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九月，北宋都城开封迎来了一批姓名不详的契丹使臣，此行他们带着一个特殊的使命而来。
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交好已逾半个世纪，交聘往还，年年都有，已属稀松平常，尤其是最近几年，双方来往频繁，亲如一家。两年前，即至和二年（1055）八月，在位二十多年的辽兴宗崩逝，兴宗的长子耶律洪基即位于柩前，是为辽道宗。当月，宋朝边境的雄州就接到这一消息，不等契丹的正式通告，宋廷就立即组建了使团，准备前往致意，任命了大文学家欧阳修为“贺契丹登宝位使”，兵部郎中吕公弼为“契丹祭奠使”，工部郎中李参为“契丹吊慰使”。
使团此行一方面对契丹新遭的国丧表示哀悼和慰问，另一方面也对辽道宗的即位予以祝贺。仁宗还特意下旨为辽兴宗之丧，辍朝七日，并让宋朝与契丹交界的河北、河东州郡在丧期内，不得大搞娱乐活动，以示对契丹举国丧痛的感同身受。次月，契丹告哀使才到开封，通报了兴宗之丧。仁宗甚至亲自穿上丧服为辽兴宗举行了哀礼，宰相带领着群臣也前来慰问如仪，双方感情之融洽，可见一斑。
但这次契丹使臣的来意，却有些令仁宗为难。契丹使臣随行带来了新君辽道宗的画像打算送给宋仁宗，同时也提出想要换得一幅宋仁宗的画像带回契丹，即双方互相交换各自皇帝的画像。契丹人为什么会突然生出这个奇怪的要求，而宋仁宗又该如何应对呢？
后人往往以为宋代文化繁荣，而契丹不过长于游牧射猎，恐怕未必能有什么文艺生活。然契丹虽兴起于北国草原，但其立国还早于北宋，且承唐末五代以来好尚文艺的传统，诗词歌赋，丹青妙笔，也足以夸耀于世。契丹的人物画水平，在当时堪为一绝。契丹在建国之初，即有描绘帝王的形象加以展示的习惯。早在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就曾下诏修建一座名叫“日月四时堂”的建筑，在日月四时堂的两庑之间“图写古帝王事”，即把古代帝王故事画在廊屋两侧以供人们观摩。
辽太祖阿保机的长子，也是辽太宗的长兄东丹王耶律倍，即是五代有名的人物画家，他以异国皇子的身份驰名宋代画坛，《宣和画谱》称扬他特别喜爱画画，且大多描绘的是契丹贵族、酋长的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以粗犷之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出场人物往往“袖戈挟弹，牵黄臂苍”，不以中原衣冠礼服示人，而是“服用皆缦胡之缨”，以“鞍勒瑰奇”眩人眼球。传世名画《东丹王出行图》据说即出自他的手笔。画末有一身着黄袍、头戴小冠、面色凝重的中年人，即是他的自画像（见图1）。
图1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耶律倍骑马像
画中人物既传神，又写真，不仅须发纤毫毕现，五官也栩栩如生，但却神色黯然，惆怅满腹，颇与他流落中原的落难王子身份相映成趣。耶律倍虽然与辽国的皇位失之交臂，且一生颠沛流离，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但后来的大辽皇帝，几乎都是他的子孙。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征灭后晋的撤军途中突然崩殂，耶律倍的长子永康王兀欲当时正随侍军中，被诸军拥立为帝，是为辽世宗。辽世宗即位后，立即将他追尊为皇帝，号“让国皇帝”，为耶律倍营建了皇陵，号为“显陵”，在陵中设置了“影殿”，供奉耶律倍的画像，岁时祭奠，又在东京辽阳府的宫墙北侧修建了一座专门供奉其父耶律倍画像的“御容殿”。
契丹人对皇帝的崇拜，很早就有了“偶像”的需求，辽太宗本人就曾经令人绘制过他的父皇辽太祖阿保机的画像。
947年辽太宗南下灭后晋，建号“大辽”，为向契丹各部宣耀自己的功绩，修建了一座大寺——天雄寺，寺中除了供奉佛像以外，还有一幅阿保机的画像。在1057年遣使北宋求取宋仁宗的画像前，对于皇帝的画像，契丹已有一整套的御容绘制、供奉和祭礼仪制。史料显示，契丹人在祭礼皇帝时，常常绘制御容，立庙以祀。在其五京，修建了一系列的御容殿以祭祀契丹的历代皇帝。
如在中京大定府（城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境内）有辽景宗和承天皇后萧氏的帝后合一的御容殿一座，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则有辽景宗、辽圣宗的御容殿各一座。契丹建国之初，就很注重培养和招纳绘画人才，朝廷中专门设置有“翰林画院”。契丹画家的人物画，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写真摹形的技法一流，时至今日，上至帝王陵墓，下至达官贵人的墓葬中都有许多精美的肖像画。比如辽庆陵的这幅壁画（见图2），凛然如在目前。
图2 契丹人物肖像
所以辽道宗甫一即位，便有了自己的画像，其实并不特别。有意思的是，契丹人不但想要知道自己的皇帝长什么样子，也好奇宋朝皇帝的长相。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交往十分密切，双方皇帝是真的“神交”已久，每逢元旦岁时节日以及双方皇帝的生辰、国丧、新君即位，都会遣使致意，犹如“老朋友”，但古代不比现代，双方最高领导不可能举行会晤，想要见上一面，自是难如登天。辽兴宗与宋仁宗差不多同时即位，两位皇帝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时光，竟始终无法见上一面，不免留下很大的遗憾。
据说，至和元年（1054），宋方的大臣王拱辰奉命出使契丹，辽兴宗在混同江设宴款待宋使，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在江边看钩鱼（契丹渔猎的一种方式），双方都玩得很高兴。王拱辰临走前，辽兴宗又请他喝酒，席间兴宗非常真诚地说：“南北两国修好多年，朕最大的遗憾是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大哥（指宋仁宗），想托爱卿带一杯酒回南朝。”说罢，辽兴宗站了起来，亲自斟了一杯酒递给王拱辰，一起举杯祝南朝皇帝千秋万岁，并且还欢快地弹起了琵琶。这大概是辽兴宗首次公开表示想与宋仁宗见面，显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不现实，只能遥相举杯，隔空对饮。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辽兴宗就想到了一个两国皇帝会晤的变通方案。
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辽兴宗对臣下表示：“朕与宋朝皇帝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以把朕的这个想法给即将前来庆祝元旦的宋使说说。”辽兴宗最初可能想让宋朝主动一点，因为我已经首先表达了对你们皇帝的思念之情，你们应该主动把宋仁宗的画像送过来，不过，宋朝方面好像对此不太感兴趣。于是，面对宋人如此的不解风情，辽兴宗在临终前，不得不再次派遣使者入宋，先把自己的画像送给了宋仁宗。
宋朝方面的史料记载，至和二年（1055）四月，辽兴宗派保安军节度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耶律防等人入宋，“来贺乾元节”，即祝贺宋仁宗的生日，并送上“契丹主绘像”。辽使送上自己皇帝的画像，是为了向宋朝求取一幅宋仁宗的画像，并且特地解释说，辽兴宗此举是想通过交换各自皇帝画像的方式“以代相见”，来一场“如朕亲临”的虚拟会晤，以便进一步加深两位皇帝间的“兄弟感情”。对此，宋朝群臣在内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把仁宗的画像送给辽兴宗，以慰其思念之情。
可惜辽兴宗并没有等到宋朝把仁宗御容送来，就撒手人寰，相识二十多年的两位“老朋友”终究是相交一场，却始终缘悭一面。
不过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悲观，虽然辽兴宗并没有从正式渠道获得宋仁宗的画像，但很可能已从“非法”的渠道得到了宋仁宗的御容。因为此次契丹使臣耶律防是一位人物画的高手，他此行目的就是来“偷画”宋仁宗的御容。此秘密任务还是当时契丹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使臣刘六符透露出来的。刘六符在庆历二年（1042）曾出使宋朝，以声言向宋朝索取十县土地的办法，大敲宋朝的竹杠，宋朝最后不得不同意契丹增加岁币的要求，从此一战成名。
此后他大概是有些得意忘形了，皇祐三年（1051）八月，辽兴宗生日时，宋朝派出工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兼侍讲王洙前往祝寿，当宋使抵达契丹境内的“鞾淀”时，刘六符奉命前来迎请，并设宴款待宋使，他竟然在宴席上对王洙说，你们恐怕不知道耶律防很会画画哟，此前他出使宋朝时，曾偷偷画下了仁宗的“圣容”带回契丹。他还当场建议把耶律防偷画的仁宗画像，拿到宋使下榻的招待所请王洙鉴赏，被王洙婉言谢绝了。
王洙严正表态说：“这里不是瞻拜我朝皇帝御容的地方。”接着刘六符甚至更过分地说，这幅仁宗的画像恐怕画得不像，打算再派耶律防去一趟开封，再画一次，王洙听罢，只得严词劝阻。可见，辽兴宗派耶律防使宋求取仁宗御容，是有两手准备的，如果不能从宋朝官方途径拿到御容，凭耶律防的画技也可以暗中画一幅回来。
不过，在官方层面，由于无法亲自会晤，也没有及时得到宋朝送来的仁宗画像，宋辽两国皇帝确实是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
有鉴于此，辽道宗在即位两年后就派出使臣入宋，提出了交换两国皇帝画像的请求，道宗此举大概是为了替自己的父皇弥补遗憾吧！宋仁宗收到这个请求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下旨让群臣商量办法，大臣们担心把皇帝的画像送给契丹会有潜在的风险，如拿到画像后，去作一些“厌胜之术”，诅咒皇帝，那就会危害到皇帝的人身安全。厌胜术在中古时代相当流行，但作为邪术，往往也遭到朝廷的严厉禁止，唐代就有立法打击厌胜行为。
不过古人相信厌胜术的施行，必须要有所凭借，《唐律疏议》解释，厌胜术的方法很多，具体操作则往往不能详知，但大体上可分成两步，首先给诅咒的对象“图画形象”或“刻作人身”，然后在人物的“画像”或“人偶”上，“刺心钉眼”或“系缚手足”，颇似后世民间所谓的“打小人”。可见，大臣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把仁宗的画像送给契丹，岂不是正好给契丹人提供了施行厌胜术的必备条件了吗！
除了害怕获得宋仁宗画像后去行“厌胜术”，也有大臣担心被契丹戏弄。听闻契丹使臣向宋廷求取仁宗御容后，时任殿中侍御史的赵抃立即给仁宗上了一道奏疏，在写给仁宗的《乞不许虏使传今上圣容状》中，赵抃说，他听说此事后，日思夜想，觉得“大为不可”。他认为南北和好才不过五十年，宋朝已经给契丹太多的东西了，给钱给物就算了，现在契丹人居然还想要代表中原正统的“华夏礼法”，前几年派人来“借乐谱”，今年又来求御容，不知道他们又要玩什么把戏。何况求取御容一事，在正式的国书中并没有一字提及，只是契丹使者的口头转述，是真是假还不一定，所以千万不能答应，免得契丹觉得我们好欺负。
赵抃的反应显然过于偏激，契丹“借乐谱”反映的是对中原文化的向往；求御容，是想加强两国皇帝的兄弟感情。赵抃的心态，可以说是宋辽关系中“讲金不讲心”的典型，这些人往往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自大。在他们看来，宋朝打仗不行，不得不花钱买和平，你契丹有钱收就行了，想跟我讲感情、谈文化，你还不配！辽兴宗的一番好意，真成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
《宋史》记载，赵抃平日超尘脱俗，常以“一琴一鹤自随”，可他对待契丹求取仁宗画像的偏激心态，却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当然，宋朝大臣中也有明白人，欧阳修就给仁宗说，契丹与宋朝通盟多年，辽兴宗即位后一直非常看重两国的和好关系，且人家诚意满满，契丹使臣前来，有时除了正式的国书，还带有兴宗写给仁宗的“家书”，后来又想一睹仁宗的画像，人家诚心诚意想跟我们交朋友，我们却不相信他，这是有违信义的。希望仁宗能够“出于独断”，不要受他人蛊惑，千万不要“沮其善意”，因为这点小事破坏了双方的友好情谊，实属得不偿失。
对大臣们的争论，仁宗经过一番思虑之后，还是同意了契丹使臣的请求。《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契丹使臣是嘉祐二年（1057）九月庚子日（二十七日）来的，《长编》没有记载契丹使臣的“来日”，只在十月己酉日（六日），记载当日仁宗下旨任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工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胡宿为“回谢契丹使”，同时答应把仁宗的画像送给契丹，约定等下次庆贺元旦的使臣前往契丹时，会把仁宗的画像放在衣箱里带过去。
看来，仁宗在考虑了七八天以后，还是满足了辽道宗的愿望。仁宗之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契丹使臣的请求，据《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是出于帝王的自信。仁宗在大臣们议论之后，一锤定音地说道：“我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肯定不会把我的画像拿去做坏事儿。”
仁宗此举，大大地彰显了他的帝王风度，宋人的“野史”中更是大肆描写了仁宗御容进入契丹的盛况——仁宗以真正的帝王之气，征服了“蛮夷之君”。
据说，这次宋朝派遣御史中丞张昪前往契丹赠送仁宗的画像，辽道宗带着盛装的仪仗队，亲自出宫相迎，当见到宋仁宗御容的那一刻，辽道宗被征服了，脸上露出了既震惊又严肃的表情，当即对着仁宗的画像拜了两拜。然后对身边的手下们说：“这位才是真的圣主啊！我若是生在中原，最多只配在他身边当个负责打杂的都虞候，为他执鞭捧盖足矣！”宋仁宗的画像具有如此震慑人心的魔力，恐怕只是宋人坊间流传的一厢情愿的“神话”罢了。
上述这个故事出自《邵氏闻见后录》，不见于之前所引的正史如《长编》《宋史》等书，且《长编》的小注特别注明，这个故事的原型最早来自张唐英的说法。李焘考证故事中的细节发现，这次负责送仁宗画像去契丹的根本不是张昪而是另有其人，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但这个故事却又是宋人所喜闻乐见的，因为他们更愿意相信，天下虽然有两个皇帝，但只有自己的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仁宗御容后世尚可得见，其相貌气度，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否可以以其帝王之相折服契丹人？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图3 宋仁宗御容
巧的是，嘉祐二年（1057）宋辽互换御容之际，契丹方面可能已经从别的渠道拥有了宋仁宗的画像。《辽史》记载，清宁年间（1055—1064），辽道宗曾派遣契丹最善于“写真”的画家耶律褭履出使宋朝。史称耶律褭履“风神爽秀，工于画”，他曾经与辽圣宗的次女秦晋长公主的孙女订有婚约，但这位公主孙女的母亲与公主的一个侍婢有仇，她对耶律褭履说：“你要是能把这个贱婢除掉，我就允许你们成婚。”耶律褭履求婚心切，竟然真的用计把这个婢女杀了。
事情败露后，他被判了死刑，这时耶律褭履画了一幅辽圣宗的画像献给辽兴宗，兴宗见到已经逝去多年的父皇出现在眼前，大受触动，竟然免去了他的死罪，后来还因为他擅长“写真”的神技，提拔他为“同知南院宣徽事”，负责御前服务诸事。辽道宗即位后，他奉命出使宋朝，宋仁宗设宴款待了他。他本来是有机会仔细端详仁宗相貌的，可惜席间仁宗的脸一直被御座前的一个花瓶挡着，使他无法看清仁宗的长相，直到宴会完毕，起身告辞之际，他才有机会看了仁宗一眼。
就这一眼，他就默默记住了仁宗相貌，在返程途中边走边画，待到了宋辽边境上，一幅仁宗的“写真”就画好了。这时他把仁宗的画像拿出来给宋方饯行的人看，在场的宋人见到仁宗的画像时简直惊呆了——“骇其神妙”。显然，在这个故事中，不是仁宗的画像征服了契丹使者，相反，是契丹使者以其鬼斧神工般的高超画技折服了宋人。
以上的故事反映了宋辽之间的御容往还，既有兄弟之间相见恨晚式的温情脉脉的一面，也有对手之间一比高下式的暗中较劲的一面。从中也可以看到，皇帝的画像，并不是一般的画作，而是附加了神圣价值的艺术瑰宝，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天各一方的两位皇帝的见面会晤，更在这种“见画如面”的过程中竞争天命。
（本文摘自黄博著《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