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叉”：离异后的日本女性生活

2006年时，梅37岁了。有一次我们去艺术展的路上，梅和我讲述了她找工作失败的经历。她离婚有五年了，虽然有发型师的资格证，但是找不到正式工作。因为受过相关训练，她最近申请过一家染发颜料公司的职位并进入了最后一轮面试。面试官说，虽然她的资历和考试成绩很好，但这个岗位不适合她。面试官说她年纪太大了，比她的上司年纪还大，不想要这样的人，担心会出问题。日本年长女性受这方面影响很大。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既不少见，也不违法，梅自己也没觉得吃惊。她连说带比划地描述面试悲剧的结果。她转向我，手肘弯曲，小臂在胸前交叉，比出了个“叉”的手势，同时说“不行”（batsu）。这个词和体现词义的手势，都明确传达了她拿不到这份工作的意思。

户籍卡脏了

在日本，有关“叉叉”（batsu）的图片、手势和表达极为常见。“叉叉”在路牌、电视节目或是对话中常代表不可能、失败、缺席，或是笼统意义上的不好（见图1）。比如，车站标志上用“叉叉”划掉某种行为，代表在车站禁止该行为。日历和行程表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叉叉”，让读者很快明白店面何时关闭。瑞穗银行的存取机上用“叉叉”划掉了机器不能使用的节假日，用圈画出了可以正常使用的日期。人际交流中，用小臂在胸前比“叉叉”也表达了否定含义。这个手势可能是人们想告诉你，某种行为是错误的、某件事无法进行、没座位了，或是你不能使用某扇门，等等。对话中，“叉叉”既可以用手指温柔地比划，也可以是用笔直的手掌或者握拳的小臂示意。通过日常生活中各种提醒、手势以及图示的强化，“叉叉”的含义毫无疑问成为否定的。梅比出的“叉叉”手势，明确地表示，她没得到那份造型师的工作。

图1 日常生活中“叉叉”符号的使用

但是当“叉叉”和某个人联系起来时，比如有人说“我有一个叉”或者“我是一个叉”，其中含义是固定的：他们离过婚。“成为一个叉”，或者“有个叉”，意思是离过婚。虽然在日常对话中“叉”可能表示一系列否定性的负面含义，但描述一个人时，“叉”的意思就是离婚。离婚透露出的信息像“叉叉”符号一样负面，“叉”也代表了离婚后甩不脱的污名。

“叉”和离婚之间的联系在户籍系统中呈现得更为具体。家庭户籍卡上，离异配偶会被“叉”掉。离婚时一方必须离开原户籍，离开的那一方大概率是嫁进来的那个人，而不是户主。在1994年户籍系统电子化以前（各地电子化时间略有不同），家庭谱系是通过一系列表格记录的，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时间、出生地点、父母、重大事件（结婚、离婚、领养等）。虽然现在依旧可以要求查阅从前手写的户籍卡，但现在更常见的形式是打印出的一张纸，可以从左到右读户籍信息。很多离异人士和我说，据说电子化的目的是去除最显眼的离婚污名标志：传统户籍卡上，一个人离婚后，名字上会被打叉。

举个例子来说，图2复制了田中女士前夫的户籍卡（所有人名均为假名）。田中女士年过五旬，她在经受了多年的家暴和冷暴力之后和丈夫离婚。她住在一个小镇上，照顾年迈的父母。当我提到想要了解离婚污名的具体感受时，她说“肯定没人比我经历的更糟”，然后说可以给我一份她户籍卡的复印件。因为田中女士有过很多年家暴经历，在所有我接触过的人中，她是最紧张焦虑的一个。她会一直检查我是不是给所有人都做了匿名处理（我已经使用了假名）。她特别担心万一前夫读到相关文字，然后又开始伤害她或者孩子。几乎每次我拿出笔记本，想要记录我们谈话的内容时，她都要检查细节是不是已经做了模糊处理。因为她一直这样小心翼翼，所以在她说“你当然可以和大甫（她儿子）去市政府那里复印一份我的户籍卡”时，我是相当震惊的。

图2 田中女士前夫的户籍卡（说明：所有人名均为假名）

我和大甫到政府办公室时，一开始我们没有多想，要来了田中女士的户籍卡，我们没有在上面看到“叉”，我们感到很困惑4。办公人员解释说，田中女士的卡是“干净”的，那个“脏叉”是在她前夫的户籍卡上。田中女士嫁过去又离了婚，在她前夫家庭的户籍卡上才能看到她被“叉”掉。因为大甫还在他爸爸家的户籍卡上，并且大甫本人到场，因而我们可以申请调阅田中女士前夫的户籍卡。在这张卡上，田中女士的名字先作为户主的妻子被加了进来，然后又在离婚时被“叉”掉。这个“叉”就是办公人员不经意间提到的“脏”了的痕迹。家里有人离婚，或者是你自己离婚了，户籍卡都是“脏”了，污名随之而来。

离婚污名

对于离婚污名的具体感受因人而异，随性别、年龄、年代以及是否有子女而变化。在我接触的人群中，有孩子的年长女性最有可能感受到离婚污名带来的焦虑，尤其是那些五十多岁甚至更年长的女性。这并不是说污名不存在，而是年长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它，并产生焦虑。年轻男女相对而言不太能直接体验到离婚污名，但很多人在思考污名的间接影响。引言部分中提到过佐藤女士，她住在松山市，家中已经有孙辈成员了。她在丈夫提出离婚二十多年之后才同意他的请求。佐藤女士婚后生活并不开心，她丈夫出轨，并且有了孩子，想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但佐藤女士很担心离婚对孩子、对她自己有影响。她丈夫在1975年提出离婚，她到1994年孩子们都结婚之后才同意。在2005年我和她谈话时，她回想当初为了孩子而拖了许多年才离婚的过程。她把自己的想法和当代日本流行的看法作对比，特别是关于什么方式对孩子是最好的，佐藤女士有自己的想法。她说道：

总的来说，夫妻应该为了孩子而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的。怎么说呢，女人也许不能这么讲，特别是在日本这里。日本女性在婚姻里很辛苦。很多女性就是为了孩子才没离婚。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像欧洲人、美国人一样思考了。她们离婚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我听说对孩子来说，离婚或者分居可能比夫妻间一直吵吵吵要好。

鉴于佐藤女士曾经尽她所能避免离婚来保护她的孩子，她特别强调了家长角度的风险和保护意识，以及这些意识的变迁。对她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最保险的做法是不离婚。但是在新世纪正相反，她了解到，家长们离婚也是为了保护孩子。

第二个离婚污名的例子讲述的是离婚对家庭成员的影响。1965年，在父亲的要求下，真弓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拿到了真弓与其他子女的抚养权。虽然经济上拮据，但真弓在申请大学之前并不了解离婚污名的影响范围。她对视觉艺术感兴趣，所在高中是重点学校。她和朋友们都申请了东京某大学一个顶尖的视觉艺术项目。结果她的朋友们都被录取了，而她没有。她的申请材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真弓觉得她没有被录取是因为父母离异。我们无法了解过程真相，但真弓很确信。户籍卡是申请材料的一部分，上面不仅有父母离婚的记录，也有她从父亲的户籍转到母亲户籍的信息（母亲享有监护权）。1978年真弓申请大学时，要么是父母离婚真的影响了她的录取，要么是离婚这件事确实污名化到让人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录取。

对比之下，现在我接触到的年轻人知道有污名存在，但很少亲身感受到歧视。比如，我问安藤有没有经历过离婚污名时，她笑了，说很少的。据她描述，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两人没有孩子且都有高薪工作。他俩2001年离婚时，都是30出头。安藤的薪水养活自己绰绰有余，离婚没有对生活质量造成任何影响，但让她在工作中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她是一名商业咨询师，有很多客户。如果离婚后她改回婚前姓氏，所有客户都会知道她离婚了，更别提同事们了。她不想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她离婚之后也没改姓，继续用安藤，只和办公室里最亲近的同事讲了事情经过。

但没过几星期，办公室里所有人就都知道了。虽然大家工作时候都很专业、很礼貌，但下班后聚餐喝醉了就开始调侃她。拍拍她的头，说：“你现在是个30岁的‘叉’了！一切都结束了，真的吗？”安藤说现在好些了，因为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离异女性，离婚都是因为工作繁重，难以找到“生活和工作间的平衡”。

安藤不仅会受到醉酒同事的调侃，在约会时也有潜在风险。虽然她不缺约会对象，但她得想好什么时候讲离婚的事。

我：离婚之后，你会觉得约会或者谈恋爱让人尴尬吗？

安藤：是的，有时很难进退自如。如果有个我喜欢的人，对他说出真实情况挺难的。如果我在约会，我会用“嗯，实际上……”开头，然后引出我离过婚这件事。我不想粗鲁地对待他。如果他只是一个朋友，我不会介意。但如果是有感觉的人，会很难。

安藤透露离婚经历的表达方式，不经意间佐证了戈夫曼对于污名的描述。戈夫曼的理论和安藤描述的如出一辙。戈夫曼认为，身受污名笼罩意味着时刻要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要展示吗？要提吗？要透露真实情况吗？还是撒个谎糊弄过去？每个问题都涉及何时、怎样、在哪、对谁说的方方面面。”安藤远不是唯一一个我知道用“实际上……”这个开头犹犹豫豫地表述离异状态的人。

近年来，很多离婚人士的群体，尤其是线上群体，创造了离婚新词汇，看上去很可能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起源。和改变其他污名词汇的努力相似，离异人士对于“叉叉”有不同见解。有人接纳这个说法，把它当成成熟的标志。有人则用“圈圈”代替“叉叉”来表示离异身份。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用“圈圈”来表示自己的婚姻状态。虽然符号上是一个小改变，但社会、情感和图像意义上，“圈圈”都是“叉叉”的反面。如果“叉叉”代表缺乏、错误、禁止、不可能等负面意义，那么“圈圈”正相反，代表认可、正确、适当等正面信息。（在图5中也可以看到用“圈圈”强调正面建议。）“圈圈”很像美国文化中的大拇指，离异人士想要通过圈圈来取得一般意义上的认可。虽然“圈圈”在网上和流行词汇中相当有存在感，但现实里除了自嘲以外，我没见人用这个词。

新型婚姻失败者

2003年酒井顺子出版了非虚构作品《“丧家犬”的呐喊》，深受读者喜爱。该作品用戏谑的口吻讨论离婚、污名以及亲密关系等话题。和英国小说《BJ单身日记》很像，这本书诙谐幽默且刻薄地给“丧家犬”提供了行动指南。“丧家犬”指的是那些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酒井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丧家犬”，在书中陈述了种种或明或暗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用亲密关系状态来谴责评判当代女性。在她的陈述中，“丧家犬”是更有趣的一群人。在书中酒井批判了“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的人，用婚姻状况将女性分成赢家和失败者的想法是愚蠢的”。“丧家犬”因为这本书而变成流行词汇，一大波媒体跟进讨论。我遇到很多人也喜欢讨论什么叫“赢家”，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上，什么叫“赢家”。

一个未婚年轻女士也说了和这本书相似的看法。她描述了“赢家”的通俗含义，同时也强调赢家概念本身的荒谬。据她描述，大众观念里女性赢家应在婚前有个好学历、好工作，然后和律师医生一类的成功人士结婚。最好丈夫上的是类似于庆应义塾一类的精英大学。（如果读者对日本学校不熟悉，可能没法立刻理解其中的语气。这位年轻女士是在讽刺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自视甚高。）女性赢家结婚并有两个完美小孩之后，就不应该工作了，而是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家庭的母亲。整个“赢家”定义的问题在于，婚姻决定一切，只有嫁得好，嫁给一个“赢家”丈夫，女性才是“赢家”。就像酒井在书中讥讽的那样，婚姻质量或者稳定与否，都不是“赢家”标准的一部分。酒井认为，未婚或者离婚与大众观念相反，是勇敢、自信、理性的证据。《“丧家犬”的呐喊》启发读者重新审视用亲密关系定义“赢家”“失败者”的鄙视链。

《“丧家犬”的呐喊》出版时，书中对于亲密关系鄙视链的讽刺与大众观点的变迁不谋而合，人们开始反思亲密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着怎样的影响。如果说在传统规范中，相比于未婚，已婚的人是“赢家”，那么在当代辩论中这种联系就没那么明确了。在日本，选择不婚、离婚、丁克的人群数量日增，越来越多的人在从前的标准下是失败者，但现在却不一定。原因在于，标准在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话里人们对于离婚愈发理解、认同的态度上。中青年对离婚的态度和老一辈人形成鲜明对比，离婚比很多其他选择好，而且也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般让人抬不起头。

我第一次听人说离婚比没结过婚好的时候，差点以为听错了。悦子三十多岁，活泼聪明也豁达，但不幸的是，她丈夫五年前去世了，她成了寡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想要给她介绍对象。（事与愿违，我丰富的离异知识没能转化成牵线搭桥的技能。）有一次，悦子和我在厨房里一起准备晚饭，一个朋友建议她去见某个男人，那人是个律师！听上去不错吧？我并不认识那个男的，但我认识这个朋友，而且听上去这个男的不错，至少可以见一面。悦子并不十分情愿，解释说她觉得那个男的说不定很奇怪。他已经47岁了，却从没结过婚。悦子觉得从没结过婚比单身更可怕，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结过婚然后又离了，看上去就正常多了，那至少意味着他可以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并且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从来没结过婚”可能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过亲密关系，单身如此之久，他可能是脾气太糟了，且不肯作出改变。悦子同意见面，但并不感到兴奋，他们见了一面之后便没了下文。悦子的直觉和偏好说明在各种关于亲密选择的讨论中，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梅：没想到贫困会来临

在本章开头提到过梅，她37岁，没想到生活会落到这步田地。她思想开明，很幽默，喜欢和人聊天。我们得以相识就是因为一个朋友去她工作的发廊理发时，她聊起了离婚经历。那个朋友立马把她介绍给我。梅对我也什么都说。我们能成为朋友一方面是因为她很幽默，另一方面是她需要人陪。老天爷知道人类学家缺啥都不缺时间，我们会一起参加音乐会，会边喝咖啡吃点心边聊电视节目，也会一起讨论她将来的出路。我认识她已经有十年了，目睹了她人生下行的整个过程。

我和梅刚认识时，她的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她没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梅在东京的郊区长大，从小就对时装和音乐感兴趣。上学期间，她常去城里，在原宿玩耍。原宿是个时髦的街区，每周日那里都变成步行街，大量青少年在此聚集。梅在这里遇见她的前夫，两人当时都16岁。他那时非常喜欢乡村摇滚风格的着装和音乐，梅非常欣赏他（80年代乡村摇滚风格还正当时）。他们很快成为密友，保持联系。两人22岁时开始谈恋爱，八年之后结婚。

梅在回想自己的经历时，看到了从前没注意到的线索和危险信号。她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她没有在婚前和丈夫一起生活过，不知道他的真实面孔。虽然他看上去很有趣，喜欢喝酒，但是他的家庭观念受家里人影响很深。他家所有人都用一种梅觉得“封建”的方式尊敬父亲，她丈夫也期待她这样对待自己。她丈夫在公共场合嘻嘻哈哈，但要求她表现得像个规规矩矩的传统妻子。梅觉得像是挂羊头卖狗肉，她做不到。婚后五年，两人在一起十二年之后，他们离婚了。梅虽然很生气当初没认清丈夫的真面目，但觉得离婚是正确的，很必要。

梅高中毕业之后，根据自己的兴趣考取了发型师资格证。她本可以找工作，在不同的发廊里打工，但她是个自由职业者，只是在发廊里租空位，需自己招揽生意。虽然她一直在同一家发廊干活，但她不是正式员工，所以也没有任何工资保证。梅和前夫在2001年离婚时，由于多种原因，没要经济支持。他俩没有孩子。两人一直都在工作，前夫其实也没什么钱。梅也想着离婚就是句号，不想有其他瓜葛。她挣的钱一直都过得去，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肯定没问题。

2003年我遇到梅时，她的日子就不轻松。到了2005年，境况愈发糟糕，恶化到了梅从来没设想过的地步。有段时间事事不顺，一下就暴露出她看似稳定的生活是多么的脆弱。开始是一个发廊房东偷了梅的钱，然后为了打掩护散播关于她的谣言。突然间，梅发现有关系的发廊都对她关上了门。她本来可以在东京找到另一家发廊，但那里的租位费太贵了，她负担不起。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不得不同时做四份兼职来支付在川越市的房租。她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中心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第一份兼职是在一个朋友的理发店帮忙剪头发，但并不经常做，因为朋友不收她租位费。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星期有四个客人，每人付4000日元（40美元）。第二份兼职是在夜店里做化妆师，一个星期工作两三晚。每星期大概有2万日元（200美元）的收入。第三份兼职是早上6点到10点，在一家全国连锁面包房做烘焙。每周三天，时薪是最低工资（673日元，不到7美元），一星期可以入账8000日元（80美元）。第四份兼职是走街串巷兜售男士假发。只有卖出去才有钱拿，但生意不好做。

梅几乎日日夜夜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风险，但收入并不是她唯一的烦恼。就像在引言部分中提到的那样，梅反复说过好几次，她想有男友。她特别想念肢体接触，并不是怀念性生活，只是想有触摸的感觉。2005年我们聊天时，梅已经两年没有和任何人约会了。她孤独、难过又迷惘，不明白自己怎么到了这步田地。用她的话说，“（生活）水准掉下去了”，既指整体状态、财富、阶层，也包括恋爱、友谊方面的落差。她说道：

离婚那会儿，我觉得“好吧，一切都完事了，我会好起来的”。但现在，我经济上很糟糕。日子太难了。我以前觉得什么都难不倒我。特别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我学英文的时候，说得不错。泰语也是。我出国玩，也能交到朋友。当然啦，在这儿也是。我去哪儿都和人相处得不错。一点不担心失败了的话该怎么办。但现在（生活）水准掉下去了，自尊心很低。所有事情都能吓到我。感觉什么都处理不好。

就像梅自己描述的这样，她曾经是一个自信、外向又有好奇心的人，喜欢交朋友，学习语言。没了稳定工作之后，她在几份兼职中疲于奔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没有自己的时间。工作上只是认真还不够，她还得一直找工作，找到了工作还要想办法延长工时，或者拉更多客户。就像竹山（Takeyama，2016）书中描写的那些需要和客户保持联系的公关一样，梅一直得和客户发短信，让客户记着她这个人，理发的时候找她，告诉他们现在她在哪家发廊工作。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无法长期驻扎在固定的发廊，收入不稳定，梅受到了很大打击，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变得更可怕了。

梅面对的种种问题在她开始第五份兼职时一起爆发了。这份兼职是在东京的一间酒吧里，梅得到这份工作时，激动地告诉我，雇佣她的铃木先生离过两次婚，现在结了第三次婚。在梅的描述中，铃木先生是个有趣的人，一定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但是直到我见到两人才发觉，现实情况好像不是那么回事：铃木先生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挺好；梅喜欢他，至少很喜欢博取他的关注。她一直讲她很需要男友，铃木先生在场时，我算是头一次看到那意味着什么。见到铃木之前，梅就跟我说他特别有趣，非常有吸引力，有“光晕”围绕。但在我看来，他就是个不错的调酒师，只要你一直买酒，他就会和你聊个不停。梅蹦蹦跳跳地跑去吧台，咯咯地笑个不停。你能看出她有多寂寞，多么渴望男性注意她。就像在引言中介绍的那样，我在田野调查中并不会评判人们在亲密关系上作出的选择。我的任务是理解为什么人们作出了某个决定，而不是质疑他们。但是那一晚不同，我差点破坏了自己的原则，因为看到我很在乎的朋友迷恋上了一个并不在意她的人，这实在太令人难受了。我想问她，“就他？”但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梅开始工作几星期之后，就和我说“光晕”消失了。在铃木先生手下工作，和当他的顾客、与他像朋友一样聊天，完全不是一码事。他对所有员工都很糟，要求他们早来晚走，中间不许休息。没有一个员工是开心的，大家都很害怕铃木先生。梅还发现铃木先生喜欢操控别人，专门雇属于弱势群体的人，比如移民或者离异女性。这些人迫切地需要工作，而且不会抱怨待遇。更要命的是，梅还没拿到任何收入。我试图说服她，一定要拿到工资，至少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发钱。她反过来安慰我说，酒吧里的工作和性服务行业的工作有类似之处，你不能期待着像一个正常工作一样按时领薪水。需要澄清的是，梅从没说过或暗示想要成为一个性工作者，她只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某些看上去不可理喻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她觉得我天真到以为在这种地方也可以按时领薪。也许我确实有点天真。

梅很清楚离婚之后生活上将面临的巨大变化，生活质量有可能会持续下跌。但她不知道哪一步走错了。她很难过，列出一长串失去的东西：

结婚以前，我可有魅力了。男人们总能注意到我。但现在呢，啥都没有。没工作，没人喜欢，没自信。真的啥都没有。

她的描述很明确：没有工作、男性注意力，也没有自信。她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连从前觉得人格中最重要的自信都失去了。梅在中低收入环境中长大，但现在滑入了“穷忙族”之列。有一次梅满不在乎地提到目前状况的严重后果。早年间她工作时还在交养老保险，但现在已经交不起了。日本的养老保险覆盖所有日本公民以及在日外籍人士，近年来因人口老龄化而日渐紧张。2005年时，每月需缴纳1万多日元（约100美元）的费用，梅肯定是付不起的。针对当前形势，梅作出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当下的贫困很可能给将来带来深远影响。

离婚的代价是否值得？

日本人离婚时依旧会面对污名困扰。即使年轻一代不那么关注离婚如何伤害到自己或者孩子的将来，但离婚仍然是需要解释、需要证明的一个概念范畴，相当扎眼。无论是醉酒同事开的玩笑，还是侮辱性的“删节线”称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离婚使隐形的社会规范现身。一旦脱离隐形规范，人们便会注意到你。

当代日本人对离婚最深的刻板印象是，离婚证明女性获得了主导地位。虽然很多人都这样看，但女性离婚后的现实是另一幅图景。离婚使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经济上的“赢家”和“失败者”的差距进一步增大。

然而即便真相如此，离婚到底好还是不好，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本章中介绍的所有女性都认为，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她们依旧会选择离婚。她们并不知道自己离婚后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她们选择离婚是因为想要自由、稳定的生活，以及生活上的多样可能性。也许有些人得到了，但是由于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存在，稳定非常难。就像梅令人感伤的叙述中提到的那样，离婚的艰难只在离婚后才显现出来，她变得更加胆小怕事，一切都变得难以承受，选择愈发受限。只有经历过，你才会知道离异后的日常生活会变得多么沟壑丛生。

（本文摘自艾莉森·阿列克西著《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徐翔宁、彭馨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