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候像是一个说故事的评书场。为名人说故事。
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添油加醋，真假参半。他的家世，被涂抹得阴暗淫乱。说他的父亲是吕不韦，一个大商人，说他的母亲养面首生孩子，甚至发动政变要夺权。他的为人，被渲染得暴虐恐怖，声音似豺狗，内心如虎狼，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考察秦始皇的历史，一步步抽丝剥茧，两千年来烧得通红的虚火渐渐熄灭，冷澈透明的真相也一一浮现。吕不韦不是他的父亲，她的母亲也不曾想要夺他的权。他的确是下了焚书令，但他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焚书可靠，坑儒可疑
焚书，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纪事说：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制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廷议继续讨论。这时，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诏令的产生和下达也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基本可信。
秦始皇时期焚书场景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对比之下，坑儒的纪事，更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晚年的秦始皇惧怕死亡，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寻仙问药。但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秦始皇得知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后，大怒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用的通通清除。广收文学、方术之士，希望振兴太平，寻求仙药。现在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在咸阳的诸生，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们相互告发以保全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
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纪事生发出来。然而仔细阅读，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
“坑儒”事件疑点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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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成了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
徐福出海东渡寻不老药
进而，又出现了“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直接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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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纪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纪事。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作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纪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
这明显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而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儒生这件事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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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纪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口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的罪名，处以腰斩之刑。
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而死。然而，根据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出现在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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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活跃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约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五人，韩众（终）、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市）。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他们是直接受到秦始皇指名道姓谴责的人，罪行最重。卢生、韩众和侯生逃亡，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仙药。
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方士们编造的故事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贾谊是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他撰写《新书·过秦论》专门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在该文中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坑方士的事情，则完全没有提到。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主编《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所著《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坑方士这件事情，本是一段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反质》篇。前半段大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纪事，后半段中，逃亡的方士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呢？侯生临危不惧，口若悬河地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侯生。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有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编撰意图，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他耳朵长，爱听故事。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仙。
司马迁像
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于是他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这个故事的意义，忽视了真伪。
焚书坑儒——儒生们制造的二次八卦
实际上，秦始皇坑儒，是一个荒唐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东汉的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加工的方法比较高明，将真焚书和假坑方士合为一体，混为一谈，再将被焚的诸种书籍偷换成儒家的经书，将被坑的方士偷换成读经书的儒生。
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方士们编造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本来是为了美化自己，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这个假故事，渲染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
经过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而后明帝、章帝一脉相承。儒学成了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一阵改造历史、附和经书的风潮。
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代的儒学经师，他为钦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尚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作了偷梁换柱的改造。
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坑儒的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陵谷。时间也更具体了，是在冬天。情节更为详细，阴谋十分明显，因为坑儒谷有温泉，冬天种瓜结了果，借怪异出现之事，下套骗儒生们去考察议论。坑埋的方法有了改进，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这些改造的细节，处处露出东汉实情的马脚。改造的宗旨，是要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坑儒”事件场景
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
我们现在所读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读不懂书，也永远读不懂秦始皇。
焚书可信，断无可疑。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而且私下里作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相应的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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