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故事家”与“地方风景的记录人”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

在文学史家对沈从文的各种评价和定位中，也许他本人最为认同和乐见的是叶圣陶所谓的“美妙的故事家”；而沈从文一生中也有几个著名的自我定位，其中之一就是想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

“美妙的故事家”

沈从文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会讲故事的人。现代女作家苏雪林在1934年创作的《沈从文论》中即称沈从文“原是个‘说故事的人’”。叶圣陶在给沈从文的作品集《春灯集》《黑凤集》所写的广告词中也称“作者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沈从文从此以“说故事的人”的形象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领风骚。而这个说故事的人的形象集中反映在他大量的关于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因此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

沈从文1923年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按照他在西南联大的弟子汪曾祺的说法，“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沈从文传》汪序）。而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创作，以近乎竭泽而渔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湘西经验和记忆，大都具有一个回溯性的叙事结构，也反映了一个独孤的“北漂”对故乡和亲友的追忆和眷恋。小说多采用速写体，有原生态的意味，但是小说技术还有极大的上升空间。

到了1929年前后，沈从文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在小说中讲湘西传奇和猎奇故事的写作方式，他的一系列更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迅速走红文坛，在几年中创作了如《柏子》《丈夫》《龙朱》《黔小景》《三三》《静》《月下小景》《扇陀》《爱欲》《慷慨的王子》《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也奠定了沈从文作为“短篇小说之王”的历史地位。而中篇小说《边城》则标志着一个大作家沈从文的诞生。

《边城》在1934年的问世，也使沈从文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经典。上世纪末千禧年即将来临之际，《亚洲周刊》组织全球华人知名学者评选二十世纪华语小说百部经典，《边城》赫然被排在第二位，沈从文的地位也因此得到确认和确证。而《边城》也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隅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汪曾祺认为：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在汪曾祺的理解中，“边城”世界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在与大城市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之中获得的是时间和文化意义上的自足性。作家林斤澜也曾经这样言说沈从文及其《边城》：“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澜看来，边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

关于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核心动机和作品主题的阐释，文学史家和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客观上也说明了《边城》作为一部经典所内涵的意蕴的丰富性。而研究界一个基本共识是：沈从文在湘西书写中延续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母题，《边城》堪称是现代中国所能生成的一个世外桃源，是沈从文向源远流长的牧歌文化传统致敬的产物。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认为，如果把“边城”看成一个文化隐喻，背后就喻指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而“边城”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也由此与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大相径庭。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落后的需要改造国民性的乡土中国，那么沈从文则企图以其一己之力在《边城》中为读者和世界呈现一个正面的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

《边城》也是一部让人感到怅惘和悲伤的小说，善良的读者很少不被《边城》的悲剧结局打动，进而体悟到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朴、善良、美好的天性，但都难以逃脱某种“天命”的掌控。而沈从文似乎更愿意把悲剧的起因归于小说人物之间的种种误解，把根源归为一种人事无法左右的天意，由此也体现出作者所受到的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沈从文自己就称《边城》是一座希腊小庙，其底座由“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构成。而翠翠和爷爷都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塑造的理想人物，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情怀。由此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沈从文自称是“最后一个浪漫派”。

这种浪漫气质在沈从文的笔下还表现为对神话故事的追寻。他热衷的神话题材一方面富含边民的原始生命力，尤其积淀了楚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渊源，另一方面也氤氲着浓郁的浪漫气息，构成了沈从文所追求的神性的主要载体。如《月下小景》诸篇就直接改写自佛经，《龙朱》写的是苗族的传说故事，《媚金、豹子与那羊》则直接以民族神话为题材。这也使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少有的书写神话的作家，而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有一种神话的品质。沈从文的现代意识体现在他一方面试图挽留这个神话，另一方面又预见到了湘西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边城》结尾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暴风雨之夜倒掉了，它的倒塌预示了田园牧歌的必然终结，这就是现代神话在本质上的虚构的属性。作家李锐说：

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强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示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李锐：《另一种纪念》，《读书》1998年第二期）

与《边城》同时期直至1937年前后，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也迎来了高峰期，他创作了大量书写湘西的经典。对都市读者来说，沈从文这些讲述湘西偏远一隅陌生和新奇的故事，给他们造成一种遥远感，这种遥远感一方面来自湘西偏僻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方面来自沈从文陌生化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个时期沈从文的讲故事本领也印证了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一文中所引用德国的谚语“远行者必会讲故事”，这句著名谚语强调的正是遥远本身带给故事的距离感和传奇性。

成熟期沈从文的小说大都借助于作为讲故事人的叙事者的形象，去精心营造一个疏离和封闭的环境，比如在《月下小景》系列故事中，沈从文就营造了一个《十日谈》式的故事语境，地点在偏僻的西藏金狼旅店，来自远方的各种各样的旅客讲述自己遭遇的或者听来的千奇百怪的故事。另一篇小说《夜》中描述的几个士兵围着火堆，在漫漫长夜轮流讲故事的具体环境也构成了这种故事创生语境的范例。沈从文的小说精心营造的一个个原生态的故事创生语境，都与都市读者拉开了审美距离。这使得沈从文的小说气氛中携带着一种神奇的诗意效果，而其诗意正生成于说故事人所生成的陌生化和距离感。

沈从文是少有的“文体家”，他对小说形式鲜明的自觉意识，也正体现在于故事中寄寓着诗意的冲动。沈从文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研究者们或概括为诗化小说，或称为抒情小说，前者强调小说文体的诗意特征，后者则注重小说中涵容的情感意绪。他的成熟时期的小说尤其善于造境，比如《边城》中写翠翠梦里听到傩送在山崖上为她唱歌一段：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

揉情感、幻境、想象、联想于一体，字里行间则灌注着流动的意绪，是沈从文的抒情韵致的典范。

小说《黔小景》《黄昏》《三三》《静》《新与旧》等都显示出沈从文融汇诗意与叙述于一炉的高超技巧，标志了沈从文卓然大家的素质。譬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突出强调的，即是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tive capability）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上述分析，把文体风格与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沈从文写实的才华，短短的一段叙述中蕴含着多层次的视角，堪称完美地概括了沈从文的“牧歌式文体”的丰富意蕴。《新与旧》也是沈从文短篇小说技艺巅峰期的代表作，它叙述的是一个刽子手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价值错位的故事。小说上下两部分的开头都有“编年史”式的时间标示（“光绪某年”与“民国十八年”），两个时间标示暗示着“传统”和“现代”的界分。尤其是后一个时间直接表征着小说题旨中所谓“新”的一维。然而当沈从文把这两个时间所统领的叙事桥段并置在同一个文本中之后，所生成的意图却发生了偏转，新与旧的对垒被打破了，两者间价值内涵的对立也趋于消解。这使《新与旧》如同《边城》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寓言，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打破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瓦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性图景，是一个难得的文本。

沈从文也同时是“说故事”传统之消亡的见证者。他的小说《说故事人的故事》中“说故事人”的“死”因此象征着说故事时代的终结，也可以看做是沈从文借此思考故事范畴以及故事之消亡的作品。当沈从文的故事理念到了《新与旧》时期达到了一个顶点之后，这类讲故事的小说逐渐难以为继，沈从文自己也抵达了本雅明描绘的现代文明中“孤独的个人”的生存境地。到了四十年代，沈从文着迷于对孤独生命个体的抽象之境的探索，小说和散文多可以看成是作者孤独生命的呓想，一个讲故事的人也就逐渐寿终正寝。

如果继续追踪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如《看虹录》《摘星录》《雪晴》等，就可以捕捉到一个藏有许多故事的乡下人是怎样从偏僻的乡土一隅闯到现代都市，逐渐在大学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美妙的故事家”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地方风景的记录人”

除了自认为“乡下人”和“最后一个浪漫派”之外，沈从文另一个著名的自我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他也的确在一系列散文书写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尤其是《湘行散记》《湘西》以及作为《湘行散记》创作素材的《湘行书简》，都可以纳入沈从文缔造湘西世界的整体规划中。

《湘行散记》可以说是沈从文最优美的散文创作，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与《湘行书简》对读。《湘行散记》的抒情性和个人性也可以在《湘行书简》中找到源头。

1934年年初，因母亲病危，离开湘西已十几年的沈从文第一次踏上回乡的旅程。从北平经长沙到桃源后，由于1935年2月才开始修建的湘黔公路还没有开工，沈从文只能雇一只小船沿着沅水逆流而上，六天后抵沅陵，又在船上度过五天才抵达老家凤凰。一路上，沈从文在观照山水风景的同时，也给新婚夫人张兆和写下大量书信，是为《湘行书简》。而《湘行散记》即以书信为基础整理加工增补而成。

《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或许是作者对故乡河流的倾情书写：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

对“水”的长久凝视使沈从文忽然发现心灵被爱充满，这种大爱进而泛化到世界和人类上面。故乡的河水因此启发了沈从文的博爱，而心中充盈博大之爱的人往往如沈从文所说，是“软弱得很”的。读者可能还会联想到孔夫子那句著名的“智者乐水”，河水也的确使沈从文“彻悟”，从中获得的是“智慧”。

而“水”带给沈从文最多的，无疑是创作灵感。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一文中，沈从文这样谈到故乡的河流：

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对作家而言，有一条影响自己一生的河流无异于上天最好的馈赠，读者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会真切地感受到，“河水”构成的不仅是写作背景和环境，也决定了作家的灵感来源甚至作品的美学风格。

故乡的水既带给了沈从文博爱、智慧和文学灵感，也给他的创作带来地域色彩。正是通过这条沅水，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与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联系在一起。两千年前，屈原曾在这条河边写下神奇瑰丽的《九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地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及此后的《湘西》，同样生动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当我们试图回眸寻找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现代叙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在沈从文成长的年代，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尚是一块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等外来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乡土世界和“地方风景”，在外人眼里，就不免是陌生而新鲜的，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沈从文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的姿态在文学中缔造独属于自己的湘西世界，就像美国学者、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所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正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执著，在《湘行散记》一类关于湘西的书写中，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最后的背影。

如果说此前沈从文在大批量的小说创作中对湘西的书写，靠的是他对故乡的记忆和印象，那么1934年回乡，既是对故乡充满感情的忆恋回眸，同时也是清明而理性的现实之旅。《湘行散记》中的贯穿话题之一是“常”与“变”。沈从文在对湘西的“常”进行观照的同时，也发现了“变”的一面。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田园诗情、淳朴民风、自然人性依旧存在于湘西的自然与人事之中，似乎与历史的进程毫无关联，这即是沈从文从故乡感受到的“常态”的一面；另一方面，却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人的堕落，传统道德的丧失。诚如沈从文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所说：

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

《湘行散记》中的《桃源与沅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等篇也同样隐含着对纯朴的文明日渐“堕落”的隐忧。《箱子岩》《虎雏再遇记》等篇传达的则是对故乡人原始生命力终将失落的预感。而当沈从文真正深入到湘西生活的内部，直面故乡人生存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湘西更本真的一面，看到生存世界的悲哀与残酷，由此便“触摸到沈从文内心的沉忧隐痛”，以及朱光潜所概括的“那处于现代文明包围中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

《湘行散记》因此展现了变动中的历史忧虑，也促使沈从文产生了一种生命的冲动，想如当年屈原那样，重新做一个地方的“风景记录人”，并重造民族灵魂与乡土文化。这些追求，都贯穿在作者回乡之旅的体验和观察之中，使《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作者的思绪在记忆和现实的双重时空中不断闪回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思考湘西远景的未来性。这种“未来性”的维度将在此后的《湘西》中得以进一步生成。

《湘行书简》虽然是即时创作的书信，但也体现出一个成名作家的文学自觉，也堪称是最纯粹的文学创作，融记叙与抒情于一体，连同《湘行散记》，进一步实践着沈从文在小说里就大量运用的夹叙夹议的笔法，而在议论的部分则更进退裕如地思考关于历史和生命的哲理命题，同时缔造了一种《湘行散记》中特有的抒情性诗化文体，具有一种动人的品质：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是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叫嚷。甚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此后固执而又柔和的声音，将在我耳边永远不会消失。我觉得忧郁起来了。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鸭窠围的夜》）

流淌在文字中的是忧郁的诗情，这是沈从文把一己体验投入到大千世界之中的结果，构成其底蕴的，是作家的深切的同情和悲悯。

沈从文1934年的这次归乡只在凤凰待了几天的时间，却留下了《湘行散记》这部现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再次回到湘西老家，并有一段与故乡和故乡人零距离接触的时光，也催生了连载于1938年下半年香港《大公报》的散文集《湘西》。

《湘西》虽然有不少篇幅取材于《湘行散记》，或者是对《湘行散记》的改写，但身处抗战时空的沈从文也淡化了《湘行散记》中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地方志和民族志的成分，更是乡土写实，也因此可能给读者呈现的是更逼真的湘西世界。从篇目就可以看出，《湘行散记》中大半篇目是以人为标题，到了《湘西》则基本上以地名为题，更加凸显了对地理环境和民俗民风的状写。

与《湘行散记》比照，《湘西》进一步触及了“现代”对湘西一隅的冲击。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长河》题记中，沈从文也表达了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相似的忧虑：“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这是对现代冲击下乡土生存方式的隐忧，也是对“现代”本身的反思。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构成了《湘西》的一个内在主题。

另一方面，《湘西》也透露出沈从文战时的国家民族意识，表现出的是对国家认同的一面。即使从湘西社会的现实层面考虑，对“国家”的认同也是保证自身安全乃至生存的一种策略。到了1981年沈从文仍在说：“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沈从文散文选〉题记》）这种“国家”意识与写作《湘西》的抗战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回乡不久，沈从文就将“同乡文武大老”（湘西沅陵行署第一届主任、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和苗民领袖龙云飞）请到家中恳谈，“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散文选译〉序》）。1938年冬，沈从文还致信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提醒他们“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湘西》的书写一方面在延续对地方风景的传达和再现的同时，也渗透了战争年代的国家视角，《湘西》也因此呈现出地方书写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湘西》的这种多重面向，在沈从文1947年为李震一创作的报告文学《湖南的西北角》所写的序中也得到了印证：

我还应当为地方为国家作点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写了一本小书，名叫《湘西》，对地方各方面略加说明，希望家乡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气氛的形成，在当时，实比任何事情还重要。

作为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沈从文，在《湘西》中试图“调和”的是地方、民族与国家三位一体的历史图景，而“一派祥和气氛”，既是政治感觉，也是作品风格，进而标志着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迈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在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顾他的一生，作为“美妙的故事家”与“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两种形象越发清晰可辨，进而有望穿越遥远的岁月，在未来读者那里积淀成更具经典性的历史定位。