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逸与波多野太郎

张星逸先生

张星逸是丰子恺先生在家乡石门湾所收的学生，生于1908年，小丰先生十岁，曾追随丰先生学习日语和绘画，后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与丰先生一家十分亲近。1949年4月，丰先生自香港回到上海，全家无处落脚，被星逸先生接到虹口区西宝兴路汉兴里家中，一同挤住数月。星逸先生还与丰先生合作，出版了李叔同《前尘影事集》，在文艺界有一定影响。

此后，星逸先生转入工厂当了工人，文艺界再难觅见他的身影。十年后的1959年，人们再次瞩目于他，已是他的《元曲选释补证》在日本汉学界引起轰动之时。而星逸先生凭学术研究在日本一举成名，与波多野太郎教授的推重有着密切关系。

1956年，星逸先生重拾学术兴趣。因家学渊源，他选择元曲为研究课题。丰先生听说他有研究元曲的打算，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拜访赵景深教授。赵先生是名闻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大家，丰先生确信，这位友人能给予星逸先生指导和帮助。

在赵家书房案头，星逸先生看到了两册日本出版的《元曲选释》，即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一集与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二集，由吉川幸次郎选编并注释。星逸先生亦是惊喜，亦是好奇，很想了解日本学者如何研究元曲，仔细读了几篇，发现讲解不妥和误释之处甚多。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赵先生，赵先生当即表示，星逸先生可将《元曲选释》取走详加阅读，以便全面批评、补证。

星逸先生将京都版《元曲选释》带回家中，根据多年解读元曲的心得和积累的古俗语、方言研究方面的知识，对书中的误释及“待考”之处一一作了详细的考订和补充，待两册《元曲选释》读毕，所做札记已有十来万字。他把这些札记汇集一处，取名为《元曲选释补证》，请赵先生指正。赵先生阅后，认为这已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元曲研究著作。

可是，这样有分量的学术批评，如若推荐给国内的出版社却是无法出版的，因为《元曲选释》其时只在日本出版，中国读者无缘得见；如若推荐给日本京都大学似乎也不妥当，京都能否接受中国学者对自家出版物的批评尚未可知。最后，《元曲选释补证》到了日本横滨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手中。波多野太郎（1912-2003）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毕业于县立湘南中学，故自称“湘南老人”。1937年大东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毕业，任东北帝国大学助教。1955年任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部副教授，1956年获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博士，1957年升为横滨大学教授，兼横滨大学学报编委。1976年从横滨大学退职，任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作为日本著名汉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学的研究》《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等。是赵先生特地将《元曲选释补证》交给波多野教授，还是波多野教授正巧来上海拜访赵先生才获知这部著作，现已无从考证。而波多野教授对《元曲选释补证》可谓慧眼识珠。他十分清楚，这部著作足以轰动日本汉学界，使横滨学派在与京都学派的较量之中占得上风。

经波多野教授推荐和安排，星逸先生的《元曲选释补证》破例在横滨大学学报《横滨大学论丛》上分期刊发，从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起，连续几年分六次连载。《元曲选释》作者吉川幸次郎教授是日本汉学权威、京都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竟被指出如此之多的错误，在日本汉学界造成极大震动。波多野教授这一举措，取得了轰动效果。很快，日本汉学家纷纷联系星逸先生切磋探讨，如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及汉学前辈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等，而吉川幸次郎教授也写信向星逸先生表示敬佩和感谢，并寄赠各类著作，两人由此订交。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米列娜·维林格罗娃女士，闻讯也找到星逸先生，请教《西厢记》注释和翻译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内的古典戏曲和古汉语方面的学者也都知道了星逸先生的大名，南京大学的陈中凡，复旦大学的郭绍虞，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四川大学的任中敏、张永言，江西大学的范祥雍等学者，都与星逸先生通信往来。

鉴于星逸先生在古汉语研究上的实力和影响，他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为特约编辑，在承担编辑所委托的任务外，开始着手编纂《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当中华书局组织力量重新修订《辞海》之际，星逸先生又提出编纂《俗辞海》的建议。可惜，“文革”开始后，无论是星逸先生的宏大计划，还是他与波多野太郎的学术交流，都被迫终止了。

1967年，星逸先生回到老家石门湾，我才有了拜识的机缘，他也从此成为指导我读书的老师。在星逸先生带回的藏书中，我看到了横滨大学学报为他“别刷”的六册《元曲选释补证》单印本，也听到了他和波多野太郎之间的交往故事。

《元曲选释补证》

1985年，丰子恺先生故居缘缘堂重建开放以后，一位日本“丰迷”木村昌一先生专程来访，并很快与丰陈宝、丰一吟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他时有通信。可惜，星逸先生于1986年4月作古，不然，他与木村定有更多话题可作交流。

木村昌一先生是日本神奈川县鎌仓市人，在金融界工作，但沉迷于中国文化，对丰子恺先生尤为崇拜，业余学习中文极为勤奋认真。他在翻译丰先生的散文时，遇到文中所引古诗句及马一浮的诗文难以理解，就抄来请我为他注释、讲解，我们因此成了文字之交。

其时，我正巧完成了两篇小文章：《岳飞“满江红”新证之疑》（1988年11月）与《历史公案未宜轻断——一弓黄吕绝交说析疑》（1989年4月）。我见木村先生对汉学有兴趣，就在1989年5月29日给他的信中附上两文，告诉他：指导我读古文的老师张星逸先生是丰子恺先生的学生，他与横滨大学的波多野太郎是文友。未曾想到，木村先生认真地表示，他也很想结识日本的汉学家。1989年7月22日，木村先生来信说，他昨天带了两篇论文的复印件去东京的东方书店，向董事神崎勇夫请教。从神崎处了解到，波多野教授已退休，他是东方书店老主顾，有时会来店中找古书。于是，木村先生托神崎董事转达两文给波多野教授。

闻知波多野教授尚且健在，让我十分惊喜。

1989年10月15日，木村先生来信，告知他与波多野教授见面的情况：

得神崎氏的介绍，10月6日与他见面了。他真是个博学多识，温厚笃实的老儒（今年78岁）。我请他一起吃午饭，叙谈两个多小时，约再会而分手了。

……

我又把您8月4日信上附寄来的竹刻拓本供他一览，他说：“这是丰子恺作品的拓本，1962年我见过子恺先生。”

他似乎对您的拓本感到兴趣，所以我把那六张拓本送给他了。

11月10日，木村先生第二次拜访波多野教授，得知《岳飞“满江红”新证之疑》将安排在亚非研究所的年报上刊发，欣喜相告，并说：“借介绍贵论文的机会，我结识到波多野教授，真大幸！”

1990年5月29日，我收到波多野教授来信：

叶瑜荪先生文几：

客岁接奉大函、拓本，尔来俗务蝟集，双鱼未肃，抱歉之至！闻阁下星逸先生高足，不胜怀想。顷间介绍大论拙文印就，藉寄上左右，以供浏览。倘蒙教正，是为至幸。另由东洋大学奉送乙册，不日寄到，先行奉达。时届榴花舒红，槐荫结绿，江南韶景可想，夜夜梦入太湖如何。马龄七九，耑肃陈复，顺询

迩祉，不既。

弟波多野太郎顿首  端月二十

再启者，生平最喜禹域书画、纪马真迹，尊拓韵致可掬，感谢感谢！又启

波多野太郎致叶瑜荪函

波多野教授随信附上东洋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年报》（1989年）一册，我那篇《岳飞“满江红”新证之疑》经他翻译、改写，刊载于《年报》247页至248页。波多野教授还专门“拔刷”了十份单篇文章，寄我分赠师友。

东洋大学《研究年报》

当年，是赵景深教授让星逸先生结识了波多野教授。后来，则是木村先生的寻访和联络，使我寻找到波多野教授。仔细想来，中间都有丰先生的因缘在，令人不由感叹这缘分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