现，了然于胸吧。由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也就有了共鸣。
本文开头的时候说过，《遇见黄东》是一本小书，“小题大做”需得其法。书中的各种人物遭遇、日常细节，在程美宝的笔下显得很鲜活，读之意趣盎然。题材新鲜、文献独特等等，都具有吸引力。而史书的论证之道，才是罗织锦缎的穿梭引线之法。《遇见黄东》的重要之处，在于展示了对跨文化交往中的“小人物”进行研究的可行之途、可用之法。掩卷之后，笔者大觉受益，借此文尝试解画一二，也算是阅读心得的小结吧。
全书语言精炼平实，只有个别词汇的翻译稍可斟酌，如第139页，公司“总监”，更多的文献翻译为“大班”；旗昌洋行商人福布斯，清朝文献翻译为“福士”；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科莱奇，可能遵循旧译，称之为“郭雷枢”更合适。此外，第98页，班克斯夫人的“品位”，或许是“品味”之误？据悉作者在此书简体版第二次印刷时，补充了一些材料，并修订了好些读者指正之处，我们期待日后可以看到一个更完善的版本。
本文应就此打住了。对广州口岸“小人物”的研究，《遇见黄东》只是一个开端，不知未来的研究者，会遇到广州口岸史上的哪位“人物”呢？如果需要我回答的话，我想知道那位指着画中的父亲大笑的“事仔”阿煜（Ayok），他后来怎么样了，在美国的生活愉快吗？他有没有和他的父亲阿分（Afun）重逢呢？《遇见黄东》的最后一幅插图，是诺尔宫室的外观，有人在此给匆匆到访的程美宝指出了远处的鹿。不知道当年的黄东，有没有在同样的地方见过鹿？普通话中，“鹿”与“路”同音，也许将来有人能找到阿煜所在的那条路，并把他指出来——这需要“慧眼”，需要得其法。当一个人物被后人牵挂，那么他的历史就会继续存在。黄东留下那幅目视远方的画像时，没有想到过他就是那个“幸运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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