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奥登、阿赫玛托娃……那些不任性的灵魂，与迷人的爱

以赛亚·伯林和阿赫玛托娃促膝长谈的那一夜无疑是幸福的。这位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女诗人为此写了一组诗，以至于很多人对那一夜浮想联翩。而在伯林的讲述里，两人只来来回回地谈话，他一度想去洗手间，可又担心这样会破坏了迷人的气氛，一直没敢动，吸得瑞士小雪茄的烟头一闪一闪。

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对《纽约客》上的这段细节印象深刻，把它写进了随笔。在编选最新随笔集《不任性的灵魂》时，他也将早年的文章收入其中。张新颖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这些年，他特别想出一本谈外国文学的随笔，一本“不封闭的书”。

《不任性的灵魂》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新颖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引出但丁、艾略特、伯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怀特等等让他内心为之一动的灵魂。

他说：“我写的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普通人。我要把‘天才’‘伟大’放到普通人里，或者把‘天才’‘伟大’放进普通的生活和爱中去。”

12月10日，张新颖与作家周嘉宁，批评家张定浩、李伟长做客思南读书会，围绕这本新书，畅谈那些不任性的人、那些闪闪发光的爱，以及我们应该重新打量的生活。

左起：李伟长、张新颖、周嘉宁、张定浩

会转身回报的天才们

任性与不任性，原是天才灵魂的两面。拥有超常天赋的人理当任性，然而，他们意识到人生与自我的有限，选择了以不任性的方式度过一生。比如歌德，比如奥登。

和奥登第一次见面时，布罗茨基就问他如何看待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奥登说：“我不喜欢这样一些男人，他们总散发一股背后有一群哭泣的女人的气息。”

张定浩也认同奥登对洛威尔的不喜。洛威尔患有重度抑郁症，每每发作就会出轨，病情稳定后又恢复正常。但他的妻子，小说家哈德威克特别包容他，即便在离婚之后也和洛威尔一直保持通信。然而后来洛威尔出版诗集《海豚》，里面断章取义式地引用哈德威克的来信，这个行为深深伤害了哈德威克，在美国诗坛也引起了很多非议。洛威尔的好友，诗人毕肖普写信给他，说他不应该如此，因为“艺术根本不值得那么多”。

相比洛威尔，张定浩也更喜欢奥登，“晚年奥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丰厚，也给予了诗歌一些新的东西，而非满足于用他人的和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诗歌。”

周嘉宁同样认为创作者不能以艺术为名，任性地做任何事情。好的创作者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也应该是一个谦逊的人——即便他是一个天才。

而天才也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不仅在正常视听范围内比其他人更明晰地感觉色彩或声音，还能察觉到普通人察觉不到的振动，有能力使人们互相之间看见和听到更多。周嘉宁想，那些更微小、平凡的东西，可能需要创作者付出更大的努力。这当中包括洞察力，还有共情的能力，即更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站在自我与他人连接的角度思考问题。

就像张新颖在书里写道：“伟大作家有能力转身回报，不仅回报给他所从事的文学和这个领域中的后来者，而且回报给他的民族中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后代，这是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最难企及的顶峰。”

《不任性的灵魂》

背后的力量来自于爱

伯林曾赞叹《日瓦戈医生》里无与伦比的爱情描写。他说爱情是多数小说的主题，然而那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已经难得寻觅了，他几乎只是在《安娜·卡列尼娜》和《日瓦戈医生》中，才找到这样的爱情。

而广义的爱，还不限于爱情。

爱能够赐予人一种生产性的和肯定性的力量。张定浩说，怀特有句名言：面对复杂，保持欢喜。而这种既能够还原真相又能够不被真相所摧毁的品质，《不任性的灵魂》里写到的奥登、伯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都拥有。这种品质的源泉，就是爱。

书的开篇写到布罗茨基用英语写作是为了接近奥登，为了“取悦一个影子”。张定浩由此想到黄灿然的《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然而，相较于“阴影”给人的焦虑感，他更喜欢“影子”这样中性的表述。当代写作者要有志向，让传统在自己的取悦中成为新的生命。

他还谈到《不任性的灵魂》的写法，是复述与引用的结合，在复述中，张新颖如他提到的博尔赫斯一样，是在试图和每个读者交谈，而在引文中，张新颖又试图将这些句子从原作的囚禁中解救出来，让它们和我们一起继续生活。

周嘉宁坦言，在阅读《不任性的灵魂》时她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学上的共鸣，还有像你我这样的平凡的普通人，在比较混乱的时代里如何生活，如何去爱。她最近刚刚开始写新的小说，开始写爱，她感到爱需要漫长的学习。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爱，没有人能以导师之名回答怎么去爱。”张新颖说，“真正会爱的人，是一直学习爱、练习爱的人。”

爱的学习与练习发生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经历了这些年，张新颖更意识到普通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从大的层面，我们要维护个人的日常生活。从小的层面，我们把一个人的一生放在很细微，很专业的事情上，我想这是相通的。”

张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