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蔡京沉浮》是陈歆耕继《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之后的又一部传记。陈歆耕长期从事非虚构写作和文化批评随笔创作，并不专力于传记的撰写，却接连出版两部传记，尤其是第二部传记的传主蔡京，并非贤臣名相，其“奸贼”形象深入人心。而我们知道，为历史反面人物立传，极有可能成为落入俗套的“翻案”之作，或是新“官场现形记”类的黑幕传奇。显然，为一个“奸臣”书写传记，对于陈歆耕来说，看似并非明智之举：其一，陈歆耕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进入一个陌生领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其二，传记写作并不能像报告文学任由想象叙事，也不能似文化随笔投入更多的情感和批判，而陈歆耕却摒弃最为擅长的文体，涉足较陌生的领域。在阅读了陈歆耕的《蔡京沉浮》后，这些疑虑均被打消，陈歆耕将其擅长的两种文体结合，经过《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的试验后，得心应手地运用于《蔡京沉浮》中，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传记文体特征。
蔡京画像
一、谨严的史家精神
人们对蔡京的评价，一般停留在《水浒》和《岳飞传》等文学作品中的“奸臣”形象。人云亦云，肆意褒贬，不是传记作家应有的态度；对于清代学者王夫之《宋论》中认为蔡京为“元祐党人碑”“花石纲”“靖康之变”祸首之罪责，不加辨析就盲目认同也不是一个严谨学者所具备的风范。传记贵在实事求是，传主的是非功过，必须秉笔直书，评价无论褒贬，理应直言不讳。陈歆耕作为一名有专业素养的学者型作家，在《蔡京沉浮》中，遵循了谨严的史家精神，以批判的眼光、理性的笔触，考察和剖析了蔡京的官宦生涯。
《蔡京沉浮》
蔡京24岁科举及第，排名第九，受到当朝宰相王安石的重视，可见其并非庸才。而且蔡京也并非毫无作为的庸臣，不然为何其能宰相在任十八载有余。那么，蔡京如何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成为遭后人唾弃的奸贼之首？蔡京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曾四次被贬，复又委以重任，人才济济的大宋难道就没有更合适的人担任丞相？对于一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奸贼”形象，陈歆耕并非为蔡京翻案，因为他知道，无论怎么客观评价蔡京，其人“巨奸”“巨贼”的罪愆是洗刷不掉的。但蔡京如果一无是处，或者是十恶不赦的奸人，能为官大半辈子是很难想象的。相对来说，北宋时期官员的言论较为自由，“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事者，天必殛之”。（《宋史·太祖本纪》）北宋的谏官可以参与朝政，拥有监督帝王，弹劾百官以及丞相的权利。简单粗暴的脸谱化评价必然会遮蔽蔡京更为丰富的性格面向，于是陈歆耕在传记中精细地考察蔡京的人生轨迹，描绘出其复杂的性格，客观评价其功过，肯定了蔡京被“奸人”形象遮蔽下的为官执政能力，及其智慧和创造。如蔡京主持的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对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了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范本；为了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蔡京大力推行货币改革；兴建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百姓的推行力度之大，其前瞻性的社会经济理念和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确有可圈可点之处。难怪有研究者认为蔡京变法“牵涉面之广、影响之大恐怕不亚于王安石变法”。
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蔡京，重点是如何公正地评价其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的双重形象，而二者又是如何在蔡京身上“矛盾”地重合？目标虽然明确，但具体写作难度较大。首先，蔡京的“奸贼”形象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要改变读者对其印象，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其次，宋代史料年代久远，如果不是专门的宋史研究者，另起炉灶开辟新的创作领域，并非易事。蔡京传记的撰写建立在相关史料的收集、爬梳与辨析的基础上，做到了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作者还特意列出了两部学术著作为参考文献，即当代宋史学家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和曾莉《蔡京年谱》。当然，陈歆耕在写作的过程中所参考的远远不止这两部，从其部分言论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涉猎的知识非常广泛。陈歆耕起先是被宋代文人墨客雅集西园之胜景所吸引，打算创作一部《北宋“西园雅集”记》，在收集相关文献时，“书柜中不断填入涉及宋史的各种书籍，以致我要买一个新的书柜来存放新购入的书”，而且在《全宋笔记》出版后，“便先购来最想读的二十多册，从容品读”。除《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陈歆耕在《蔡京沉浮》中大量引用了《宋人轶事汇编》，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宋代史料辑集，主要以各种笔记，诗话为主要搜集来源，是较典型的“野史”。而我们知道，官修史书虽以“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为目标，但因其有“后朝修前朝史”传统，既有史官的个人倾向性褒贬，也有统治者是否认可等因素影响正史的真实性。有观点认为，辑录历史人物趣闻轶事的“野史”在某种程度上比正史更有参考价值。因此，《蔡京沉浮》并没有因为部分材料来自“野史”而在可信度上打折扣，反而因此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并增强了行文的趣味性。
蔡京行书《节夫帖》
作者还不辞辛苦，亲赴蔡京的出生地仙游县枫亭镇进行考察探访，与其家族后人交流，听取故里乡亲的评说；实地踏看蔡京墓地，身临其境以获得直观感受，弥补了史料的隔阂所带来的不足。陈歆耕的这次蔡京故里之行可谓收获颇丰：族人的评价与书稿的书写理念形成呼应，搜集到蔡襄、蔡京、蔡卞等的珍稀书法文献并编入书中。不可否认，蔡京在书法上颇具造诣，既是其才能的展示，也是他能在官场游刃有余的资本。而且书法恰巧成为蔡京与徽宗之间密切关系的纽带，也正因为如此，蔡京才屡次被重召回朝廷委以重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30多万的初稿，作者并非是在电脑上用键盘输入，而全部是用水笔一笔一画写成，虽然作者称是为了保护视力，但我想更多的是为赋予传记写作一种庄严仪式感，在学风较为浮躁的今天，在众语喧哗的“写宋热”，以及从“悲悯”到“艳羡”，由贬抑、否定到美化、推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评价中，踏踏实实地回归史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严谨审视。陈歆耕这种将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实地考察体验相结合的方法，既体现了本书的学术性和严谨的写作态度，也深化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并将传记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独特的传记体例与书写范式
一般传记的写法多是围绕传主生平而展开，以便读者较清晰地把握传主的经历与变化脉络。于是，我们经常读到的传记大多为单线叙事，用小说化或报告文学化的手法，讲述传主的生平事迹。陈歆耕读到的几部蔡京传记，令其大失所望：“小说化、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使得这类文本既无纯粹小说叙事的张力和语言的质感，又无史实的严谨可靠。”蔡京是一个有着“定论”的历史人物，如果不变革书写理念，不在写作构思上有所创新，那么重写蔡京传记将毫无意义。
为了能还原，或者部分还原所撰写人物的真实经历，有责任感的传记作家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爬梳史料，辨伪存真的工作之中，让材料真实地呈现出历史细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家如何进行材料的取舍？如何构思和布局篇章结构？采取何种手法进行创作？作者理性地对待北宋历史和蔡京，并没有迎合人们对蔡京的成见，而对其奸贼形象大加渲染，也没有着意为蔡京翻案，刻意夸大其功绩。读完这部传记，我们会发现其行文构思与众不同。无论是《蔡京沉浮》，还是陈歆耕的第一部传记作品《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看似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实则为作者尝试传记写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蔡京的一生可谓仕宦沉浮，从权倾朝野，到晚景凄凉，最终定格为北宋覆灭历史的罪人，其中可以讲述的故事有很多。但《蔡京沉浮》从蔡氏兄弟与王安石的关系起笔，以史志和年谱所载的历史大事件为依据，在朋党之争，与徽宗惺惺相惜，以及兴学、创建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展示蔡京“官场人格”的精神图谱。《蔡京沉浮》的行文结构看似毫无章法，但其中线索的选择较为巧妙。该传记虽重点讲述其仕宦沉浮，但在诡异莫测的政坛风云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聚焦蔡京的形象刻画。
为蔡京作传就必须在严谨的历史叙述中，运用令人信服的史料直击传主的内心，在个人体验与历史感悟的连接点上，与传主久远且隐秘的人生进行对话。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中“任用六贼”，讲述了蔡京创“丰亨豫大”之说，诱导官家安享太平盛世，奢侈消费。蔡京等人的用意是先投其所好，燃起宋徽宗本就有追求奢侈享受的强烈欲望，然后君臣上下共腐。官家挥霍无度，纵情声色；臣子卖官鬻爵，奢华糜乱，是北宋灭亡前夕重要的时代征候。《蔡京沉浮》与《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相比，又是一个全新的结构，尽管两部传记的谋篇布局不同，但都是基于传主人生经历，均有助于实现作家的创作初衷。《蔡京沉浮》在展示其“奸雄”形象的同时，解剖了蔡京复杂的“官场人格”的滋生和形成过程。本书在第八卷“不倒翁”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对蔡京作为一种特殊官场人格标本，进行了较为精细的考察和解剖。蔡京曾四度被罢相而又复相，居宰辅时间之长，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屈指可数，可见其自有过人之处，也彰显其超常的官场生存能力。相对于讲述社会人生经历的“脸谱”型传记，直击内心的人格书写更显出作者的综合分析能力。
正如陈歆耕所言，蔡京“具有古今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文学研究价值，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同时，蔡京也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独特个体。如果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描述蔡京“官场人格”的形成，是为了揭示其与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的关联；那么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则是让读者对蔡京这个独特个体产生更清晰的认识。陈歆耕在写《蔡京沉浮》时，联想到了法国政要约瑟夫·富歇，因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不仅如此，他们遭到人们唾骂，却几乎无人认真考察其人格。陈歆耕不满于将蔡京简单概括为一个“扁平”的奸贼形象，而是要将其描述为性格多元的“圆形人物”。于是，作者在《蔡京沉浮》中将蔡京初入仕阶段的直言和诚实，与后来的狡诈与圆滑进行对比，从而明确其复杂官场人格形成的原因。蔡京、蔡卞俩兄弟，同父同母同进士，同入“奸臣传”，但兄弟二人却屡屡因政见、为人之异生隙，与苏氏兄弟亲密无间关系迥然不同。对同为宰相，均推行变法的王安石与蔡京，作者仅将二人的饮食琐事进行对比，便知二人“心术”、境界有霄壤之别。但堪称千古名相，在思想、执政能力，修身律己等方面已达到极高境界的王安石，先后任相时间仅5年，为何蔡京能在相位长达18年又6个月？主要原因是王安石不具备蔡京的铁腕和变通能力。对于执政者来说，铁腕和变通能力理应具备，无所谓好坏之分，但字里行间暗含褒贬。蔡京与曾布同属新党，同列“奸臣传”，但两人气场强弱有别：“蔡京是巨浪，曾布是微澜；蔡京是沙尘暴，曾布是梅雨天的淅沥小雨。”（P148）同属兴化仙游蔡氏家族的蔡襄与蔡京，二人书法风格处于端雅与放逸两个极端，难论高下；但二人人格境界相差极大。经过将蔡京与相关联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后，一个“既奸又雄的复杂的‘圆形兼扁平人物’”（P401）蔡京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是传记，更似随笔
自古以来，经典的传记作品兼具忠实于历史与文采飞扬两种特性，例如《史记》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陈歆耕认可《史记》是古代传记的经典文本，对现当代学人和作家，则最信服唐德刚所著《晚清七十年》《胡适口述实录》等：“其严谨的史实考证，再辅之以嬉笑怒骂、幽默谐谑、文采飞扬的文字，读起来痛快淋漓。”
毋庸置疑，《蔡京沉浮》是一部传记，因其完全具有传记文体的基本特征。之所以认为《蔡京沉浮》更似随笔，不仅因其语言风格亦庄亦谐，理性思辨，嬉笑怒骂，融为一体；更多的是这部传记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考。作为最自由的文学形式，随笔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独立思想的表达。因为无论是随笔开创者蒙田，还是培根、罗兰·巴特、鲁迅，随笔的自由之精神始终得以传承。陈歆耕既是历史文化随笔作家，又擅长非虚构写作。作者将二者的优势综合运用在《蔡京沉浮》的写作上，在文字上可谓生动活泼，与一本正经的传记体截然不同，不仅书中的目录过目难忘，其中的文字也充满机智和趣味。
如果说为龚自珍作传是出于一种由衷的敬仰之情，是因为作者与传主之间有着共鸣，那么《蔡京沉浮》是作者理性与感性二者作用之下的结晶。辨析真实面目，以作人事借鉴，陈歆耕在《蔡京沉浮》中，借着写蔡京的官场人格的形成，“拿古人说事，借题发挥”，抒写了他自己关于读书、学问、人生、世道等的真知灼见，真正领悟了“文学即人学”的要义。兹略举例如下：
蔡京不愧为一流的书法家，他深谙手中笔墨何处该方，何处该圆，何处该先方后圆，何处该先圆后方，何处方圆兼济。他用笔看似随心所欲，却处处藏着不露的心机、锋芒、狡诈与智慧。可以柔软如羊毫，也可以刚硬似铁刷。（P197）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弟曾布，“虽满腹经纶，但长期浸泡在官场中，在大势已去时，仍贪恋权位，有意或无意中往自己本就污浊的羽毛上，再泼一盆污水，不由得让人作千古一叹”，“更多的人，经过官场浸泡，已不知‘天良’为何物，或早已把‘天良’塞到裤裆里去了”。（P182）
如果将蔡京与蔡襄、范仲淹、王安石等稍加对比，“所谓官场智者，最基本的一条表现，应该是知进也知退。而只知进不知退者，必临深渊，其祸必至”。（P328）
对蔡京丧家之“犬”的比喻：“蔡京的官位再高、权力再大，拥有的珠宝文玩睡过的美姬再多，吃过喝过官家赏赐的美酒琼浆、珍肴佳味再丰盛，也终究是赵家的一条‘犬’”。（P330）
陈歆耕精通历史文化随笔创作，崇尚理性与批判精神，即使在传记《蔡京沉浮》中，也将此精神个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在理性辨析和有感而发时，从不吝惜自己的情感，也毫不掩饰其主体性。如对蔡京的评价：“此人能力超强，惜乎心术不正”；认为南宋将“靖康之难”的灾祸推给蔡京等“六贼”，显然完全推卸了赵家应负的责任，官家和大臣各有其责。可谓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充满人生智慧。《蔡京沉浮》里的批判精神与激扬的文字，不同于一般的传记或历史文化散文，具有明显的随笔特征，是对五四以来鲁迅开创的现代随笔的继承。
陈歆耕对随笔也有自己的认识：“我对随笔文体的特征，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即‘评论性的叙事’。是评述与叙事的结合，叙事服从于评论，为观点提供支撑，而观点又必须生发于真实的事件和史实。其文风又不同于呆滞的论文，应尽可能活泼有趣、注入个人性情，即所谓随性是也。”作者在传记中画龙点睛，泼辣尖锐的评论，令读者印象深刻，但作者任何观点的得出，都有其依据，任何言论的发表，都有其来处。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还特意附录了蔡京被称为“六贼之首”的原文。尽管有些文言晦涩难懂，但书中将之译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以提供给不同层次的受众阅读。该传记虽有着浓厚的学术品味，但其叙述方式和语言并没有远离读者，是一部专业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人物传记。
本文首刊于《海峡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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