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回到广东嘉应故里，在此度过了隐退后的余生。“人境庐”是他的斋名，取自东晋诗人陶渊明（356-427）的一首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作为“人境庐”的主人，黄遵宪早在“人境庐”建成前就采用这种风格。他回乡不久便购得一块与他住处相邻的宅地建造“人境庐”，并执意安上一扇大玻璃窗。他20岁时就写过一首诗，幻想坐在室内，阳光能透过窗户直射进来。在那充满阳光的居室，他栽培了一些从新加坡带回来的奇异植物，书房内备有维多利亚式的家具。门前“人境庐”三字的匾额由在东京的友人日本书法家濑温（号大域，1827-1902）书写赠予。他在花园里种了各种果树和花卉——兰花、香蕉、李树、桃树等，还有伦敦的玫瑰、德国的菊花。他将番木瓜引入嘉应，使之成为该地的经济作物。他怡然自得地在花园里劳动，或身着一件短夹克在乡里散步。尽管中国人因佛门戒律多不食牛肉，但黄遵宪在国外时便习惯了西方食品，尤其偏爱牛肉汤。黄遵宪退休后除食用面包外，还经常吃黄油和牛奶，这是通过瑞士传教士从瑞士进口的，传教士在嘉应创办了一所医院和一所教德语的语言学校。他并非简单地品尝西餐，而是相信其营养价值。由于黄遵宪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对生活起居的安排几乎到了刻板的程度。他深信西医，一生病便去瑞士医院就诊，或派人去请瑞士医生来家，他从不信中草药。这也是他崇尚现代西方科学的一个显证。
这一时期是黄遵宪一生中诗歌创作的高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将150首诗辑为《日本杂事诗》。他与挚友客家籍诗人丘逢甲“迭相唱和”，丘氏还时常到“人境庐”来拜访。丘逢甲在参与创建台湾民主国的企图失败后也回到故里，两家间隔不远。
清光绪年间黄氏鸳江榷舍重刊本《日本杂事诗》书影
作为“人境庐”的主人，黄遵宪希望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故谢绝了到政府供职的所有邀请。维新变法期间李鸿章被解除了总理衙门大臣，1899年复任两广总督，1900年义和团爆发后，又被召回主持外交谈判。李鸿章邀黄遵宪到广州充当他的幕宾，他向黄遵宪征求如何治理广东的意见，黄遵宪建议建立现代警察系统及废除对大米征收的过境税，后李鸿章请他组建广州的警察系统并主持开办广东矿务。黄遵宪多次收到李鸿章的请求信，并拜访过一次李鸿章。在交换了对铁路和矿务的意见后，他婉然谢绝了李鸿章的邀请，又回到故里。他还谢绝了其他的邀请，其中包括张之洞和刘坤一。谢绝这些邀请的真实原因是他不再信任慈禧太后和满族亲王把持的政府，他忠诚的对象仍是光绪帝。1900年1月24日，朝廷下诏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嗣”（大阿哥）时，他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谴责这是对光绪帝的不公。这一诏书是慈禧欲废光绪帝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许多曾举荐过黄遵宪及在湖南与他关系密切、志在变法的官员也遭到清洗。由于对维新派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官员们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人心惶惶。黄遵宪认为这种对变法不利的气氛还会持续。此刻，他决定以保养身体、陶冶情操和博览群书为上策，一旦有机会他将再次为变法而献身，无论成败，定尽其所能。
黄遵宪像
1900年岁末，帝国政治笼罩着一片阴霾。黄遵宪所作的论20世纪开端的诗对民族前景表示忧虑，他特别忧虑当政者对国际政治无知而朝中官员又不敢讲真话。是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史上大规模的民众排外起义，他对此极为担忧，认为暴力排外将招致灭顶之灾。春天，当得知朝廷下诏召义和团进京的消息时，他感到震惊，他谴责慈禧和那些怂恿愚民妄为的京官。夏天，他获悉八国联军进京更是万分惊恐。义和团最终被镇压，他同情义和团无知，义和团相信自己有超自然的力量，想赤手空拳去阻击外国军队。在义和团事变中黄遵宪失去了许多挚友。总理衙门章京袁昶因反对朝廷怂恿义和团的政策而受到亲义和团官员的指控，并被处以死刑。袁昶曾两次告诫朝廷，义和团是个异端教派，与白莲教有关系，袁氏主张保护外国使馆。吴德潇是浙江省西安知县，他试图约束民众攻击教堂的行为，愤怒的暴民杀死了吴氏及家属，还有些外国人。1898年，被流放新疆的张荫桓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虽未对朝廷发出警告也被处死。同年，自力军起义的领袖唐才常被张之洞逮捕后处死。黄遵宪作长诗——《三哀诗》，痛悼这三位死去的友人。他的悲伤情感更加深了对慈禧及那些招致这一灾难的满族亲王的愤恨。
黄遵宪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教育儿子、侄儿和外孙上。他家的私塾共有5个学生，开了5门课：掌故、史学、经学、格致和生理卫生，“每人各设札记一册”。除在此上课外，他还在嘉应协助筹办了东山初级师范学堂。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后着手“新政”，其中有鼓励地方官绅创办新式学堂，讲授新知。黄遵宪批评政府的教育新政方针，因为政府强调的是高等教育，而他认为重要的是普及初等教育。此外，在还没有建立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以及教科书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政府要求立即开办学堂是不可取的。政府强调读经，而他认为讲授那些与时务相关的经学，以此作为时务的补充就足矣。政府尚未认识到现代科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而试图保留那些传统的内容，以为学生应试科举之用。黄遵宪确信传统的学术定将被新学取代，他在西方生活过多年，认为经学毫无实用价值。在谈到曾国藩的学术时，他认为曾国藩是清代一流的名儒，“其学问能兼综考据、词章、义理三种之长。然此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科学、之哲学未梦见也”。
黄遵宪鼓励他的学生到日本去求学。1904年他送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堂侄、一个外甥及一个弟子去日本留学。此间，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增至顶点，东京为他们建立了速成师范学校。黄遵宪的儿子和学生被送往这些学校，为日后回国在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任教作准备。
1902年春，黄遵宪与梁启超取得了联系。梁氏至1898年底流亡日本，抵日不久，因得到横滨华侨社区的支持很快创办了《清议报》，至1901年底共出版100期，旋因火灾停刊。1902年初，他又创办了《新民丛报》，这份影响很广的刊物一直办到1907年。该刊通过走私运到中国。黄遵宪通过汕头洋务局获取该刊，约每隔20天即能看到最新一期的《新民丛报》。1902年春，他在读到该报第2期后便致函梁启超。1902年他至少给梁启超写了7封信，1904年1封，1905年2月21日1封，这大约是他去世前的一个月。（1903年梁氏到美国旅行。）梁启超将黄遵宪的6封信以不同的笔名刊登在《新民丛报》上。
黄遵宪对梁启超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他的报刊宣传将能激发民族主义和促进变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强烈地感受到要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国民的觉悟，以争取他们对变法的支持。黄遵宪坚信传播媒介是教育民众的工具，相信笔杆的力量能将消极的民众逐渐转变为有责任心的公民。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出版后，黄遵宪满怀热情地写道：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自1896年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便欣赏他，称赞他具有报人的才华。他看了《新民丛报》后指出，梁启超获得了报章文体巨擘的地位，他对梁启超作出了毫无保留的赞誉，说梁启超以其卓越的才华赢得了他的尊敬。他把梁氏比作“罗浮山洞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黄遵宪在身患重病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努力，直至该报的初衷实现为止：
往日《时务报》盛行，以后仆即欲以编辑大业责成于公，而展转未获所愿。今日仍愿公专精于此事，其收效实远且大也。
黄遵宪以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带着谦逊的口吻劝告这位后学，向梁启超坦诚而热情地表露出自己对有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的想法。他提出了关于孔教性质的看法，解释在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处理好变革与孔教的关系。黄遵宪在回答梁氏刊于《新民丛报》第2期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时，谈到自己对孔教的看法，黄遵宪早在私塾学习时就写过讨论儒学的文章，他曾打算写本《演孔》的书。在致梁氏的信中，他指出孔教具有理性和普遍意义，与现代社会有相容之处。他认为孔子是一位仁学大师，孔子通过评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如吃、喝等来阐明仁学，他不空谈鬼神及其他超自然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观之，黄遵宪相信孔教优于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创始人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上帝的使者，或是伟大的超人，他们宣扬天堂和地狱，告诫人们，只要奉信他们的教义就能升天。黄遵宪指出，在古代由于人们愚昧无知，需要天堂、地狱之类的故事来劝诫。随着科学发展和教育进步，知识日渐丰富，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谓天堂、地狱。到了近代，人类理性得到张扬。最后，黄遵宪预言人们将抛弃所有的迷信和神话。到那时，孔子的教义将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人人而自尽人道，真足以参赞天地”。1898年，黄遵宪早在南学会演说时即已阐明了这一观点。当时，梁启超宣传康有为的儒家哲学，支持康有为发动的孔教运动。
谈到康有为的孔教观，黄遵宪明确表示不接受康有为的学说，即孔子是孔教创始人，六经皆出自孔子，尧、舜即孔子的智慧结晶等，他拒绝康氏的“保教”主张。世界上其他宗教都有独特的教义，并禁止其信徒崇拜其他偶像，孔子却不强求任何人奉信他的学说。在黄遵宪看来，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
大哉孔子！修道得教，无所成名，又何从而保卫之？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何藉于保卫？今忧教之灭而唱保教，犹之忧天之堕、地之陷，而欲维持之，亦贤知之过矣。
黄遵宪认为康有为提倡保教是基于这样一种忧虑：西方宗教将侵蚀中国人的心灵，正如西方列强掠夺我国土地那样。在这一点上，他要比康有为乐观。他相信儒家具有的优越性，并能适应当今不断进步的世界。他甚至认为，孔子在评论《易经》时，就揭示了进化论及适者生存理论，而达尔文是在观察了成千上万的物种演化后才发现的。
令黄遵宪感到吃惊的是，《新民丛报》中梁启超的观点几乎与他的看法如出一辙。梁启超也声称孔教不必“保”，因为其优长之处使其能适应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自由发展。他谴责康氏将孔子作为国教加以保护的计划，因为孔教运动无异于在儒家内增加一个教派，这束缚思想自由。儒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说，对20世纪的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他不同意康有为努力用孔教来维系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换言之，梁氏认为儒学是由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创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唯其如此，“教”与“国”不同，要保的是“国”，而非“教”。
该文表明，梁启超放弃了先前对儒家的看法，这标志梁启超在背离其师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需要指出的是，1902-1904年，黄遵宪的观点对梁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间梁启超的思想正经历一场巨变。他放弃师父的保教观即是这一转变的明证。尽管黄遵宪的观点不是导致梁氏思想转变的唯一原因，但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尽管黄遵宪欣赏梁启超反对保教的精彩论辩，但不同意梁氏讲的孔教是古代中国的九流之一。黄遵宪认为“儒生”虽不过是九流之一，“若我孔子，则综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术限”，因为孔子吸取了九流的学说。黄遵宪认为“儒”的本意指“柔”“顺”，这是周公的教诲，他教导人如何顺从。黄遵宪对孔子有独到的见解，这既不同于汉学，也不同于宋学。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演孔》这部书。黄遵宪认为儒家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化遗产。当梁启超与他商讨出版一本国学杂志时他表示支持，但不同意梁启超关于保存“国粹”的观点。显然，梁启超弘扬国粹的观点是受到日本国粹运动的影响，这是明治维新20年后对西化作出的本土主义的回应。《日本》是文化本土主义者陆羯南于1899年创办的一份刊物，他在揭示该刊宗旨时指出：
现在日本失去了固有的特质。他们摒弃了自己的一切，全体国民将转向西方。结果，“日本”将成为地图上岛屿的名字。《日本》的宗旨是要复兴和守护民族精神。
黄遵宪不同意梁启超关于保存国粹的主张。他坚持认为没有必要，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从国外大量吸收新思想。他强调了中日间的差别：
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
他以为中国应更大胆地开放，吸收新学或西学，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及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
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
黄遵宪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新思想，这不仅基于他深受传统的熏陶，而且由于他笃信先秦典籍中所倡导的德性是有效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先祖们的普遍理想，他们在中原地区曾创造了中国古代光荣的传统。总之，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这只不过是实现古代理想的手段。在这方面，黄遵宪及他的同胞与当代日本人高度认同现代西方的态度截然相反。日本人几乎完全认同现代西方的理念，以“文明开化”为追求的目标，笃信现代西方的观念具有普遍意义，故狂热地渴望在日本能实现这些理念。黄遵宪正确地指出了日本没有什么“日本学”，因为日本在古代没有产生与孔子理想比肩的理论。
对中国来说，当下最为紧迫的改革目标是保存国家的统一，建立强有力政府，以适应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正因为如此，黄遵宪的变法主张聚焦在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讨论了20世纪中国最佳的政府形式。1902年夏天，黄在致梁氏的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他是担心梁氏未必能理解。黄遵宪指出，任何变革政体的讨论都是危险的。1897年7月5日，他向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提出这一看法时，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黄遵宪倾吐了他思想的心路历程。他在接触到现代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君主立宪政体后，开始改变对未来中国政体的看法：1880-1881年间，他在日本读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这使他认识到，一个国家即便有优越的制度和高水准的教育，要实现民主理想同样是困难的，他断言中国采用民主或共和制是遥远的事情。三四年后，他来到伦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著手次第”，至此终身守此说。1904年夏，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再次谈及曾令他迷恋的民主理想，他为自己从未公开对民主的看法而感到庆幸，因为他相信当下中国应“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
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人的笔谈稿
黄遵宪不信任专制政治，它在20世纪已经过时，主要原因是这种制度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因此就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同时，他也反对在中国发动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目标的革命运动。1901-1902年，梁启超曾号召革命。梁启超在《新小说报》上连载《新中国未来记》的小说中暗示，在今后十年内清朝将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中也讲到以破坏为进步之第一要义，黄遵宪警告梁氏这是一种鲁莽的主张。1902底，他给梁氏写了一封长信，对他说：“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黄遵宪告诫梁启超，中国的君主政体不同于欧洲被革命推翻的专制王朝。在他看来，“欧洲中古以来，其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未见。赋敛之重，刑罚之毒不待言矣”。近代早期的欧洲绝对主义达到了顶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问世后，其精神一下子渗透到民众的心灵，大众的愤怒一旦爆发，遂有足够的力量推翻君主政体。在比较东西方专制政体时，黄遵宪写道：“今以中国麻木不仁、痛痒不知之世界，其风俗之敝，政本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无论何事，皆低首下心，忍而不辞，虽十卢骚、百卢骚、千万卢骚至口瘏手疲，亦断不能立之立、导之行也。”他警告梁启超不要煽动民众去破坏，应让中国逐步接受立宪主义。
黄遵宪反对梁启超提倡排满革命的另一个考虑，是因为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支持现政权以应对外国对中国的威胁。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紧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必须通力合作，一致对外。列强的所为如同是中国的主宰，外国政府将清政府驯服得像奴隶一般。尽管中国人不愿意当奴隶的奴隶，但尚无自己当家作主的准备。他确信，当前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是帮助这个沦为列强的“奴隶”即清政府，以抵制外人的统治。
至于反对排满革命的另一实际原因，黄遵宪提醒梁启超1877年在日本发生西乡隆盛的叛乱。西乡有数千以镰刀、铲子和棍子武装起来的追随者，为什么参加者占该县人口的20%-30%、支持者占70%-80%的起义后来失败了呢？答案是政府有军舰、铁路和枪炮。黄遵宪补充道，即便清政府极其衰弱，它也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国内的叛乱。他不想看到爱国志士血洒大地、颅抛荒野。
不久，梁启超便停止了排满革命的宣传。在1904年6月出版的《新民说》的最后一部分，他甚至谴责排满革命：“或持极端之排满主义，谓今之皇室，虽使其宪政之完备，能如英如日，然以民族之恶感情，终不认之。宁以无秩序之汉而亡，不以有能力之满而存。此自是意气之言，真爱国、真言革命者，必所不取。”张朋园认为这部分是由于黄遵宪的劝告才放弃激进主义，转而反对革命。张朋园同时认为，1903年梁启超应保皇会邀请而有美国之行，这对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除革命排满论，黄遵宪完全同意梁启超的《新民说》。梁氏强调公德、合群的重要性，以及自由、权利、进步、自治、国家思想等。黄遵宪特别赞同梁启超强调民众于家庭、宗族之外，需要有合群和讲求公德意识。梁启超的文章将《日本国志》中类似的观点及黄遵宪在湖南时的演说阐述得更加透彻。早在1887年初黄遵宪就指出，日本强盛的重要因素是国民的精诚团结。中日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合群”的观念及达尔文主义。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华慈指出，严复的重大发现之一，是他觉察到英国社会的活力来自民众能量的聚集，从而使整个社会强大无比。
清光绪年间富文斋版《日本国志》书影
黄遵宪钦佩严复，但对他的文风不以为然，称其作品好像出之六朝人之手。事实上，严复采用了最优美的文体，以图吸引那些知识精英。正由于他有巨大影响，黄遵宪劝严复应考虑到创立一种新文体来表达新思想：
公（严复）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
黄遵宪致信梁启超，祝贺《新民说》的发表。他在信中探讨了如何使国人合群。他写道：在中国宗法制将人们联合在一起，但现在一个村落分属不同的宗族，彼此世仇久远。宗族组织已不适合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单元。其他类型的传统组织，如“同乡者、同僚者、同年者等”，“卑卑无足道也”。稍有合群意识者，如商会、行会，也不足以自立。中国社会凝聚力最强的组织是秘密会党，如五斗米教煽动的叛乱，最终推翻了汉朝。宋朝方腊起义、明朝的徐鸿儒起义及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都曾威胁到王朝的生存。所有这些起义均为秘密会党组织，他们以平等主义的教义和互助精神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吾以为讲求合群之道，当有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他希望梁启超用二三年时间在《新民丛报》上宣传合群之道，让民众接受教育，为将来开议院作准备。换言之，议院之开设，“今日尚早”，因为国民还没有做好自治的准备。梁启超没有辜负黄遵宪的期望，他精神饱满地利用报刊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
黄遵宪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努力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创作了一首行军歌，以激励战士的爱国热情。1902年底，他将这首歌抄送梁启超，梁氏将其中一部分刊在自己办的杂志里。《出军歌》的开头写道：
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军中歌》的第一段是：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这首歌的各节末尾分别加上“战战战！”“必必必！”“胜胜胜！”“前前前！”“敢敢敢！”在民众中培养凝聚力和养成爱国主义是一国致强的两个要素，1904年8月，黄遵宪致函梁氏，要他注意日本在中国东北对俄作战所取得的胜利。
黄遵宪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他越来越重视初等教育。他在给梁启超的最后一封信里要梁启超编辑小学课本。他自己创作了儿歌，劝儿童入学：“上学去，莫迟迟；上学去，莫踟蹰；上学去，莫贪懒。”《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在十九章中概括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需要有合群、独立和自信的精神、理性主义（反对宗教）、履行对国家的义务、雪国耻等。这是他晚年作品的精华，他以简洁、优美和适合吟唱的文字来表达。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来来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种族？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横行，虎视眈眈欲逐逐。於戏我小生，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
1904年春，黄遵宪患肺病，呼吸困难。是年冬，卧床不起，他知道疾病无法治愈。在日俄战争期间黄遵宪病逝于床上，临终前他做了一个关于梁启超遭暗杀的噩梦。他还作了一首记述梁启超的诗：“阴风飒然来，君提君头颅。”在梦里，梁启超告诉黄遵宪，他被激进分子暗杀，他们攻击他的君主立宪主义。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幽灵陪伴在梁启超的灵魂旁。当黄遵宪努力听梁氏详言时，闻得公鸡一声啼叫。在暗淡的光线中，他看到梁启超血淋淋的头颅挂在墙壁上，他拭眼一看，墙壁上是一幅被列强瓜分的中国地图。在该诗的第二段，黄遵宪略述了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他希望能活到中国宣告立宪的那一天。然而当祖国获得新生的时候，可惜自己已老了。在诗的末尾，他忧虑被列强枪炮惊醒的睡狮：“牙爪将何为？”他提醒梁启超，彼此都有同样的梦想，自己曾经仰慕加富尔（1810-1860），意大利著名的外交家、自由主义者、爱国人士、意大利的第一任首相；而梁启超钦佩马志尼（1805-1872）。尽管黄遵宪欲出任首相的志向未能实现，但他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立宪。他把推动立宪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
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故，享年57岁。长子黄冕（字伯元）时在神户中国领事馆任随员，归里奔丧，他因过于悲哀而卒于家中。
（本文摘自蒲地典子著《中国的变法 : 黄遵宪与日本模式》，闾小波译，凤凰出版社，2022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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