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年会在学校为本科生开一门印度通史的课程。这门课的第一讲我一般会以介绍德里老城的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作为开场。月光集市是围绕着德里老城红堡门前的主干道展开的。这条主街起自17世纪由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汗的妻子法泰普里（Fatehpuri）主持建造的一座清真寺。这座融合了波斯、阿富汗和印度等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之后便被命名为法泰普里清真寺（Fatehpuri Masjid）。清真寺的北边有一座缅甸式样的上座部佛教佛塔的遗址。沿着法泰普里清真寺往西走，我们则会看到希斯甘吉（Gurdwara Sis Ganj Sahib）锡克教的谒师所。在锡克谒师所的对面坐落着德里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中央浸信会（Central Baptist Church）。谒师所的西侧是一座印度教庙宇，其中供奉着湿婆神像以及一座据传有八百年历史的林伽。走到这条路的出口处，正对着红堡的是一座天衣派耆那教寺庙，这也是德里最为古老的耆那教的宗教建筑。通过介绍月光集市的这些宗教场所，我实际上是想要展现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印度，并引导学生对这些多元文化背后的历史产生兴趣。不过，在德里月光集市的多元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历史背后，触目惊心的腐败和不平等可能才是这个城市当下的底色。英国印裔作家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一书中尝试为我们解释这些腐败和不平等背后的机制，以及权力和资本是如何在德里这个地方改变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的。
德里月光集市，作者2018年摄
法泰普里清真寺，作者2016年摄
希斯甘吉锡克教谒师所
德里中央浸信会，作者2016年摄
印度教高里三喀庙，作者2016年摄
天衣派耆那教寺庙，作者2016年摄
拉纳·达斯古普塔：《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德里位于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的东部，恒河支流亚穆纳河贯穿全城。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该地区以天帝城（Indraprastha）的名称出现。这个城市之所以被称为“德里”，一说是因为公元前一世纪统治该地区的国王叫做“德里”，后世则以该国王的名字称呼此地；另一说则将其归因为中亚入侵者。中亚游牧民族将这个地区称为Dehali，意为“通往恒河平原的门户”，后世则根据其发音称其为德里。公元13世纪，来自阿富汗的突厥人入侵印度，并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延续三百年之久的德里苏丹国。在此期间，大量中亚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化、习俗被引入到德里。16世纪初，来自中亚并深受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教影响的莫卧儿人击败了德里苏丹国，在印度建立了庞大的莫卧儿帝国。公元1638年，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在德里建造了皇城“沙贾汗纳巴德”，并将帝国都城迁于此地。今天的德里老城就是在沙贾汗纳巴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开始统治德里这个城市时，他们发现这里的文化非常杂糅，远非西方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种简单的分类所能够诠释。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德里，北印度的文化和来自波斯、阿拉伯半岛、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德里文化，其核心则是乌尔都语。乌尔都语在发音和语法上都与印地语相近，但其书写则使用了波斯和阿拉伯字母。在莫卧儿和英国统治时期，乌尔都语成为德里上层政治和文化精英通用的语言。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使用乌尔都语进行通信和交际，甚至英国殖民官员也需要学习这种语言以融入当地社会。
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德里的那种以乌尔都语为纽带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共存文化被人为破坏了。为了确立自身民族特性，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消除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的影响。乌尔都语作为一种用穆斯林们的文字（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书写的语言则需要在这个以印度教徒为主体的新国家中被最大程度的边缘化。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乌尔都语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消失在了德里几乎所有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之后。
欧贝罗伊上校（Colonel Oberoi）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懂得和热爱乌尔都语书法和诗歌的德里人。欧贝罗伊出生在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省（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的一个印度教家庭。1947年印巴分治时，欧贝罗伊正在孟买进行军事训练，而他的家人还留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境内。欧贝罗伊的一位穆斯林同事照顾和保护了他的家人，并安排交通确保他们到达了印度境内。
欧贝罗伊一家后来在德里分到了一块专门供应给军人的土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房屋并定居了下来。欧贝罗伊会说六种不同的南亚语言，分别是西莱基语（Saraiki）、旁遮普语、印地语、英语、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对于他来说，乌尔都语是最有文学价值的语言。在欧贝罗伊的家中，堆满了他用乌尔都语写成的诗歌。
当被问及他对印巴分治以及穆斯林的看法时，欧贝罗伊说，“最开始，我非常恨。我是说，我们期望的是独立，得到的是什么？国家一分为二……我们服役的时候有行为准则。人民和国家的福祉优先，个人利益最后。这个誓言是写在我们军校墙壁上的。但是政治家不是那样的。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吊死了国家……我为什么要恨穆斯林？我和这些人一起长大，他们遭遇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情况。年轻的一代被教着去恨穆斯林。过去我们和穆斯林之间亲人般的关系现在没有了：年轻人听着恐怖的故事长大。但是我们爱这些人。”（166）
1947年的印巴分治迫使德里的大量穆斯林迁徙到巴基斯坦，而住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涌入德里。在人口交换的过程中，宗教族群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大约有一百万人死于印巴分治。在1947年，德里的人口增长了超过一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他们带来了旁遮普的财富、谋生之道、社会网络、食物、习俗和语言。而分治过程中所发生的宗教暴力也为这些新来到德里的难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苦难和仇恨记忆。可以说，印巴分治重新塑造了德里的文化。
在获得独立后的四十年间，印度的经济一直在尼赫鲁为其设计的框架中运行。尼赫鲁及其支持者认为印度不仅要在政治上摆脱英国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与英国所施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受到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工业发展经验的启发，尼赫鲁政府设计了一个高度国有化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都由国家专属专管，私有企业和外国投资受到了严格管控。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包括国大党的政客和大型家族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寻租和垄断获得了高额利润，其代价自然就是大众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低劣以及商品的稀缺。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的经济系统因为长期的封闭和低效而濒临崩溃，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提供紧急贷款，但前提条件是印度政府进行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在这场始于1991年的改革中，政府管制被全面放松，关税被降低，外资则被鼓励进入印度投资。在这种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环境中，德里在21世纪经历了一场蜕变。
最先带动德里经济起飞的行业是业务流程外包。在经济改革之后，一些欧美跨国企业将非核心业务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印度以节约成本。由于德里有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但又无法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外包业迅速在这个城市兴起了。悉达多（Siddhartha）来自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中产家庭。由于无法在经济凋零的加尔各答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抱着梦想于21世纪初来到了德里。他辗转了几个不同行业之后，最终找到了一份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外包工作，工作内容则是在德里时间的凌晨（即美国时间的白天）处理所有来自美国的保险理赔电话。从事外包工作的十年为悉达多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让他能够在德里郊区租下一整个公寓，并在加尔各答购地置业。然而悉达多既不信任也不认同那种带给他财富的国际化德里文化，他说“我绝不对和一个穿着露肩装来上班的女人结婚。一个女人不必暴露自己也可以非常有魅力。在加尔各答，你几乎很少看见女人穿着暴露。印度是有文化的国家，我们不是美国。印度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正在失去它。我们不再重视任何事。现在一切都来得太简单了，大家想的全都是花钱和找乐子。”（66）
在经济开放的二十年间，“女性应该恪守印度传统，不应该出外工作抛头露面”这种想法在德里得到了越来越多中产及富裕男性的支持。本书作者达斯古普塔发现将女性与印度传统的保存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出现在殖民地时期。由于印度精英男性为了在英殖民体系下生存不得不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和习俗，他们便把民族主义的责任强加在了女性身上。印度女性要代表印度人守护印度文化的纯正和延续。这种守护的责任需要女性待在家中，将家庭打造成一个能够抵御殖民文化入侵的堡垒。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守护印度传统文化不被西方文化侵蚀的重任又再一次被抛向女性。印度精英男性创造出了一种崇拜完美家庭妇女的“印度文化”，这种文化又暗含了对女性参与工作和公共活动的憎恶。
德里街头性暴力受害者的申诉，作者2018年摄
悉达多的外包公司在德里西南三十公里，位于哈里亚纳邦的古尔冈新区。古尔冈新区兴起的过程背后则是一个利润巨大且关系错综复杂的房地产故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跨国企业将其业务外包给印度私人企业，这些印度企业主开始寻找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用以最大化他们的利益。在政府中有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通过行贿的手段在德里郊区获得了廉价或者几乎免费的土地，并兴建办公楼和公寓。这些郊区的商业和民用住宅之后又以高价被卖给外包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商业和住宅区的形成进一步抬高了土地价格，并吸引了大量来自德里的黑钱。贪污的官员、毒贩、帮派头目等都趋之若鹜地将其不法所得投入到这些在德里郊外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同时，德里的新贵们也着手为自己打造奢华的宫殿。
上班高峰期从德里市区通往古尔冈新区的地铁，作者2016年摄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里周边的农田根据法规只能够用作农业活动，以确保农民的生计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给。然而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德里的富人们将目光转向了这些农田。一方面，这些农田的偏僻将富豪们与公众隔离开来，确保了他们的隐私；另一方面，获得这些农田土地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通过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富豪们很轻易的就能赶走土地上的农民并将其占为己有。之后，他们会在这些农田上大兴土木建造拥有游泳池、草坪、花园和大型车库的豪宅。在相关官员的庇护下，这些豪宅都以“农舍”的名义被政府部门批准。
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注意力的不仅是德里郊区的土地和农田，还包括了德里市区的贫民窟。德里城市的运作主要依靠人力车夫、菜贩、女佣、泥瓦匠、建筑工人这些社会底层的工作。由于无法负担房租，这些人大多住在城市的棚户区和贫民窟中。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德里开始兴建地铁，这样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北方邦、比哈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农村地区无法找到工作的人便大量涌入德里从事这些建筑工作。政府和工程承包商并不为这些工人提供住宿，因此他们开始在地铁沿线建造棚户。起初，这些棚户区只是一些铁皮屋的堆积，没有任何的基础设施，政府也对这些地方的居民不闻不问。住户们开始自己挖凿排水渠和水井、铺设街道、安排供电。但是，当地铁通车之后，地铁沿线的地价上涨。政府官员开始想收回棚户区的土地，并将其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以赚取高额利润。在二十一世纪初，德里市区的棚户区被认为是“影响市容和充斥着犯罪的”，因此政府开始对其进行强行拆除和搬迁。房地产开发商和黑社会打手在拆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承诺只要贫民窟的每户居民支付7000卢比（价值160美元），他们就可以在郊区获得一座新的房子。然而等待贫民窟居民们的却是德里外围空无一人的沼泽地。那里没有建好的新房，更没有政府承诺的医院、学校和公园。穷人的抗议被警察所镇压，他们的悲惨故事也没有主流媒体的报道，他们被遗忘在了德里的荒野之中自生自灭。
德里市区一处等待拆迁的居民区，作者2017年摄
自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使德里市政府在这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管理中逐渐隐退，不仅是穷人无法再寻求到政府的帮助，就连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也深受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城市的医疗服务系统。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德里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国有的。这些公立医院为居民提供廉价且有质量保证的服务。1990年代的改革之后，私立医院开始在德里兴起。这些私立医院几乎都是由德里的顶级富豪家族所控制。他们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城市中获得廉价的土地，并在其上建造医院。这些医院号称拥有公立医院没有的西方先进医疗设备，并能够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他们利用高薪挖空了公立医院的医生。但是，在私立医院，这些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盈利赚钱而非治病救人。因此，进入私立医院寻求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城市中产常常被医生要求进行毫无必要的重复检查和治疗。这些检查和治疗因为都在使用进口的设备和药品而变得昂贵无比。私立医院的医生们尽力让病人既无法快速康复亦无法快速死亡，从而好让病人的家属源源不断的支付医疗费用，直到他们无法承受或破产。另一方面，由于公立医院得到的政府资助越来越少，人才流失也越来越严重，德里的穷人们正在失去几乎所有的医疗保障。
德里的穷人们不仅无法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他们身体中的器官还成为了犯罪集团和私立医院眼中的财富。私立医院与很多器官贩卖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器官贩卖集团以暴力或者极为廉价的价格从穷人身体上取下器官，再供应给私立医院的医生们，这些医生则以高价将这些器官转卖给有需要的病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暴力的社会中，印度穷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印度前北方邦的首席部长马亚瓦提（Mayawati）的励志故事可能是一个答案。马亚瓦提出生于德里的一个达利特家庭。作为一名低种姓女性，马亚瓦提通过宣称自己代表印度受压迫的底层人民并致力于为他们的权利奋斗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她于1993年当选为北方邦首席部长，成为了印度首位低种姓出身的女性首席部长。在她成为印度政治明星的过程中，马亚瓦提被指控收取了大量非法政治献金，并在成为首席部长后涉嫌多宗贪腐案。马亚瓦提的个人巨额财富（她在2007至2008年缴纳了约合34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也引起了公众对于她借助政治活动敛财的担忧。从马亚瓦提的例子可以看出，对于印度的穷人来说，投身政治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致富之途。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需要来自底层的政治明星为其装点门面，因此也特意为这些边缘群体预留了配额和机会。但是，当边缘群体中的一员获得了政治资本，他们所思考的便不再是像他们承诺给选民的那样——去打破腐败和不平等的制度，而是去为自己和家人获得他们所批判和挑战的那些上层人所拥有的特权。因此，对于那些阶层跃升成功的穷人来说，他们更不愿意看到阶层区隔的消失和真正民主的实现。反之，他们试图去捍卫那种既已形成的不平等体系，并享受他们以往梦寐以求却又求之不得的那种凌驾于他人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和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新兴国家的首都，德里被印度政府寄予厚望。印度一直在寻找机会来向全世界展示德里的现代、繁荣和潜力。2010年在德里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为了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游客，印度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这些工程中充满了腐败和权钱交易。德里的权贵家族通过政治关系和贿赂轻易地取得基建工程的项目。他们再用高价将这些项目分包给次一级的工程承包商。承包商们则以最为潦草敷衍的态度对待这些工程，并通过偷工减料和克扣工人工资来减少成本。在英联邦运动会结束两年之后，本书作者达斯古普塔发现所有的这些赶工完成的工程都已经破败不堪，“在主要路段中间，大量新建的隔离墙已经破损，倒在路面上。体育馆生锈的屋顶也在往下掉，停车场破破烂烂、空空荡荡…当时种了几千棵树，可这些树枯萎已久，好像本来就没打算用到运动会以后。”（21）实际上，在今天的德里，路边随处可见的破败基建是这个城市在经济自由化时代被腐败吞噬的最好证据——为穷人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尚未完工外墙就已经出现裂痕；刚建好一个月的道路则处处可见凹陷的水坑；高架桥上的劣质水泥时不时的向下掉落。
为英联邦运动会新建的轻轨，作者2016年摄
在日常经历着德里的这种混乱局面时，一位中产阶级的居民解释说，“一切都是故意的！印度一半的混乱都是官僚系统故意的策略。因为如果事情都很有效率，就没理由要付钱贿赂了。”（287）同时，一位居住在德里富人区的富豪却说，“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到处都能看到稀缺。腐败很严重——你得非常努力工作——但是这是一派伟大的景象。”（333）
上述两位所描述的都是真实的德里。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一个多元文化的德里是如何经历了印巴分治所带来的劫难。后殖民时期的政府野心勃勃，试图打造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却最终让国家积贫积弱。当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新秩序主宰了德里之后，政商贪腐、经济上的极度不平等、针对穷人、边缘族群和女性的暴力、以及环境恶化等议题像乌云一样持续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21世纪德里的肖像在这些乌云中也愈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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