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儿》：母与女之间的世界

韩国文学在大陆翻译出版并非近些年之事，早在2007年中韩建交15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携手韩国文学翻译院与韩国大使馆文化院出版了一套“韩国文学丛书”，主要包括三位著名女作家，分别是朴婉绪（《那个男孩的家》）、殷熙耕（《鸟的礼物》）以及申京淑（《单人房》）。其后这部丛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过扩展加入了其他作家，其中便有颇受好评的“80后”金爱灿。而从2014年开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韩国文学作品选”十多册，使得国内韩国文学的翻译版图变得更加多元与丰富。

除了这两类丛书之外，其他出版社也零散地出版过其他韩国作家作品，但即使如此，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也大都局限在特定的韩国文学或文化爱好者群体中，直到2019年翻译出版了赵南柱写于两年前的《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文学——或准确地说是韩国现代文学中所关注的女性题材才在国内引起关注，从而带来了其后（特定的）韩国文学出版翻译的高潮，而另一位“80后”金惠珍的《关于女儿》以及《中央站》两部作品也便乘着这股东风来到中国。

《关于女儿》

一、“女性处境”成为问题

很多读者对《82年生的金智英》的文学评价一般，也对其引起的剧烈讨论感到疑惑，认为它是某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作品。这类对赵南柱作品的评论大都会落入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所批评的范围。而或许更准确地来说，恰恰是因为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特定事件的发生，让更多的人开始理解或是渐渐明白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讲的故事以及关于金智英这个女人所遭遇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处境。赵南柱这部作品引起的关注与当下人们真实、切身的关注和境遇息息相关，尤其是涉及到人类一半个体的生存经验与痛苦时，引起的共鸣所产生的力量必然是宏大的。

那为什么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其他韩国女性所写的故事感知有限呢？如在《关于女儿》导读中提到的韩国“30后”著名女作家朴婉绪，她的经典代表作《裸木》中便出现了为死于战争中儿子悼念的母女；而在更加具有女性意识的殷熙耕的小说中，她对女性处境、遭遇的束缚和痛苦的描绘入木三分，但她们的小说最终都未能如赵南柱的作品引起如此大的跨地域讨论和关注。

或许就如上野千鹤子在其《女性的思想》前半部所讨论的日本女性作家和学者，某种程度上她们的“超前”导致大众难以理解她们的故事，虽然这样的难以理解往往是有意识甚至故意为之的。只有当女性运动掀起的飓风开始逼着装睡的人们睁眼面对现实之时，赵南柱的金智英才会成为一个被看见且需要去理解的问题，而不会再如以前一样消弭在沉默与视而不见之中。

也正因此，金惠珍在《关于女儿》中讨论的母女关系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即使母与子或父与子的关系在人类文明中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却总是或被忽视隐匿、或被当做是父与子之间的中介以及某种阶段性产物，而难以获得被关注的资格。因此，我们才会在《关于女儿》中看到如此多熟悉的场景，这类场景几乎不会被地域或文化所限制，而能在所有母女关系中被感同身受，甚至对于作为男性的父亲、丈夫与儿子而言，也都必然见过或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母女情感关系在历史中的无声，导致它成为我们心灵中最隐秘的被压抑之物。

二、母与女的世界

在《关于女儿》中，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十分典型，即相互关心但却彼此难以理解。而在这里存在的远非年龄或代沟问题，而是潜藏着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困境。在小说中，我们跟着母亲的第一视角进入这段故事，对她而言，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如今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处处与自己“作对”，她选择的生活和人生在母亲看来也完全是不入流甚至是令人羞耻的。而也恰恰是围绕着母女俩不同的观念展开的对抗、辩论与企图理解构成了小说最令人纠结和震撼的核心。

在故事中，我们反复看到母亲对自己关于女儿的要求和希望的反思，但这样的反思往往难以带来理解，反而会进一步地造成彼此的隔阂与冲突。母亲似乎无法突破自己已经形成的世界和人生观，但情况实则恰恰相反，母亲其实清晰且直接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但对此却早已失去了碰一碰的决心与勇气。“我被自己早已年迈体衰这个想法束缚住，严格区分能做与不能做的事，逐一删除某些可能性，把日常打造成一条平坦笔直的道路”。因此，母亲最终只能退回自己熟悉的安全之地，然后找遍理由来自圆其说。

在母亲的叙述中，我们能感觉到她那发自心底的疲惫感。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黏稠的汗水贴着了疲惫且满是疼痛的身体。作者反复营造的这一氛围不仅仅只是外部环境，其实也就是母亲的处境，她被疲倦和疼痛包围，无法突破。但即使如此，她还是希望能改变女儿，而在这其后甚至似乎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督促着母亲要不遗余力地去这样做，并且甚至就连她自己都无法控制。那么母亲背后的那股力量是什么？来自哪里？

在小说中，母亲十分在意邻居和他人的眼光，因此当女儿带着自己的女友回家住后，母亲担心邻居们的闲话。而这些面目模糊的“邻居”与“他人”的目光以及闲言碎语所象征的正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规范。而也正是这些规范督促着母亲该如何展现自己，以及该如何教育女儿。纵观小说我们会发现，父亲的角色自始至终都是缺席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母亲承担着传统的双重责任。但即使如此，她对女儿的不满、督促和矛盾依旧主要来源于她的母亲身份，在韩江的《素食者》与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我们会发现，父亲对女儿的教育往往是严肃的、命令式的，很少会出现苦口婆心、絮絮叨叨的情况。而母亲则大都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即训练和要求女儿走上“正常女人”的道路和生活。

那“正常女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小说中，母亲反复对女儿提及自己的心愿，只是希望“让我独一无二的女儿能够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关注，自然而平凡地活下去”。在这个母亲的心愿里，“自然”是核心词汇，而何谓自然？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成为一个“好孩子、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好邻居”就是自然的。在《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她的名字是》中，我们反复看到对一个韩国女人来说，读有限的书，找个好老公，生儿育女以及照顾好家庭就是最自然的事。然而恰恰是在这“自然”的生活中，女人们感到了痛苦与迷失，并且也恰恰是通过对其的反思，女作家们开始揭露在这些看似“自然”美好背后的男性结构性剥削与压迫。

三、谁之家？

区别于朴婉绪、殷熙耕和申京淑这些女作家，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江、赵南柱、金爱灿与金惠珍，她们对于现代核心家庭的反思一方面继承了前辈们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她们也发现在当代这个提倡婚姻自由且男女平等的社会中，最古老的家庭在现代的新模式中依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与剥削（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在《关于女儿》中，母亲并非不知道家庭内的痛苦，但即使如此她依旧希望女儿能找个男人结婚，而对其同性情感和关系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在书后金申京淑所写的导读中，她指出这是因为韩国社会不相信“朋友或爱人之类的松散关系”，认为这类关系因为没有保障而不会有未来。母亲与珍女士的故事便反映了这一普遍焦虑，即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一个女人的晚年该如何度过？这样的恐慌导致母亲对女儿的晚年生活充满焦虑与悲观。

而这样的焦虑也并非空穴来风，伴随着韩国生育率的下降以及老龄化的加重，个体的晚年养老成为一个令人不安但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正因此，上野千鹤子才会写作《一个人最后的旅程》这类书，通过采访与研究讨论个体的晚年养老问题。在《关于女儿》中，母亲或许对家庭所能给予个体的情感慰藉不抱多大期望，但她对家庭能够照顾个体的晚年这一功能却念兹在兹，由此也让她执着于女儿的结婚有了一个颇为紧迫且实际的理由。但家庭是否真能如母亲所渴望的那样承担起这一责任呢？其实母亲自己的处境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对许多母亲们而言，这就是可知的、熟悉且大多数人都在过的生活，因此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这样“自然而平凡”地过一生。母亲认为楼上的家暴只是个案、婚姻里女人的不幸只是特例或是那个女人自己做妻子的不成功，她们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面对一个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真相，即婚姻和家庭关系本身就存在着结构性的压迫。因此并非只是运气或偶然，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痛苦。就如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中所发现的，那些看似生活惬意的美国郊区白人家庭主妇为什么依旧不开心？她们感受到的那股无名的痛苦是什么？

金智英会理解那些女人的感受，就好像即使她有一个贴心的丈夫、美满的家庭，但她依旧濒临崩溃边缘。在《关于女儿》中，母亲对女儿企图挑战这一古老的传统不安且紧张，并且十分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只是母亲对于女儿可能遭受的冷眼、攻击和伤害的心疼，“这两个孩子活在残酷无比的人生之中”。因此当她亲眼看到女儿在大雨中被抗议人群伤害的时候，她质问社会、质问这个世界对女儿的不公和残忍，然而这一质问和愤怒也恰恰是母亲对自身处境的反应。

金惠珍在小说中给母亲设置的照顾孤寡老人的工作，更加加剧了母亲对自身的处境以及女儿未来生活的恐慌。但母亲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她一辈子谨小慎微，努力做个“好人”，但最终依旧未能摆脱被压榨和伤害的境况。不仅仅只是自己的性别，还有她的阶级。而由此导致她不得不承受着双重剥削，而母亲对此的无能为力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它是母亲为自己所塑造的现实——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默默忍受。就像她认为女儿坚持不懈的抗议最终不仅不能改变不公，反而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但对已经是边缘人的女儿来说，即使她不反抗、像母亲那样隐忍的生活，这个社会依旧不会放过她。她的原罪来源于她的“不同”，而制定这一“不同标准”的则是男性结构，是那些分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

四、格格不入的性别

在《关于女儿》中，母亲的抱怨、无奈、迷惘和痛苦都来源于她发现自己似乎无论怎么努力去贴近那个“正常”与“自然”，最终都有剩余的东西。这一处境不仅是母亲的，也是女儿的，并且是所有女性的，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根据单一性别（男性）的身体感受和经验所建构的世界中，因此她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不仅难以严丝合缝地镶入其中，反而会造成普遍的摩擦、冲突和痛苦。就好像传统中被认为是女人避风港的“家”，实则依旧是一个“男性之所”（韩国的户主制让这一点光明正大的显露），在这个空间中，女人被安排和规训着，而她们的经验、感受和生命能量则被切割、忽视与边缘化。因此一种“格格不入”的异己感在这些韩国女作家的小说里反复出现。

《关于女儿》中的母亲便被夹在男性意识形态与自身的女性切身感受和经验之间，最终导致她一方面能理解女儿的不容易，但另一方面却依旧想要女儿按照“自然”的规范去生活。在小说中，母亲曾经也希望通过读书逃离自己的生活，后来也曾做老师，但最终都因为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而放弃了自己的抱负。这些放弃看似自愿，实则是强迫，因此留在母亲心中的不满和遗憾会在她要求女儿回报的时候出现，即一种典型的东亚式“养育-回报”的亲子模式。“母亲”这个角色就残酷地展现了男性体制对于女性的改造，从而使她们背叛自己，学着去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

在殷熙耕的《鸟的故事》中，12岁的小姑娘“我”便在周围亲戚们的日常中窥探到了那些隐而不现的区隔、歧视与伤害。这个小女孩的经历就可以是《关于女儿》中女儿的成长，她看着母亲的唯唯诺诺与谨小慎微，并且通过自身最直接的感受意识到那些隐秘的歧视以及其中所具有的暴力色彩。母亲认为是女儿读了太多不该读的书，学会了“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但对女儿而言，恰恰是那些不该读的书，让她能够反思和批判在母亲看来“自然”的生活，以及镶嵌在母亲身体里的那套男性规训。

在郑宝拉的《诅咒兔》中，被家庭吞噬的母亲、无法独自孕育婴儿的单身女性以及被父兄利用的女孩……她们都以某种变形的方式在抗议甚至对抗着渗透在日常生活和所谓“正常”中的男性意识形态与压迫；《素食者》中的妻子则以决绝的姿态让自己离开人类世界，希望变成一棵植物，在其背后也并非无根无由的；而《82年生的金智英》与《关于女儿》则直面这些日常且普遍的处境，金智英最终走向了现代文学史中最经典的“疯女人”形象，而“母亲”则是现代男性体制下女人被规训成的模样，充满了矛盾与痛苦。

在《关于女儿》的中文版腰封上写着“我爱她，但我不理解她”，或许有爱就已经足够了。而由爱引申出的“为你好”则自始至终都是爱的反面，在母与女的黏连中，清晰的界限不仅仅只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基础，也是留下反思与尊重的空间。而韩国这些女作家对此有意识且不遗余力地书写本身，或许也正是在尝试着去想象与建立新的理解和关系模式，而或许也只有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那些往往隐而不现的界限与陈规滥调；而或许也只有小说中，我们渴望某种新的、不同的东西，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所有可能的生活与自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