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和1945年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使得南京和广岛背负起极其沉重的历史记忆。这两座城市都是二战中的“悲情城市”，但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看来，二者悲情的内核却不一样，“南京的悲情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而广岛的悲情是他们的加害行为所招致的。”
7月15日至23日，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被封存的记忆 不再让南京悲剧重演”在日本广岛展出，这是吴先斌第四次将展品带到日本，以展览的方式将南京和广岛连结在一起，“希望提醒广岛及全体日本民众，在铭记你们伤害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伤痕。”
展览现场
筹备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从2014年起就开始在日本做南京大屠杀展览，两次在名古屋，一次在宫崎，三次展览都是作为日方“战争与和平”的大型主题展的一部分。而今年的展览由广岛南京大屠杀展主办委员会和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联合举办，是二十年来首次在广岛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展览。
展览缘起于去年八月，吴先斌在京都做报告，广岛县日中友好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长由木荣司专程赶来，希望他能在广岛做一次南京大屠杀展，吴先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由木荣司是一名铁路工人，1955年生人，自称“劳动者”。年轻时候是日本空手道冠军，八十年代在中日关系友好期，曾来中国参观交流，自此热爱中国。他一直从事一些介绍中国的活动，是一位爱好中日友好的民间人士。
在决定和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合作办展后，由木荣司发起倡议，日本民间友好团体积极响应，最后组成了一个90余人的“发起人委员会”，由木荣司是总负责人。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中日双方积极沟通，分工协作。吴先斌主要负责展览大纲、展品的选取，以及组织南京市民到广岛参加本次活动；由木荣司等日方委员会主要负责屋板制作、会场设计以及中日交流集会的企划。
参加本次活动的南京市民
在选取史料时吴先斌格外注意，“所有的史料都要经得起推敲，不能给右翼留下把柄，所以这次展出绝大部分我们都用的是日本士兵的证言。”活动的场地是日本银行广岛支行旧址，它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幸存的几个建筑之一，现在是广岛市民公共文化中心。吴先斌本来想选在8月6日开展，因为那天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日子，希望日本在拉响警报的时候，也能同时想起南京大屠杀。但后来考虑到日本社会的承受度，还是将展览提前了20天。
对于本次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当地政府拒绝作为后援协助单位。“这表示很多政府公共资源不能使用。”吴先斌说，“比如说不能在政府公共设施放置宣传手册，不能通过官方将宣传资料发放到中小学等。虽然如此，政府也没有其他的阻碍行为。”
杨小平是广岛大学的讲师，从事抗日战争研究，他和吴先斌于2014年相识，也与由木荣司熟识，所以成为中日双方的中间人，同时也参与了大量的布展工作。他对于本次展览遇到的困难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有几次真的觉得太难太难了。日本方面，除了我以外，其余都是退休老人；日方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捐款，多则10000日元（600元），少则1000日元（60元），所以资金非常紧张，本来想做一幅两米高的画，最后只能做四分之一的大小。”中国方面的费用有十余万元，由吴先斌和参加本次活动的南京市民共同承担，“本来我们的食宿机票应该由日方承担的，但是他们实在太困难了，怕这一次做完下一次没钱再做了。”
展出
7月15日，“被封存的记忆 不再让南京悲剧重演”展览正式开展。展览以图片为主，两百多张图片组成五十多个展板，同时展出的还有谷寿夫的判决书和他的字、南京大屠杀调查报告、日本军旗、大屠杀期间日本士兵的信件。此外，曾在日本毒气工厂工作的藤本鞍马先生，参与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兵山本武的儿子山本敏雄先生的报告也是活动的一部分。
报告现场
吴先斌他们担心日本右翼分子捣乱，特意多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做安保人员，然而这种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不过展览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政府人员过来说市民打电话反映该展览有政治倾向，由木荣司当场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认为他们在客观展览历史，没有抨击，也没有政治立场。展览才得以顺利继续。
展览入口
据杨小平统计，为期一周的大屠杀史实展有近1000名观众前来观展，其中有200多名中小学生，一半左右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其余为老年人。他认为在日本市民普遍对历史不关心的情况下，这算是比较不错的数字了。吴先斌也表示赞同，“像这种跟中国有关的活动，能来20人就算成功了。”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共向观展市民赠送了1000个纪念章，300支纪念笔
很多观众在观展后留言表示“真的不知道这段历史”，“对这样的惨痛历史感到震惊”，杨小平认为这些留言很能反映日本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现状。也有人看过这次展览后认为“不可思议”，他们觉得以现在日本人的修养来看，不可能发生这样残忍的事情，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冲突，他们难以接受。杨小平向这些观众耐心介绍，并鼓励他们查阅外国资料加以印证。
观众留言
“通过一次展览很难让他们完全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是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契机去思考历史，反思日本近代史教育。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成功了。”杨小平说。
展览期间，吴先斌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女儿陆玲女士还接受了熊本民间友好组织的邀请，在熊本做了一场报告。虽然增加了几万块钱的费用，但是吴先斌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熊本是南京大屠杀元凶——第六师团的老巢，我们到那里去控诉日军的罪行，特别有意义，同时也能促进当地民间社团的发展。”
吴先斌和陆玲在熊本做报告
现状
“中日之间的尴尬局面，都是由日本右翼一手造成的。日本右翼常说大屠杀纪念馆是‘反日纪念馆’，但是大屠杀纪念馆是在1985年修建的，而日本右翼在1982年就开始篡改教科书了。是他们先突破了底线，难道还不准我们铭记历史吗？”吴先斌对日本右翼势力极为担忧，“近几年日本社会右倾化严重，由于右翼的蛊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只记住了广岛原子弹爆炸而遗忘了南京大屠杀史，但是那段历史是不能分割的。选择性的记忆历史，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背叛。”
展览现场
杨小平认为，现今的日本民众对日军侵华这段历史认知相当“朦胧”。教科书上虽然也有关于昭和时期历史的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日本近代史只上一学期，基本上到二战就结束了，之后的历史就“没有时间”教育了。日本也一直都有“和平教育”，但是这种“和平教育”缺乏对战争的彻底反思，他们更倾向于记忆自己在战争中的伤痛，如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等。包括对亚洲战场上士兵遗骨的收集，也能反映出他们把这些士兵的牺牲当做“为国捐躯”的思维。
八十年代后在日本社会兴起的历史修正主义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被修正为是对欧美殖民侵略的一种抵制行为，很多民众都相信这种解释。“他们不了解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了那么多人，所以才会认同日军在中国战场只是在打仗，不是在掠夺、侵略。所以一旦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们那样修正的解释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会产生这种疑问。”
此外，在杨小平看来，日本的社会运动目前也陷入了困境，“日本战后的这代人从高中、大学就开始做社会运动，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在坚持做。但是历史修正主义、民粹主义导致新一代人还没有培养出来。”
“整个日本社会对这件事（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还是不关心的，日本媒体一个字都没有报道。”吴先斌也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现在历史认知的差异是中日之间最大的障碍。”
未来
本次展览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史的认识，还呼应了日本的民间友好团体。“日本的民间团体很多，但是中国的民间团体很少。过去南京大屠杀史都是由官方宣传的，这次他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个民间团体。这几年由于右翼猖獗，左翼力量越来越萎缩，能有中方民间团体去支持他们的活动，这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吴先斌说。
他认为这种民间交往要“以情动人”：“我现在跟由木先生就是兄弟般的感情，由木经常喊我唱歌，我们一起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如果许许多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能这样，那么两个国家不就有兄弟般的感情了嘛！”
吴先斌（左）和由木荣司（右）
为了“以情动人”，在日期间吴先斌还专门去看望了广岛原子弹的受害者、84岁的笠冈贞江女士，并听取了她的报告。“由木荣司这些民间人士毕竟是日本人，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战争中所有受害者的尊重。”后来，这位老人还专门来看了南京大屠杀展，并表示“我们不应该只记得自己的苦难，也应该记得南京的苦难”。
随着上一辈热爱中国的日本人的老去，吴先斌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对于来中国参观学习的日本青年，只要来南京参观他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他就负责解决吃饭问题，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宣传这个东西是需要靠积累的，要像涓涓细流一样走入人心。南京大屠杀史除了在国内宣传以外，还要更多地走出去，让别人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性情，这样他们对大屠杀史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中日之间还是要有民间互动，现在播下和平的种子，未来一定会开花结果。不播种就想要和平的果实，怎么可能呢？”吴先斌一直在思考未来，“我们应该继续保持与日方民间团体的互动，继续寻找像广岛原子弹这样日本历史的痛点和焦点，把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结合起来，引起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
展览现场
此次活动在国内大受关注是吴先斌完全没有想到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由此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也消除了在日本办南京大屠杀展会影响中日关系的顾虑。这些都给他继续宣传南京大屠杀史带来了更多便利。
“做这件事情，第一需要金钱，第二需要情怀，第三个最重要，需要理性。”吴先斌说，“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跟日本人民是分割的，不能拿单一的思维来考量日本多元化的社会。在日本宣传南京大屠杀史，如果这个度拿捏得不好，被日本右翼别有用心地利用，挑起事端，可能会导致外交事件，给国家添麻烦。民间外交也是外交，我们不仅要传播历史，还要展示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文/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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