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与王国维的学术交谊

除罗振玉之外，在学术上对王国维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沈曾植了。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别字乙庵，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入民国后，他隐居于上海的海日楼中，平素只和一些遗老遗少们来往。他几乎或很少下楼，疲倦的时候，会从自己的窗口向外面望一望，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与他基本无关。远处的高楼大厦，在他眼中无异于峰峦，宽阔的马路无异于河流，而林立的烟囱，则是佛塔了。

这座孤楼，成为旧上海独立于世的文化建筑和晚清遗老的象征。王国维作于1918年的《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诗中，一开篇就是：“海日高楼俯晴空，苕华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纷玲珑。”在晚清遗民的心目中，沈曾植与海日楼的存在，就是传统学术与价值观的存在。

沈曾植（1850年—1922年）

沈曾植藏《宋拓十三行》跋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沈曾植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

他生前的学问极大，名气极大，但在他的身后，却声名落寞，几乎只为极少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熟知。因此，当人们阅读王国维《沈乙庵七十寿序》时，禁不住会怀疑王国维为什么要将几乎所有的赞誉之词都毫不吝惜地写给了沈曾植：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究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往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文章虽短，但王国维开阔的学术视野，准确地把握住了沈曾植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读到此序的沈曾植，显然也极为欣赏，回信中这样表示：“大篇度不敢当，然名理雅意，固所忻迓。”   

将《沈曾植年谱长编》和《王国维年谱长编》以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对比读，会发现沈、王二人交往之勤，以及他们之间所涉及到的话题之广，无疑是研究晚清、民国初年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绝好材料。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王国维致罗振玉第（一）札

沈曾植与王国维相见，是在1915年。但此前一年，1914年7月，沈曾植致信罗振玉，从中可见他虽然没有见过王国维，然而他对王国维的研究范围还是相当了解：

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在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以兹弃置，不乐重观。若使天假之缘，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囊底之智固尚冀金铅刀之割。大宙寥寥，静庵固尚有意乎？若郅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尔后王之世系，若月氏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不经发挥之挂义可以贡诸世界。

……吾国人今日罪恶，殆与希腊、罗马、印度亡年无异，其崇拜欧风、谈说欧学者，亦与希腊、罗马、印度之崇拜神话无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此程度之暴涨，乃与今日寒暑表无异。识病而后能医病，虽有旧学，固无能识，安自得医？此团体之变态心理，益演进而为无数个人之变态心理，疫虫毒菌，生化日滋，公能与静庵以哲学、心理、宗教、教育发挥，鄙人固亦尚（有）一知半解，愿贡诸两公之前也。

从沈曾植的信中可以得知，沈曾植一方面认为他的史地之学亟需与西方学者交流，另一方面，王国维所从事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甚至可以起到医治世道人心之罪恶卑劣的作用。沈曾植甚至表示，自己也愿意加入这一行列中来。

大约是在1914年的冬天，沈曾植看到王国维为罗振玉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后，更是认定王国维是一个可以一起讨论、交流学术的人——需要注意的是，沈曾植说的是可以与国维“言古音韵之学也”。也许令王国维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此时的他对音韵之学并没有多少心得。而沈曾植对此篇序言的欣赏，当在于王国维准确地勾画出了清朝三百年小学古文、诂训、《说文》、古韵研究的发展轨迹。

1915年3月22日，罗振玉写给沈曾植，其中提到：“月内王君静安送眷回国，届时晋谒左右。渠久仰名德，深以得接謦欬为幸，想长者必愿与纵谈也。”王国维携家眷从日本返回中国，回海宁老家扫墓后，王国维自己到上海兴冲冲地前去拜访久已仰慕的沈曾植。此时，沈曾植已经66岁了——至此，王国维将沈曾植尊为学界的长辈，而沈曾植也将王国维引为忘年之交。

4月中旬，罗振玉也返回中国。4月13日，罗振玉到上海麦根路十一号与沈曾植相见。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记载了他们的这次相见：“予与王静安征君国维交亦十有八年，君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前返里过沪，初与方伯相见。方伯为予言，君与静安海外共朝夕赏析之乐，可忘浊乱。指案上静安所撰《简牍检署考》，曰：‘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老辈虚衷乐善，至可钦也！”

在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音韵学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而王国维音韵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沈曾植的启发与鼓舞而成的。

在见到沈曾植之前，王国维曾经怀疑那些研究古音韵的人为什么详于“叠韵”而忽略了“双声”？学人们常用的三十六字母因为是唐宋间传下来的，因而只能说明唐宋间的音韵，自然不能衡量更早的古韵。

清代以来，研究古音韵的人很多，但能够指明古字母究竟如何的，除了钱大昕指出远古没有轻唇、舌上二音，陈澧考定广韵四十字母之外，就没有什么新奇的见解了。于是，王国维决定先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下手，在此基础上，上溯徐邈、李轨、吕忱、孙炎等人的著作以确定魏晋间的字母，然后再将汉人经注中出现的“读为”“读若”这样的字和经典中所出现的相应文字确定下来，就可以把握汉代的字母。如果再能由此向上一步，将出现在经、传之中的转注、假借与篆书古文中的形声字加在一起，就极有可能求得上古三代间的字母，即使不能，也会接近于三代——在王国维的计划中，做完这样的工作之后，即将同声、同义的古字辑为一书，古音韵之学就会比较完备了。

王国维楷书自作诗赠沈曾植（下图）  私人收藏  图片来源：中国嘉德香港2021春拍

当王国维拜访沈曾植并将自己的上述想法陈述给沈曾植后，沈曾植的反应是：“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说毕，二人相视大笑。

随之，王国维又进一步认为：

近儒皆言古韵明而后诂训明，然古人假借、转注多取诸双声，段、王二君虽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诂训也，亦往往舍其所谓韵而用双声。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则谓古韵明而后诂训明，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诂训明欤？

王国维读书总是能在人所不疑之处发出极大的疑问，并将它转为一种研究的动力。所以沈曾植听后，也不能不略有所悟地说：

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双声或同韵，或不同韵，古字之互相假借、转注者，有同声而不同韵者矣，未有同韵而不同声者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其双声释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

于是，王国维进一步逼问：“天，显也”又如何解释呢？沈曾植答：

显与湿（济漯之漯）俱从?声，湿读它合反，则显亦当读舌音。故成国曰：“以舌腹言之”。

对于这样的回答与启示，王国维既惊又喜，其所以惊喜，是因为自己的猜想终于得到了证实！

沈曾植札（注：非致王国维）

沈曾植札

1916年春夏之间，因哈园之请，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学术丛编》主编，所住之处与沈曾植颇近，每有闲暇，他就到沈曾植的宅中访谈。一日，沈曾植又对他说：

栖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能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盍为部分条理之乎？……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之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至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盖难言之……要之，欲得其本义，非综合其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也。

敏锐的王国维立刻作《尔雅声类》以研究这样的设想。但经过一番尝试之后，王国维感到了难度：如果用《尔雅》的义例，即用喉、牙、齿、舌、唇来分类，那么，同义字在声音关系方面，读起来就不显明；如果以字母来划分，声音上的关系显明了，但是古人究竟有多少字母，某个字属于哪个字母，不用魏晋六朝时期的反切来追溯汉人的读为、读若之字以及经传中的异文、篆书古文的形声也不行；假使采用戴震古二十字母的说法一划分《尔雅》，那《尔雅》自身的义例又被破坏了。因为古字假借也好，转注也好，无不采用同音字母，《尔雅》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分类解释的，现在想把它们重新分类，其结果恰恰是将它们分开了。王国维也不禁笑道：“颠倒孰甚”！

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将沈曾植在音韵学上的洞见保留下来，写成了《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文。对于这篇文章，王国维既推崇沈曾植也连带自负地说：

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之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

在沈曾植的肯定下，王国维很快在音韵学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917年10月1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其中提到了沈曾植对王国维的期许：

彼望弟为梨洲、谢山，所望至厚，然弟则已颓然，如黄山茅棚中入定老僧，在不生不死间，尚何能为！乙老望之弟者，弟不能不望之先生。将来能以稽古余闲写诸老之心事，俾昭示来兹，于世道人心，裨益甚巨。请公勿忘此言也。

得到这样的肯定，无疑会成为王国维努力于学术探究的动力。

1918年，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解说》二种为《声韵续考》一卷，意在补续戴震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写成之后，王国维希望沈曾植能够写一篇序言，沈愉快地答应下来，并找出自己藏书中的音韵学书籍重新加以阅读。然而，与沈曾植已经有了几年深入交往的王国维也不无担心：“此老好胜，其于音韵议论本甚通彻，惟恐求之过深，或发奇论耳。”

1919年，浙江省当局拟续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为总纂。沈曾植又分头聘吴庆坻（子修）、朱祖谋（古微）、金蓉镜（甸丞）、叶尔恺（柏皋）、章一山、喻长志（志韶）、陶葆廉（拙存）、刘承干（翰怡）、张尔田（孟劬）和王国维为分纂。11月14日，聘约送来了，沈曾植答应以月薪的方式向王国维提供报酬。

王国维与张尔田一起，负责寓言、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工作。王国维曾就此事在信中对罗振玉说：“维答以哈园现正议留，彼固不可与共事，然于研究学问则可由自己所好者为之。若《通志》则因素无研究，又范围太广，现彼处尚在维絷，是以或从缓议。乙老则谓兼办无妨，此系帮我忙；我所做之事有欲请代劳者，即兄不允亦当时时奉援云云……乙老处则当俟缓言之。乙老帮忙之说亦是实情，亦兼含养，意甚可感。但求书甚艰，成绩不易，苟办哈事亦无暇兼及耳。”

不过，王国维还是为《浙江通志》做了不少的工作。他曾写过一封信给沈曾植，询问志书的义例和范围——沈曾植写了一封极为详细的回信：

接奉手书，瞚经再月，屡思作复，畏难中止。病夫心理不完，大哲学家必能悬照也。晨起神思略清，复读来书一过，粗略作答，幸希教示。旧志于前朝事实诚多疏略，然如地理人物，补遗则易，经政各门，补遗则难。先事图惟，苦无善法，不知公意若何？姑举一事言之，如《南齐·陆慧晓传》中有论西陵牛埭税一事，此于六朝赋税，东州彫攰具有关系。然其沿革颇不易言，其等比又不能具述，仅录旧文而无所阐发，亦不足餍阅者之心，谅公部署必有精思，傥可先示数纸否？若山川诸门，宋元旧志自可据所见者尽量补之。有征则详，无征盖阙，著之简端，标为义例，无不可也。如虑卷帙太繁，则去其与明志同者，更张太甚，似无此虑。例举六事，所谓读一省之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读书之士心所同然。常氏《华阳》，早开兹例，粤西前事，见许通人，第犹病其兵事偏详，他端未称。今拟仿史表例为大事表，以举其纲，仿纪事本末为大事录，以详其目。近代事如浙东义兵、湖州史案之类，前人记载，事迹纂详，非有专篇，不能委备。以古准今，则裘甫、方腊之骚乱，建炎、德祐之播迁，皆以纪事本末体叙之，亦《国语》、《越绝》之遗意也。

学术源流，非一篇所能该举，儒林、文苑、理学诸传，或叙于前，或论于后，皆足以阐宗述绪，索隐表微。其显学巨儒，实有关于一代风气者，仍集其同气同声、门人弟子汇为专传，其传体仿竹汀先生所为学传例，铺陈学术，不厌加详。如竹垞、黎洲，虽专卷不妨。至如绍兴古器、复斋收藏，书板书棚，尽可于杂识中分类收之。越窑、剡纸、湖笔、绍酒，则叙诸物产考叙之中。其畸零无归者，仍可归诸杂识。窃意如此等比。吾公心得最多，现在尽可着手杂识，将来物产考叙，仍烦大笔，稍加增损，即可入书。公意以为何如？风俗别四礼、节物为两事，前后书之。其特别情形，古事如吃菜事魔，近事如金钱会匪之类，别以专论。（在古为考，在今为记。）不可以少数奸民遽诬全邑。海盐戏剧，似亦入杂识，始得发挥尽致。吾意此杂识成，他日乃可单行，程度或与《梦溪笔谈》相当，不仅《中吴纪闻》而已。大雅君子，亦有乐于此乎？昨复奉后书，稽慢罪甚。努力书此，殊不尽意。惟盼复教，幸甚。肃请箸安。曾植顿首。十一月廿七日。

由于王国维给沈曾植的信消失不见，因而从这封回信中，至少还可以揣得王国维所提出的建议：前朝事实多所疏略，因此应借此次纂修机会多作补遗的工作。从沈氏回函看，王国维除列举了“六事”之外，还具体地提到了例如山川、地理、人物、赋税、器物、土产、风俗、民间帮会甚至如海盐戏剧之类，尤其是涉及到学术源流的，更为沈、王二人的关心所在。

在王国维现存著作中，《两浙古刊本考》和《乾隆浙江通志考异》，就是专为浙江通志局而作的。

他还曾作过一些札记，尤其是元明时期的海运和倭寇数十则，赵万里曾经见过，但可能并没有成书。

另外，在王国维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同样也少不了沈曾植的启示。可以说，从版本选择到研究方式，沈曾植都曾对王国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916年4月，王国维亲手临摹沈曾植校吴县曹氏旧藏残宋本《水经注》卷三十九的一半和卷四十。沈氏的校本记录在明嘉靖年间的黄省曾刊本上，王国维则移抄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本上。由此，王国维开始步入《水经注》的研究之中。1922年春，王国维从蒋汝藻藏书中发现了《永乐大典》“水字韵”四册乃是《水经注》卷一至卷二十，因在聚珍本《水经注》上予以对校，稍后沈曾植将自己珍藏的黄省曾本交付王国维，嘱其与《永乐大典》本再行校勘文字异同。1923年后，王国维至北京入值南书房，又见到多种《水经注》版本，欲再将诸本一一对勘，因沈曾植、蒋汝藻先后辞世而不胜唏嘘。

《钦定蒙古源流笺证》沈曾植题跋

不过，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问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如关于《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之撰述，王国维1916年12月14日致罗振玉信云：“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可见者他日想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其他类似之论，时时而有。

1922年11月21日（壬戌十月初三日），沈曾植逝世。罗振玉立即写信给王国维，让王国维特别注意沈曾植的遗稿。王国维回信给罗振玉：

顷接手教并唁慈护函，敬悉一切。乙老遗疏，本朱戟臣来述慈护意，属撰一稿。嗣陈仁先自杭来吊，遂以自任。慈护以所拟“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学为学”二语，与乙老平日之意合，告之，仁先虽不堪知此二语，而其弟则先在旁，深以此二语为然，大约即此意立言也。易名之典，势不能邀，然乙老为人亦不以此为重。此间颇有人主张私谥者，亦可不必也。其遗著成书尚少，而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意尚可得数卷，其成卷者亦有数卷，诗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此事已转语慈护，将来检书，遇有手批之书，另行提出，以便纂辑。此事维当任之，其刊刻之资，翰怡当能任之。将来慈护约检遗书，当为之先一检点也。其灵柩于十四日返嘉兴，维劝其今年即办葬事，两浙风云正多，此事亦不可缓也。

在罗振玉看来，沈曾植文集收集与整理的最佳人选，非王国维莫属。

王国维为沈曾植撰了一副挽联：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用一副挽联，概括了沈曾植一生的方方面面，在王国维的心目中，沈曾植就是集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于一身，并且更是从人格上面表彰沈曾植为孝子、纯臣、先觉。

沈曾植的逝世，对王国维来说是一极大的损失，因为在沈氏的启示之下，王国维得以进入旧学的殿堂，同时，由于对沈曾植学术的清醒认识，王国维又走向了新学术的建立——它建立在走出“或托于先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的“道咸以降之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国维既是乾嘉学派的受益者，同时他也不完全受制于乾嘉学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